西北革命根據地

一、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惟一僅存得比較完整的一塊根據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依靠自己創建的武裝力量，高舉土地革命的旗幟，堅持武裝鬥爭，在大江南北的廣大農村先後開闢了如井岡山、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多塊根據地。可是，一個時期的中央領導工作在“左”傾冒險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主持下，蘇區黨的組織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殆盡。在國民黨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中，各根據地紅軍被迫先後撤離，進行戰略轉移。西北革命根據地在劉志丹、高崗、謝子長、饒漱石、習仲勛、馬明方等人的領導下，抵制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帶領軍民從實際出發，執行正確的方針政策，貫徹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粉碎了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圍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在鼎盛時期，西北革命根據地東臨黃河之濱，西迄六盤山下，北到長城，南至橋山，曾建立陝甘邊、陝北、陝甘晉省，神府、關中特區等及所屬53個縣蘇維埃政府，成為比較完整的一塊較大的根據地。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開始戰略大轉移，進行長征。這次戰略行動的決策者事前心中並沒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長征中，中央政治局曾幾次召開會議討論落腳點的問題，有的沒有定論，有的雖然決定了方向和目標，但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未能實現。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到達甘肅岷縣的哈達鋪。根據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陝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到陝北去。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把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長征以來，這個一直困擾中央的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當紅軍行進到有陝甘分界碑的六盤山頂時，毛澤東高興地說：“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避免了國民黨軍接連不斷的堵截追擊，結束了長途跋涉。從此，開始了中國革命新的歷史時期。

二、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後期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是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心

從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至1937年2月，西北革命根據地就成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先後駐吳起鎮（今吳起縣）、甘泉縣下寺灣、瓦窯堡（今子長縣）、保安（今志丹縣），1937年1月13日進駐延安。在這裡領導和指揮西北革命及全國各路紅軍突圍長征。1935年9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長征首先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延川永坪鎮，與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西北紅軍合併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拉開了全國紅軍會師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序幕。11月6日，中央紅軍與紅十五軍團會師於甘泉縣象鼻子灣。1936年9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到達甘肅南部。在西北根據地軍民的策應和大力支持下，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22日，紅二方面軍的紅二軍團在靜寧將台堡，23日，紅六軍團在興隆鎮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全國各路紅軍主力匯聚西北革命根據地。西北革命根據地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大本營和全國革命的領導中心。

三、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完整系統形成和成功實踐的基地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西北革命根據地就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這時，這裡發生的一切，無論是從時空或地點來看，都與西北革命根據地不無關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完整系統的形成和成功實踐也是如此。“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后，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制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著黨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強大群眾鬥爭。這時的鬥爭目標一方面是號召民眾動員起來，積極參加抗日；一方面是揭露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投降賣國行徑，總的方針和口號是“反蔣抗日”。中共中央到達陝北還不到兩個月，就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心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在新形勢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瓦窯堡會議是統一戰線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完整系統理論和正確方針政策的形成。1936年5月，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中央機關駐地瓦窯堡，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並與當時進攻紅軍的國民黨東北軍和西北軍實現了停戰。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已由“反蔣抗日”發展到聯合各階層、各階級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逼蔣抗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迫使國民黨停止內戰。“七七事變”爆發后的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新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這個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等進步力量，而且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部分地方實力派和其他愛國分子等中間力量，還包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頑固派，確定了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和獨立自主的原則，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執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對消極抗日的反共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原則、方針、政策等，都是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形成和施行的，在這裡得到了成功的實踐。

中共中央根據新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制定的新政策，或對過去所執行政策的修改和調整，也都是首先在西北革命根據地試行和執行的，有些是在這裡取得經驗後向其它根據地推廣或提供借鑒的。

四、西北革命根據地軍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牽制了國民黨大量軍隊，策應各路紅軍的戰略轉移。中央紅軍長征后，國民黨蔣介石在調集兵力圍堵追擊的同時，又調集軍隊“圍剿”西北革命根據地，致使其戰線拉長，南北不顧。1935年2月，蔣介石調集26個團的兵力，對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根據地紅軍在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下，經過十多次戰鬥，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六座縣城，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當年7月，蔣介石又調集閻錫山、高桂滋、井岳秀、馬鴻逵等部15萬人，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妄圖一舉摧毀根據地消滅西北紅軍，使長征中的各路紅軍無立足之地。在劉志丹指揮下，西北紅軍先後取得綏德縣老君殿、吳堡縣慕家原寨子、定仙墕、橫山等戰鬥的勝利。給進犯之敵以重創，使晉軍龜縮在黃河東岸，不敢西犯。西北根據地的反“圍剿”戰爭，牽制了國民黨大量兵力，客觀上起到了減輕各路紅軍在長征中的壓力，策應紅軍戰略轉移的積極作用。

壯大了革命武裝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前夕，根據地的正規紅軍部隊已發展到5000多人，各路游擊師、游擊縱隊、支隊總數已達4000多人，與紅二十五軍合編后的紅十五軍團，正規紅軍近萬人。紅軍和游擊隊的裝備已有很大改善，戰略戰術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為了擴大和鞏固根據地，人民踴躍參加紅軍。1936年初，陝北省根據中央《關於猛烈擴大紅軍的指示》，接受中央下達招收新兵7000名的任務，僅三個月時間，就有9000多人應徵入伍。富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招收1000多人參加紅軍，陝甘軍委軍事部派人組織成立獨立團，后編入紅二十九軍。短短几個月，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就達到三萬多人，僅渡黃河東征的正規紅軍就有1.4萬多人。這支武裝力量與後來的紅二、四方面軍會合，成為抗日的急先鋒、中華民族的精英。

西北革命根據地在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和培養下，湧現出了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如習仲勛、馬明方、馬文瑞、閻紅彥等。為黨和國家培養造就了一批高級幹部。他們不但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豐功偉績，而且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優良的傳統為後來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礎。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根據地形成了優良的傳統，如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精神。根據地和紅軍的領導者能夠抵制“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從實際出發，制定方針政策。他們領導群眾在土改中，對地主不搞肉體消滅，給富農以出路；在軍事戰略上，堅持農村割據，開展游擊戰爭，不攻打大城市；在統戰工作中，團結國民黨中的愛國人士，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們提出創建自己武裝的三種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爭取國民黨軍隊及地方民團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裝的爭取工作）、紅色的（創建工農武裝）。紅軍長期轉戰深山老林，餐風宿露，經常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黨政軍人員，沒有房住，自己動手挖窯洞、造土炕。為了減輕人民負擔，自己動手開荒種地。又如堅定的信仰，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根據地主要創建者謝子長先後參與領導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到國民黨軍中做兵運工作，失敗了，重新起來再干，毫不氣餒、動搖。全家有11人參加革命，9人犧牲，剩下老少寡婦6人繼續革命不灰心。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的王泰吉，在領導麟游起義、參加渭華起義失敗后，曾兩度被國民黨當局關押，他在臨刑前賦詩：“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實踐作先鋒，遺囑同志莫顧慮，宇宙將來到處紅。”再如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精神。根據地主要創建者劉志丹，曾多次受“左”傾錯誤領導人的排擠、打擊，幾次降職以至降為普通一兵。曾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的張秀山、紅軍陝北第三團團長王兆相、中共神府特委組織部長毛鳳翔三人的父親在土改中被錯殺，但他們都以大局為重，毫不計較個人恩怨，堅持繼續革命不動搖，為黨為人民作出了重要貢獻。所有這些，都為後來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西北革命根據地雖地域偏僻、土瘠民貧，但人民還是節衣縮食，千方百計為中央紅軍籌糧、籌款，各方動員做好戰地勤務工作。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吳起鎮農民捐糧2.5萬斤、豬羊50多頭只，幾千斤羊毛和成百匹布。陝北省籌糧970餘石，赤源縣籌款1600多元。群眾爭先恐後地把傷員接回自己家裡療養，僅赤源縣六區一次就安置傷員200多名。在直羅鎮戰役中，富縣和中宜縣就組織了數百副擔架轉送傷員和軍用物資。紅軍東征時，僅綏德、清澗兩縣就在20天內造船60多隻，延水縣出擔架1000多副、馱畜800多頭。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僅4個多月，陝北省婦女就做軍鞋8486雙、襪子553雙，延川縣在4天內就趕縫軍服3000多套。根據地內軍愛民，民擁軍，軍民親如一家人的感人場面，隨處可見，譜寫出了一曲曲動人的凱歌。“千家萬戶把門開，快把親人迎進來，熱騰騰的油糕擺上桌，滾滾的米酒捧給親人喝……”這首《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的陝北民歌，就是當時情景的真實寫照，至今流傳，經久不衰，成為後來不斷開展“雙擁”工作的光輝典範。

為根據地的創建和迎接中央的到來，作出了英勇的犧牲與無私的奉獻。根據地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屢遭國民黨軍和反動民團的圍攻，根據地內游擊隊和紅軍的指戰員們不怕流血犧牲，英勇抵抗。為反擊敵人“圍剿”保衛根據地犧牲的指戰員和革命群眾數以千計，其中突出的代表有謝子長、劉志丹、李妙齋、楊森、黃甦、鍾學高、謝紹安、楊重遠、白明善、王兆卿、畢維舟、謝維俊、周冬至、王滿堂等。西北革命根據地人民不會忘記這些長眠於黃土高原的英雄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