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理論

後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被他的追隨者發展成為當代西方眾多經濟學理論的兩個分支一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為將技術進步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主要成果就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二是側重研究技術創新的擴散和技術創新的“軌道”“範式”等理論問題。從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至今已有將近100年的時間．這期間有眾多學者對技術創新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有特色的理論。但是由於這些研究的出發點和前提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再加上技術創新是一個設計面廣。影響很大十分複雜的過程．所以至今各專家學者以及研究機構對“技術創新概念的定義莫衷一是。

1、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羅（Robert Solow)於1956年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該經濟使用兩類投入(資本和勞動)生產一種均質產品．首先假定技術保持不變．集中考察資本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資本累計模型)。

(2)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1986年羅默(Paul·Romer)在《收益增長和長期增長》中，提出了一個與收益遞減的傳統模型不同的收益遞增的增長模型。他把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的內生變數和知識積累的結果認為知識積累才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

在羅默的模型里．知識被分解為一般知識和專業知識。一般知識產生經濟外部性．使所有企業都能獲得規模收益．專業知識則產生經濟內部效應．給個別企業帶來壟斷利潤．從而為這些企業提供了研究與開發的基金和內在的動力。因此，知識作為一種內生的獨立因素不僅可以使知識本身產生遞增收益，而且使資本、勞動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這就為經濟的長期增長提供了條件。技術與眾不同的一個特點在於它是公共品，產出這種技術發明的費用昂貴，但複製它很廉價。

新增長理論的貢獻在手改變了我們關於增長途徑的思維方式。如果技術水平的不同是導致各國生活水平的差異的主要原因．並且假定技術知識是一個可以生產出來的要素，那麼需要著重研究的方面就有：國家怎樣才能提高技術水平？怎樣有效的進行技術的轉移、擴散和增值等。這就引發了有關國家創新系統的探索。

2、技術創新的”軌道和範式“

(1）從線性範式到網路範式

2O世紀7O年代，在熊彼特的影響下形成了創新研究的”線性範式“。該範式認為技術創新一般經歷發明一開發一設計一中試一生產一銷售等簡單的線性過程．局限於單個企業內部的技術過程。後來的研究發現外部的信息交換及協調對於創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克服單個企業技術創新時的能力局限．降低創新活動中的技術和市場不確定性。此後．創新研究的視野從單個企業內部轉向企業與外部環境的聯繫和互動．導致網路範式的興起。阿歇姆(Asheim T．1998)對線性範式與網路範式的特徵進行了比較。

(2)區域創新與集群創新

”網路範式”最初應用在國家層面，形成了”國家創新系統”理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經濟意義上的”國家狀態”日益讓位於“區域狀態”．區域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利益體．關鍵的商業聯繫集中於區域範圍內。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創新網路的成效似乎跟創新主體的空間分佈有很大的關係．地方化的創新網路似乎比跨國技術聯盟更能持久。原因是地理鄰近帶來了可以維持並強化創新網路的支撐因素．如文化認同和相互信任等(Baptista and Swann．1998)。

當創新系統研究發展到區域創新階段．已經開始與產業集群的研究結合起來了。從概念界定上看，區域創新系統和集群創新系統都建立在產業集群的基礎上。羅斯菲爾德(Rosefield．1997)認為．區域創新系統可以首先通過區域集群定義來界定，也就是地理上的相對集中的相互獨立的企業群：阿歇姆(Asheim．2002)認為區域創新系統就是由支撐機構環繞的區域集群。從這兩個概念的語義學者對它們的界定可以看出．區域創新系統和集群創新系統主要存在兩點區別．一是前者的產業可能是比較分散．不一定是集中於某一產業，而後者主要集中於某一產業，二是從地域範圍來看．前者的範圍可能彈性比較大．而後者的範圍往往比較小。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提出之後，由於受到同時期的“凱恩斯革命”的理論影響，並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以後，許多國家的經濟出現了長達近20年的高速增長“黃金期”，這一現象已不能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加以簡單解釋。西方學者對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係產生了興趣並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從而使技術創新理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縱觀技術創新理論的發展，可以將對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制度創新學派和國家創新系統學派等四個學派。

一、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

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以索洛(R．Solow)等人為代表，運用了新古典生產函數原理，表明經濟增長率取決於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以及隨時間變化的技術創新。他區分出經濟增長的兩種不同來源：一是由要素數量增加而產生的“增長效應”，二是因要素技術水平提高而產生的“水平效應”的經濟增長。在《在資本化過程中的創新：對熊彼特理論的述評》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創新成立的兩個條件，即新思想的來源和以後階段的實現和發展。這種“兩步論”被認為是技術創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

1957年，索洛在其發表的《技術進步與總生產函數》一文中，推算出l909—1949年間美國製造業總產出中約有88%應歸功於技術進步，索洛殘差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在繼續深入研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同時，新古典學派還開展了技術創新中政府干預作用的研究，提出當市場對技術創新的供給、需求等方面出現失效時，或技術創新資源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時，政府應當採取金融、稅收、法律以及政府採購等間接調控手段，對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干預，以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的促進和帶動作用。

新古典理論仍採用正統經濟理論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術變化和創新處於時時動態的經濟現實，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發展中技術和制度的作用及其發揮作用的方式。為了儘可能接近並反映現實世界，自然不應該抽象掉對於制度和技術研究至關重要的動態特性，制度與技術經濟理論研究必須以演化的、發展的眼光，對制度和技術的動態性及創新、變遷的過程予以特別關注，才能使得該理論在更加科學的方向上得以不斷推進和突破。因此，對於一些重大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如決定企業生產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麼，決定企業間生產率差異的因素又是什麼，新技術的產生、篩選、擴散過程怎樣，仍未能給予充分的回答，這說明新古典理論與現實存在嚴重脫節。另外，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是將技術創新過程看成一個“黑箱”(black box)，他們本身並不關心這個黑箱內部的運作，這與將技術創新作為一個過程進行研究，研究“黑箱”內部運作機制的新熊彼特學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技術創新的新熊彼特學派

新熊彼特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愛德溫·曼斯菲爾德、莫爾頓·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們秉承經濟分析的熊彼特傳統，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將技術創新視為一個相互作用的複雜過程，重視對“黑箱”內部運作機制的揭示，並在分析這樣一個過程的基礎上先後提出了許多著名的技術創新模型。研究的主要問題有：新技術推廣、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係、企業規模與技術創新的關係等等。曼斯菲爾德對新技術的推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術在同一部門內推廣的速度和影響其推廣的各種經濟因素的作用，並建立了新技術推廣模式。他提出了四個假定：①完全競爭的市場，新技術不是被壟斷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願自由選擇和使用；②假定專利權對模仿者的影響很小，因而任何企業都可以對某種新技術進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術推廣過程中，新技術本身不變化，從而不至於因新技術變化而影響模仿率；④假定企業規模的大小差別不至於影響採用新技術。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爾德認為有三個基本因素和四個補充因素影響新技術的推廣速度。這三個基本因素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採用新技術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對盈利率，相對盈利率越高，推廣速度就越快；③採用新技術要求的投資額，在相對盈利率相同情況下，採用新技術要求的投資額越大推廣速度就越慢。而四個補充因素具體包括：一是舊設備還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長，推廣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時間內該部門銷售量的增長情況，增長越快，推廣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項新技術首次被某個企業採用的年份與後來被其他企業採用的時問問隔，間隔越長，推廣速度就越慢；四是該項新技術初次被採用的時問在經濟周期中所處的階段，階段不同，推廣速度也不同。

儘管曼斯菲爾德的理論填補了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一個空白——技術創新與模仿之間的關係以及二者變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對技術模仿和技術推廣的解釋，但其理論假設的前提條件與實際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競爭市場只是一個理想化的狀態，而新技術出現的初期一般都處於壟斷狀態，只是維持時間長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無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價和成本的，同時也存在很多風險；專利權是受法律保護的，企業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會直接影響模仿者的選擇；科學技術發展FI新月異，新技術的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只有不斷地創新與變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術在推廣的過程中是需要持續不斷去完善的，因此也會直接影響模仿比例；企業的規模大小也會直接影響其是否採用新技術，畢竟採用新技術存在很大的風險等等。由此可見，曼斯菲爾德的理論對現實經濟的解釋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從壟斷與競爭的角度對技術創新的過程進行了研究，把市場競爭強度、企業規模和壟斷強度三個因素綜合於市場結構之中來考察，探討了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係，提出了最有利於技術創新的市場結構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認為：競爭越激烈，創新動力就越強；企業規模越大，在技術創新上所開闢的市場就越大；壟斷程度越高，控制市場能力就越強，技術創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企業的規模一般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術創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難以籌集技術創新所需的資金，同時也難以開拓技術創新所需的廣闊市場，故而難以產生較大的技術創新。而在完全壟斷的條件下，壟斷企業雖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但由於缺乏競爭對手的威脅，難以激發企業重大的創新動機，所以也不利於引起大的技術創新。因此，最有利於創新的市場結構是介於壟斷和完全競爭之間的所謂“中等程度競爭的市場結構”。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對熊彼特創新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熊彼特是把技術創新作為一個整體要素來研究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沒有對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係等具體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與闡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層次雖然仍偏重宏觀層面，但更深入、更具體，對技術創新原因或動力問題的解釋更有說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雖然揭示了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關係的實質，但缺乏對每一種市場結構具體的分析，按照經濟學上對市場結構的劃分來看，“中等程度競爭的市場結構”可以理解為包括兩種市場結構，即寡頭壟斷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對在這兩種市場結構下，技術創新有何不同，以及這兩種市場結構比較，哪種市場結構更容易引發技術創新，他們沒有作進一步分析闡述。實際上，在寡頭壟斷市場下，寡頭壟斷者依靠壟斷勢力能夠獲得更多壟斷利潤，能夠為技術創新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開闢市場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頭壟斷者之間形成某種默契或現有產品存在高額利潤的前景時，就會阻礙技術創新的進行。而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下，企業雖有一定壟斷程度，但佔有市場份額相對較小，無論在資金、技術力量還是在開闢市場能力等方面，一般達不到寡頭壟斷企業的實力，因此技術創新的程度相對較低，但一旦有了技術創新，企業就會馬上組織生產，搶佔市場，獲得壟斷利潤，因此在這種市場結構下，技術創新發生得會更頻繁、更活躍。

新熊彼特學派對技術創新理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和發展。該學派雖然堅持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傳統，但所關注的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熊彼特忽略了創新在擴散過程中的改進和發展，而新熊彼特主義者的著眼點則在於創新的機制，包括創新的起源、創新過程、創新的方式等內容。另外，還有一些新熊彼特學派的理論研究。總之，新熊彼特學派通過系統的、科學的研究和探索已經初步搭起了技術創新的理論框架，但沒有得出更多深層次的理論規律。

三、技術創新的制度創新學派

技術創新的制度創新學派以美國經濟學家蘭斯·戴維斯和道格拉斯·諾斯等人為代表，戴維斯和諾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增長》一書中，提出了制度創新理論。他們認為，所謂“制度創新”是指經濟的組織形式或經營管理方式的革新。該學派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一般靜態均衡和比較靜態均衡方法，在對技術創新環境進行制度分析后，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是設定一種能對個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該制度確立一種所有權，即確立支配一定資源的機制，從而使每一活動的社會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產權的界定和變化是制度變化的誘因和動力，新技術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系統的產權制度，以便提高創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於社會收益水平；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若能明確規定和有效保護每個人的專有權，並通過減少革新的不確定性，促使發明者的活動得到最大的個人收益，則會促進經濟增長等。戴維斯和諾斯把制度創新的全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一行動集團，即對制度變遷起主要作用的集團；提出有關制度變遷的主要方案；根據制度變遷的原則對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二行動集團，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團；兩個集團共同努力去實現制度變遷。

以戴維斯和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把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與制度學派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對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發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創新思想。但制度創新理論中所說的制度是指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如金融組織、公司制度和工會制度等，而沒有包括作為背景的社會政治環境。另外，戴維斯和諾斯的制度創新理論是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下展開的，所提出的市場規模的變化、生產技術的發展和預期收益的變化等促進位度創新的三要素是外在於制度創新過程的，是一個重要的隱含假定。實際上忽視了市場規模擴大和技術進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數，即制度安排是決定市場規模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對於制度的研究，制度創新學派堅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較靜態分析，越來越向新古典範式靠攏(如契約理論)，而且由於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交易成本和產權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經驗實證方法很難運用。

四、技術創新的國家創新系統學派

技術創新的國家創新系統學派以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國學者理查德·納爾遜等人為代表，該學派認為技術創新不僅僅是企業家的功勞，也不是企業的孤立行為，而是由國家創新系統推動的。國家創新系統是參與和影響創新資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為主體、關係網路和運行機制的綜合體系，在這個系統中，企業和其他組織等創新主體通過國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動知識的創新、引進、擴散和應用，使整個國家的技術創新取得更好的績效。

20世紀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業時發現，日本的創新活動無處不在，創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術落後的情況下，以技術創新為主導，輔以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只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使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成為工業化大國。這個過程充分體現了國家在推動技術創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經濟的追趕和跨越，必須將技術創新與政府職能結合起來，形成國家創新系統。由此，弗里曼在《技術和經濟運行：來自日本的經驗》一書中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他認為國家創新系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即前者包括國民經濟中所涉及引入和擴散新產品、新過程和新系統的所有機構，而後者則是與創新活動直接相關的機構。

納爾遜以美國為例，分析國家支持技術進步的一般制度結構。他在1993年出版的《國家創新系統》一書中指出，現代國家的創新系統在制度上相當複雜，既包括各種制度因素和技術行為因素，也包括致力於公共技術知識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政府部門中負責投資和規劃等的機構。納爾遜強調技術變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結構的適應性，認為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制度安排應當具有彈性，發展戰略應該具有適應性和靈活性。

弗里曼和納爾遜的研究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人們認識到國家創新體系在優化創新資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導政府如何通過制定計劃和頒布政策，來引導和激勵企業、科研機構、大學和中介機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從而加快科技知識的生產、傳播、擴散和應用。但弗里曼和納爾遜的研究是集中在對一國創新體系結構中各組成部分效率和結合的研究，沒有對各國創新體系的比較研究。

因此對不同國家支持技術創新的組織和機制，國家之間的異同和這些異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些差別能在何種程度上以什麼方式來解釋各國不同的經濟績效等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

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人類的創新史。西方經濟學中的創新理論由熊彼特創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才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1912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出版了他的早期代表作《經濟發展理論》，開創性地論述了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經濟創新理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由於凱恩斯革命及其新古典綜合學派宏觀經濟學統治了主流經濟學的論壇，創新理論扮演著異端的角色。二戰后，由於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技術創新的思想才逐漸得到學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廣泛認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經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等人進一步解釋和發展，再到英國經濟學家弗里曼於20世紀80年代提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更加豐富、完善。

熊彼特及其追隨者開創的技術創新理論，以“創新”為基礎，揭示了現代經濟的一般特徵及其發展的社會推動力，這一理論分析體系和研究方法，對當前處於不同體制框架和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所有國家，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政策啟迪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性影響。

1．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獲得一個靈活的機制。

創新理論所關心的根本不是具體的變革因素，而是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法，是變革的機制，企業家是變革機制的承擔者。首先，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創新也不是某項單純技術或工藝發明，而是一種不斷運轉的機制。其次，技術創新活動必須有一定的承載體，即創新主體。這就是企業家或起企業家作用的組織或機構。創新主體的動力有兩個根本來源，一是對利益的追逐，二是獨特的理性精神或企業家精神。最後。技術創新的實現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包括發達的金融體系、完善的信用制度和其他配套設施和環境，如市場制度、市場規模及其決定的有效需求、信息流動、社會政治結構和環境以及法律觀念等。

2．市場機制具有自我組織創新的激勵功能。

一般而言，技術創新的本質特徵是風險、不確定性與高額報酬並存，良好的激勵機制和運行機制是實現創新的根本保證。市場機制通過價格體系和競爭機制，不僅發揮著提供信息、經濟激勵和決定收入分配三大功能，而且市場隨機運作過程中可以自發地培育和組織創新。這是因為：第一，市場機制具有優勝劣汰機制，市場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組織的創新過程。第二，市場鼓勵競爭和分散經營，技術創新是一項不確定的經濟活動，在爭奪創新優先權的市場競爭中，有利於提高社會總體的創新效率。第三，市場能自動地使企業、個人甘冒創新風險，為技術創新提供動力。第四，市場把技術創新成功與否的裁決權交與消費者，這既是使創新服務於消費者，又達到了引導創新的目的。所以，維護市場秩序、健全市場機制，對於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水平和創新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有效需求的創造是技術創新持久的根本動力。

熊彼特早年就認為，需求拉動的創新具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後來的許多學者也從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證實了這一看法。社會需求規模的增長，可以通過市場中介，影響技術創新的速度和規模；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則通過市場中介，影響技術創新的方向、內容和結構。因此，企業只有把握住市場需求，才能使自己的創新有利可圖；國家適當控制市場需求，就能引導企業積極有效地組織創新。

4．企業家及其創新行為在經濟發展中起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在影響經濟發展的所有變革因素中，熊彼特最鍾愛的是企業家。在他看來，企業家就是技術創新活動的人格化，他們趨利避害，除舊布新，推動技術創新大潮。企業家群體的存在，是促進創新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