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冠賢

廖冠賢（1914-1983），江西寧都人。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十二軍連指導員。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後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團政委、晉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十三旅政委、第二野戰軍十三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國后，任武漢軍區空軍副政委兼空降兵第十五軍政委、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空軍後勤部政委、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武漢軍區空軍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3年11月5日病逝。

武漢部隊空軍原政治委員。

廖冠賢同志是江西省寧都縣人，1930年12月參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當選為黨的“八大”、“十一大”代表，全國四屆人大代表。

廖冠賢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軍優秀政治工作者。他參加革命50多年來，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忠於黨，忠於人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他保持和發揚了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勤奮工作，把我軍的光榮傳統同新時期部隊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為建設強大的人民空軍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離休以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關心部隊建設，保持了革命晚節。

廖冠賢因病醫治無效，於1983年11月15日逝世，終年69歲。 

廖冠賢，一九三一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十二軍第三十五師一○三團連政治指導員，軍委教導連政治委員，中共鎮原縣委宣傳部部長。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1936年入陝北紅軍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政治委員，三八六旅七七二團政治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十三旅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第四縱隊十旅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十三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上黨、淮海、渡江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二政治幹部學校副校長，一九五二年畢業於軍事學院。一九五四年赴朝，任志願軍十五軍政委。獲朝鮮二級自由獨立勳章。同年回國，任十五軍政委。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陸軍十五軍改編為空降兵十五軍，武漢軍區空軍副政委廖冠賢兼任空降兵十五軍首任政委。據有關材料介紹，當時中央軍委在全國幾十支野戰軍中，反覆遴選出叄支，交劉亞樓空軍上將，由他從中挑選一支，改建成空降兵部隊。這叄個軍分別來自一野、二野和四野，來自二野的就是十五軍。劉亞樓挑了十五軍，他對空降兵十五軍首任軍長趙蘭田和廖冠賢說：“這次改建為什麼選到十五軍？這也是經過挑選和比較的。十五軍是個能打仗的部隊，在上甘嶺打出了國威。不僅中國，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有個十五軍。作了比較之後，軍委就決定下來了。”廖冠賢擔任過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兼後勤部政委、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武漢軍區空軍政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31年，中央軍委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學校。這年冬天，在紅軍十二軍三十五師一O三團一營當傳令兵班長的廖冠賢和其他十幾個人接到上級通知，去考紅軍學校。廖冠賢聽到后很高興，可又有些擔心，怕考不上。因為，他是從鄉下來的，論打仗，像只小老虎，可是論讀書寫字，那就傻了眼。他雖然有高小文化程度，可也不知怎麼個考法。

主考人是紅十二軍政治部主任譚政。主要考文化和政治兩門。考文化，方法是念報紙、讀文件，看能不能念下來。譚主任順手拿起《土地革命十大綱領》，放在廖冠賢的面前，和藹地問他：“你能念下來嗎？”

廖冠賢說：“試一試吧!”

廖冠賢聚精會神地念了一通之後，譚主任滿意地笑了。

接著考政治，有考卷，題目有“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一類的政治常識，每道題目下面，有三四個答案，有對有錯，要應考者去辨別。當廖冠賢碰到“什麼叫兩條路線鬥爭”這道題時，難住了。這道題有3個答案：第一個是“一條是打高興圩，一條是打老營盤”；第二個是“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第三個是“既然‘左’傾機會主義不對，右傾機會主義也不對，那麼我們站在中間對不對”。他思索了半天，想來想去，認為第一個答案可能是正確的，就劃了個圈，結果，鬧了個大笑話。後來，廖冠賢回憶這件事時說：“其實，那時我剛當紅軍不久，對馬列、政治理論知道甚少，就只有一個心眼，當兵就要當紅軍，舍此沒有別的出路。”

經過考試，廖冠賢被錄取了。1931年12月，他背著背包，從福建汀州來到瑞金，開始了紅軍學校的學習生活。

廖冠賢進入紅軍學校后，分配在培訓連隊政治指導員的四連，而四連連長就是以後成為大將的粟裕。

在“紅校”的那段時間裡，由於國民黨的封鎖，中央蘇區的物資十分缺乏。黨為了培養紅軍幹部，還是儘可能地為學員創造學習條件。每人發了一個筆記本，是用當地竹子做的毛邊紙做成的，這在當時來說已經是相當不錯了。每人還發了一支鋼筆。教室的桌凳大小不一，很不整齊。廖冠賢卻意識到，有這樣的條件就該心滿意足了，它是戰友們在前線英勇作戰、流血犧牲換來的。他珍惜分分秒秒時間，刻苦學習，如同大雪天里走路，一步一個腳印。

由於廖冠賢刻苦學習，認真鑽研文化知識，他一步一步地成長起來。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一二九師騎兵團政治委員、三八六旅七七二團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二政治幹部學校副校長，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政治委員，武漢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兼空降兵軍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主任兼空軍後勤部政漢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武漢軍區空軍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十一次代表大會代表。

廖冠賢永生難忘“紅校”的學習生活。粟裕在“紅校”認真講課，親自示範，還針對學員的思想實際，機動靈活地進行教學的情景，經常映現在腦海里。1960年，廖冠賢到廣州開會，見到了粟裕大將。廖冠賢問粟裕：“你還認識我嗎?”粟裕說：“面熟，但記不起名字了。”

時隔三十年後，兩位老紅軍相遇，粟裕深情地說：“紅校四連的同志們，多數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至今留下已知道的，只有你我兩個人，我們是倖存者，創業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