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頂紅

古董中有鶴頂紅一款，其物寬僅寸余，外紅內黃，質地似象牙而更細緻，多作為各種小雕飾，允為古玩中的奇珍。這當然不是傳說中牽機斷腸的毒藥，也不可能是丹頂鶴（japanese crane，grus japanensis）的頭頂部分，但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此物今日不經見，但數百年前的中國人並不陌生，史料中恆稱為“鶴頂”，實為一種目前已瀕臨絕種鳥類的頭胄部分。這種鳥今多稱為盔犀鳥（helmeted hornbill），屬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犀鳥科（becerotidae）。原分類為盔犀鳥屬（rhinoplax），近期學者多主張並歸角犀鳥屬（buceros），故學名有rhinoplax vigil與buceros vigil二說。主要體毛呈深棕色，翅尖及尾羽為白色，並有黑色寬條紋。公鳥頭頸肌膚裸露，呈紅色。頭胄中後部外表鮮紅，前部與喙為黃色。母鳥頸為淡藍色，頭胄小，顏色亦較淡。體型是所有犀鳥科鳥類中最大的，公鳥自喙尖至尾端約125公分，並有長達五十公分的兩根中央細長尾羽；母鳥體型略小而無長尾羽。產於馬來半島、婆羅州和蘇門答臘等地一千五百公尺以下低海拔森林中，其頭胄有犀鳥象牙之稱。犀鳥科鳥類部分有頭胄者，其中多為空心，獨此為實心，故能用於雕刻。所謂鶴頂，就是其公鳥的頭胄。

通常成對或小群生活，繁殖特性如同多數犀鳥科鳥類一樣，築巢於樹洞，雌鳥產卵其中，雄鳥以泥封洞口，僅留一小孔自外餵食，雛鳥孵化至羽毛接近長全時，母鳥才破洞飛出。食性為雜食，食譜包括果實、昆蟲、蜥蜴，以及小蛇等。

國人之知有此鳥似不早於元代。所見史料中，最早出現“鶴頂”一詞，是元末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所記出產國有丹馬令、吉蘭丹、蘇洛鬲、龍牙犀角、須文答剌等。但不言其以此為貢物。

而最早以為貢物入中國者，可能在至元間。據《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冬十月）癸未，羅斛國王遣使上表，以金書字，仍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鸚鵡、翠毛、犀角、篤縟、龍腦等物。”《島夷志略》有羅斛國，不言其地望，但謂：“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氣候常暖如春。”且其所貢多為東南亞土產，故應位於南洋，多數學者認為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羅斛所貢之“丹頂鶴”疑即鶴頂，因為丹頂鶴產於亞洲東北，足跡罕至南亞，即使偶有迷鳥也非常有，不可能作為貢品。細玩文意，以“丹頂”冠於“鶴”前者，或是以活物進貢，可能此物前所未見，尚無專名，故漫稱為“丹頂鶴”。及至《島夷志略》撰述之順帝至正九年以前，“鶴頂”一詞則已為其定名無疑。而大量接觸則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鄭和隨員鞏珍的《西洋番國志》、馬歡的《瀛涯勝覽》，以及費信的《星槎勝覽》等書，都或繁或簡的提到這種奇特的鳥類。正因其頭胄的特殊，故出產國常作為貢品以入中國。據《明史》，曾貢鶴頂的諸國，僅浡泥、滿剌加、榜葛剌三國而已。又言文郎馬神產鶴頂，但不言其曾貢。《明史》擇要而記，不可能巨細無遺。征之《明會典》，則曾以此為盔犀鳥的型態。

最早具體描述這種鳥的，可能是鄭和的隨員馬歡。據《瀛涯勝覽》：“鶴頂鳥大於鴨，毛黑脛長，腦骨厚寸余，內黃外紅，俱鮮麗可愛。”相較於對其他珍禽異獸的描述，作者著墨不算特多。而《星槎勝覽》及《西洋番國志》則都僅在舊港國的出產下，列有鶴頂一項，提都沒提究竟是何物。可能三寶太監的隨員們初至異邦大開眼界，各種珍異目不暇給，故不特別留意於此。盔犀鳥體毛以深棕色為主，馬歡所說的“毛黑”不算太離譜，但就其身體比例而言，“脛長”之說不確。或許馬歡未見活物，僅憑土人敘述；也可能雖見活物卻未仔細觀察，又受了“鶴”字的影響，直截認為腳應該很長才對。

《西洋朝貢典錄》則說：“有鳥焉，其狀如鳧，黑翼，鶴頸鷺喙，腦骨厚寸余，外紅內黃，其名曰鶴頂。可以為靶擠機。”所謂“其狀如鳧”和馬歡形容的“大於鴨”，皆以鴨為辟，盔犀鳥與雁鴨科鳥類形狀差異甚大，大概作者也是沒見過活物，輾轉抄襲所致。“靶擠機”到底是什麼東西，不敢妄臆，在此就教於高明。《四夷廣記》說：“鶴頂鳥大如鴨，黑毛、長頭、尖嘴，頂有歃紅冠。腦骨厚寸余。外紅色，內黃如蠟，堪作腰帶。”除了“大如鴨”之外，這可能是錯誤最少的記述。而《殊域周咨錄》則說：“鶴頂大於鴨，腦骨厚寸余，外黃內赤，鮮麗可愛。”把紅黃顛倒了，作者可能連其頭胄製品也沒見過，抄書又不仔細，故有此誤。

《海語》：“海鶴大者修項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啖魚鱔。成化間有至漳州者，漳人射殺之，復有以頂貨者。類淘河而銳哹，雄大雌乃略小。”盔犀鳥生活於亞洲熱帶雨林中，不應稱“海鶴”，可能知其產於南洋，故臆斷其為海鳥。明尺一尺相當於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五尺許”約為170公分左右，若連公鳥的中央長尾羽並計，尺寸還算滿準確的。但這並非候鳥，即使迷途也不至於遠從婆羅州等地飛至福建，所謂“有至漳州者”應該是誤傳。“淘河”又名塘鵝，也就是鵜鶘，其種類不少，都是體型相當大的水禽，與盔犀鳥幾無類似之處。可能主觀上認定其為大水鳥，故聯想到鵜鶘，進而以為辟。

《東西洋考》說：“楊用修載劉安期曰：“鸏 水鳥，黃喙，長尺余。南人以為酒器，”即今之鶴頂也。“盔犀鳥頭胄實心且僅寸余，不可能用為酒器。這可能是與馬來犀鳥（rhinoceros hornbill，buceros rhinoceros）誤混為一。鸏 這種鳥，據《本草綱目》引《交州志》：“鸏即越王鳥，水鳥也。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余，黃白黑色，光瑩如漆。南人以為飲器。”

鶴頂作為貢物以入中國，明載《會典》自無可疑，但各出產國自宣德以後貢者日稀。其最後入貢時，據《明史》爪哇、浡泥在嘉靖九年、滿剌加在正德三年、蘇門答剌在成化二十二年。且其進貢都不是經常性的。明廷對四方貢物例有回賜，其實是變相的交易。鶴頂雖然不是經常有的貢品，但制度上亦須訂定價格以為依憑，弘治間以鈔價計，定其值是“一個一貫”。按大明寶鈔是明代法定貨幣，惟因發行浮濫導致鈔價貶值，實際上早已失商貿功能，一般交易多用銀、錢，此非關本題不具論。因其為法幣，載之皇皇典制者必以此為基準，從這一規定可略推鶴頂的價格。就同一資料看，金每兩值鈔五十貫、銀每兩十五貫、象牙每斤五百文，那麼，就“公告價”而言，每兩金與五十個鶴頂等值、每兩銀值十五個鶴頂、一個鶴頂可換兩斤象牙。鶴頂最普遍之用是制帶。前引《四夷廣記》稱“堪作腰帶”、《咸賓錄》稱“為帶最佳”皆顯示品官以鶴頂制帶的普遍。依明制，品官服制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四種，用帶不同。朝服、祭服用革帶，定製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公服用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常服用束帶，一品玉帶、二品花犀帶、三品金鈒花帶、四品素金帶。

這些正式的規定不能打折扣，特別是朝會時若不依制服用，難保不遭糾儀御史彈劾。但由於嘉靖帝多年不上朝，實際上既無朝會，廷臣隨意穿戴遂無糾之者。服用朝、祭服的場合併非經常，且儀典莊重，不可能隨意為之，能亂出花樣的，應該是公服的腰帶及常服的束帶。王士貞說：“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群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所系，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鶴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就此三、四品官所用帶的質料比較看，似乎當時鶴頂的價值尚在象牙、沉檀之下，而與玳瑁、伽楠、沉速等相牟。

近人周鎮說：“鶴頂頭胄部之雕刻品，雖亦曾見當地土人之作，但被引進至中國大陸，大量製成鼻煙壺等藝術品后，卻使此鳥走上瀕臨滅種命運。”似乎認為鶴頂罕見的主因是過度獵捕而致稀有，以致絕跡於中土。此說雖言之成理，但尚需斟酌。最起碼在明末以前，獵捕過度說是值得討論的。眾所周知，人類近數十年對雨林的開發，是導致當地許多物種減少、消失的主因。假如盔犀鳥在四、五百年前就已瀕臨滅絕，再經近世的棲地破壞，恐怕今日早無遺種了。

如前所述，至萬曆間遠貢不至，鶴頂之入中國多賴閩廣商舶，而實際上已極罕有。就政治情勢發展而言，到順治、康熙間，清廷為防範鄭成功的海上勢力而實施多年海禁，沿海對外貿易幾近停頓，因而此物不再入中土是可以想見的。久而久之，國人多不知有此一珍玩，不再求索於域外。若然，則工藝品中雖少一珍奇，但此一珍稀物種卻因而能苟延殘喘至今，這未嘗不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