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夷志略

“汪君煥章當冠年（即二十歲），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採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易用之所宜，非親見不書，慢信乎其可征也。”（《島夷志·張翥序》）

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僅20歲的汪大淵首次從泉州搭乘商船出海遠航，歷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橫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利亞、莫三比克，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經澳大利亞到加里曼丹、菲律賓返回泉州，前後歷時5年。

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汪大淵再次從泉州出航，歷經南洋群島、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非洲的莫三比克海峽及澳大利亞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至正九年（1349）路過泉州﹐適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命吳鑒修《清源續志》（清源﹐泉州舊郡名）﹐以泉州為市舶司所在。系海外各國人物聚集之地﹐對各國風土人情應有記錄﹐遂請大淵著《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次年﹐他攜《島夷志》歸南昌﹐單獨刊印以廣流傳。

《島夷志略》即《島夷志》之節略，亦即今日所言之簡行本。從名稱看，我們便可以得出一個相對正確的結論：《島夷志略》所記內容是遠少於《島夷志》的（雖然《島夷志》已佚，我們難以加以證明，但從一般認識來看，這個結論應無大誤）。

雖然如此，但節略后的《島夷志略》依然涉及亞、非、澳各洲的國家與地區達二百二十多個，其中主要包括澎湖、琉球、三島、麻逸、無枝拔、龍涎嶼、交趾、占城、民多郎、賓童龍、真臘、丹馬令、日麗、麻里魯、遐來忽、彭坑、吉蘭丹、丁家盧、戎、羅衛、羅斛、東沖古剌、蘇洛鬲、針路、八都馬、淡邈、尖山、八節那間、三佛齊、嘯噴、浡泥、明家羅、暹、爪哇、重迦羅、都督岸、文誕、蘇祿、龍牙犀角、蘇門傍、舊港、龍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馬打、文老古、古里地悶、龍牙門、東西竺、急水灣、花面、淡洋、須文答剌、僧加剌、勾欄山、特番里、班達里、曼佗郎、喃誣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東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華羅、麻那裡、加將門裡、波斯離、撻吉那、千里馬、大佛山、須文那、萬里石塘、小埧喃、古里佛、朋加剌、巴南巴西、放拜、大烏爹、萬年港、馬八兒嶼、阿里思、哩伽塔、天堂、天竺、層搖羅、馬魯澗、甘埋里、麻呵斯離、羅婆斯、烏爹等地，詳細記載了他們的風土人情、物產、貿易，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歷史資料。

而其中對於台灣、澎湖等現代中國東南海疆和現代澳大利亞大陸北部的記述無疑是最具歷史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前者能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東南亞的論斷提供歷史依據，後者則能為中國古代先進的航海技術水平提供註腳。此外，對於生活於異域的華僑的生活境況和海外諸國的歷史地理的記載當然也是有巨大價值的。

”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樸野，人多眉壽“　（《島夷志略·澎湖》），這恐怕是自三國吳國衛溫入夷洲后，一千多年間關於台灣和澎湖的最精確的記述了。而”土商興販，以樂其利。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科差“（同上），則首次在歷史古籍明確了澎湖、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受中央管理的地方行政機構、軍事機構、財政機構均已建立，標誌著台灣、澎湖作為受中央管轄的中國領土而具有的對於中央政府的隸屬與被隸屬關係已然建立。）

據傳，元代時先進的古代中國人就曾到過現代的澳大利亞大陸（簡稱澳大利亞），且當時中國將之統稱為羅娑斯，而又稱今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港一帶稱為麻那裡。常年航行於東西兩洋間泉州商人、水手更認為澳大利亞是地球最末之島，稱之為“絕島”。而這一切都可以在《島夷志略》中找到印證。

經過後代中外學者的辨析整理和討論，確認了《島夷志略》記載澳大利亞的見聞共有兩節：一、麻那裡；二、羅娑斯。汪大淵記載當時澳大利亞人的情況：有的“男女異形，不織不衣，以鳥羽掩身，食無煙火，惟有茹毛飲血，巢居穴處而已。”有的“穿五色綃短衫，以朋加刺布為獨幅裙系之。”還記載有一種灰毛、紅嘴、紅腿、會跳舞、身高六尺的澳大利亞鶴，“聞人拍掌，則聳翼而舞，其儀容可觀，亦異物也”。他稱之為“仙鶴”。又稱澳大利亞一種特有的紅得象火焰一樣的樹為“石楠樹”。汪大淵還記載了澳大利亞北部某地“周圍皆水”，即指今天澳大利亞達爾文港以東一大片沼澤地。所記“有（）如山立”，即指澳大利亞西北高峻的海岸附著很多牡蠣。還記載有澳大利亞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島和高達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馬賓士，形勢臨海”。

以下為書中原文，茲列，備查：

“界迷黎之東南，居垣角之絕島。石有楠樹萬枝，周圍皆水，有蚝如山立，人少至之。土薄田瘠，氣候不齊。俗侈，男女辮髮以帶捎，臂用金絲，穿五色絹短衫，以朋加剌布為獨幅裙系之。地產駱駝，高九尺，土人以之負重。有仙鶴，高六尺許，以榖為食，聞人拍掌，則聳翼而舞，其容儀可觀，亦異物也。”（《島夷志略·麻那裡》）

“國與麻那那之右山聯屬，奇峰磊磊，如天馬賓士，形勢臨海。不織不衣，以鳥羽掩身。食無煙火，惟有茹毛飲血，巢居穴處而已。雖然，飲食宮室，節宣之不可缺也；絲麻絺紵，寒暑之不可或違也。夫以洛南北之地，懸隔千里，尚有寒暑之殊，而況於島夷諸國者哉！其地鍾湯之全，故民無衣服之備，陶然自適，以宇宙輪輿。宜乎茹飲不擇，巢穴不易，相與游乎太古之天矣。”（《島夷志略·羅婆斯》）

書中多處記載了華僑在海外的情況，例如泉州吳宅商人居住於古里地悶（今帝汶島）；元朝出征爪哇部隊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欄山（今格蘭島）；在沙里八丹（今印度東岸的訥加帕塔姆），有中國人在1267年建的中國式磚塔，上刻漢字“咸淳三年八月華工”；真臘國（今柬埔寨）有唐人；浡泥（今加里曼丹島上坤甸）“尤敬愛唐人”；而龍牙門（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甚至馬魯澗（今伊朗西北部的馬臘格）的酋長，是中國臨漳人，姓陳，等等。

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樸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系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采魚蝦螺蛤以佐食，蓺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土商興販，以樂其利。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科差。（1）

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峙}〔崎〕。1其峙山極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晹谷之〔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1）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俗與彭湖差異。水無舟楫，以筏濟之。男子、婦人拳發，以花布為衫。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知番主酋長之尊，有父子骨肉之義，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沙金、黃豆、{麥}〔黍〕子、硫黃、黃蠟、鹿、豹、麂皮。2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海外諸國，蓋由此始。（2）

據島夷志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蘇繼庼校釋本，一九八一年，16）改、補。

居大奇山之東，嶼分鼎峙，有疊山層巒，民傍緣居之。田瘠，谷少。俗質樸，氣候差暖。男女間有白者，男頂拳〔發〕，1婦人椎髻，俱披單衣。男子嘗附船至泉州經紀，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尊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座，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民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有酋長。地產黃蠟、木綿、花布。貿易之貨，用銅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鐵塊之屬。次曰答陪，曰海贍，曰巴弄吉，曰蒲里咾，曰東流里。無甚異產，故附此耳。（2）

1據島夷志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蘇繼庼校釋本，一九八一年，23）補。

山勢平寬，夾溪聚落，田膏腴，氣候稍暖。俗尚節義。男女椎髻，穿青布衫。凡婦{葬}〔喪〕夫，1則削其發，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瀕於死。七日之外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可全生，則終身不改其節，甚至喪夫而焚屍，則赴火而死。酋豪之喪，則殺奴婢二三十人以殉葬。民煮海為鹽，釀糖水為酒。地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貿易之貨，用鼎、鐵塊、五采紅布、紅絹、牙錠之屬。蠻賈議價，領去{傳}〔博〕易土貨，2然後准價舶商，守信如終如始，不負約也。（3）

據島夷志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蘇繼庼校釋本，一九八一年，33、34）改。

在闞麻羅華之東南，石山對峙。民墾闢山為田，鮮食，多種薯。氣候常熱，獨春有微寒。俗直。男女編髮纏頭，系細紅布。極以婚姻為重，往往指腹成親。通國守義，如有失信者，罰金二兩重，以納其主。民煮海為鹽，釀椰漿、蕨粉為酒。有酋長。產花斗錫、鉛、綠毛狗。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瓷器、瓦壇、鐵鼎之屬。（3）

嶼方而平，延袤荒野，上如雲塢之盤，絕無田產之利。每值天清氣和，風作浪涌，群龍遊戲，出沒海濵，時吐涎沬於其嶼之上，故以得名。涎之色或黑於烏香，或類於浮石，聞之微有腥氣，然用之合諸香，則味尤清遠，雖茄藍木、梅花腦、檀、麝、梔子花、沉速木、薔薇水眾香，必待此以發之。此地前代無人居之，間有他番之人，用完木鑿舟，駕使以拾之，轉鬻於他國。貨用金銀之屬博之。（4）

古交州之地，今為安南大越國。山環而險，溪道互布。外有三十六庄，地廣人稠。氣候常熱。田多沃饒。俗尚禮義，有中國之風。男女面白而齒黑，戴冠，穿唐衣，皂褶、絲襪、方履。凡民間俊秀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誦詩讀書、談性理、為文章，皆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耳。古今歲貢中國，已載諸史。民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部長以同〔姓女〕為妻。1地產沙金、白銀、銅、錫、鉛、象牙、翠毛、肉桂、檳（4）榔。貿易之貨，用諸色綾羅匹帛、青布、牙梳、紙紮、青銅、鐵之類。流通使用銅錢，民間以六十七錢折中統銀一兩，官用止七十為率。舶人不販其地，惟偷販之舟止於斷山上下，不得至其官場，恐中國人窺見其國之虛實也。（5）

1據島夷志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蘇繼庼校釋本，一九八一年，50）補。

地據海沖，與新、舊州為鄰。氣候乍熱。田中上等，宜種穀。俗喜侵掠。歲以上下元日，縱諸人采生人膽，以鬻官家。官以銀售之，以膽調酒，與家人同飲，雲通身是膽，使人畏之，亦不生疵癘也。城之下水多洄旋，舶往複數日，止舟載婦人登舶，與舶人為偶。及去，則垂涕而別。明年，舶人至，則偶合如故。或有遭難流落於其地者，則婦人推舊情以飲食、衣服供其身，歸則又重贐以送之，蓋有情義如此。仍禁服半似唐人，日三四浴，以腦麝合油塗體。以白字寫黑皮為文書。煮海為鹽，釀小米為酒。地產紅柴、茄藍木、打布。貨用青瓷花碗、金銀首飾、酒、色布、燒珠之屬。（5）

臨海要津，溪通海，水不咸。田沃饒，米穀廣。氣候熱。俗尚儉。男女椎髻，穿短皂衫，下系青布短裙。民鑿井而飲，煮海為鹽，釀小米為酒。有酋長。禁盜，盜則戮及一家。地產烏梨木、射檀、木綿花、牛麂皮。貨用漆器、銅鼎、闍婆布、紅絹、青布、斗錫、酒之屬。（6）

隸占城，土骨與占城相連，有雙溪以間之。佛書所稱王舍城是也，或雲目連屋基猶存。田土、人物、風俗、氣候，與占城略同。人死則持孝服，設佛擇僻地以葬之。國主騎象或馬，打紅傘，從者百餘人，執盾贊唱曰亞或仆，番語也。其屍頭蠻女子害人甚於占城，故民多廟事而血祭之，蠻亦父母胎生，與女子不異，特眼中無瞳人，遇夜則飛頭食人糞尖。頭飛去，若人以紙或布掩其項，則頭歸不接而死。凡人居其地，大便后必用水凈浣，否則蠻食其糞，即逐臭與人同睡。倘有所犯，則腸肚皆為（6）所食，精神盡為所奪而死矣。地產茄藍木、象牙。貨用銀、印花布，次曰胡麻、沙曼、頭羅、沙犗、寳毗齊。新故、越州諸番，無所產，舶亦不至。（7）

州南之門，實為都會，有城周圍七十餘里，石河周圍廣二十丈，戰象幾四十餘萬。殿宇凡三十餘所，極其壯麗。飾以金璧，鋪銀為磚，置七寳椅，以待其主。貴人貴戚所坐皆金杌。歲一會，則以玉猿、金孔雀、六牙白象、三角銀蹄牛羅獻於前。列金獅子十隻於銅台上，列十二銀塔，鎮以銅象。人凡飲食，必以金茶盤、籩豆、金碗貯物用之。外名百塔洲，作為金浮屠百座，一座為狗所觸，則造塔頂不成。次曰馬司錄池，復建五浮屠，黃金為尖。次曰桑香佛舍，造裹金石橋四十餘丈。諺云：富貴真臘者也。氣候常暖，俗尚華侈，田產富饒。民煮海為鹽，釀小米為酒。男女椎髻。生女九歲，請僧作梵法，以指挑童身，取紅點女額及母額，名為利市，雲如此則他日嫁人宜其（7）室家也，滿十歲即嫁。若其妻與客淫，其夫甚喜，誇於人：我妻巧慧，得人愛之也。以錦圍身，眉額施{珠}〔朱〕。1酋豪出入，用金車羽儀，體披瓔珞，右手持劍，左手持麈尾。法則劓、刖、刺配之刑，國人犯盜，則斷手足、烙胸背、黥額，殺唐人則死，唐人殺番人至死，亦重罰金，如無金，以賣身取贖。地產黃蠟、犀角、孔雀、沉速香、蘇木、大楓子、翠羽，冠於各番。貨用〔金〕銀、黃紅燒珠、龍段、建寧錦、絲布之屬。2（8）

據島夷志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蘇繼庼校釋本，一九八一年，69、70）改、補。

地與沙里、佛來安為鄰國。山平亘，田多，食粟有餘，新收者復留以待陳。俗節儉，氣候溫和。男女椎髻，衣白衣衫，系青布縵。定婚用{假}〔緞〕錦、白錫若干塊。1民煮海為鹽，釀小米為酒。有酋長。產上等白錫、米腦、龜筒、鶴頂、降真香及黃熟香頭。貿易之貨，用甘理布、紅布、青白花碗、鼓之屬。（8）

1據島夷志略（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蘇繼庼校釋本，一九八一年，79）改。

《島夷志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汪大淵撰。大淵字煥章，南昌人。至正中，嘗附賈舶浮海越數十國，紀所聞見成此書。今以明馬觀《瀛涯勝覽》互勘，如觀所稱“占城之人頂三山金花冠，衣皆縈采帨，產伽南香、觀音竹、降真香之屬。瓜哇之廝村、沽灘新村、蘇馬魯隘、港口諸處，風俗各異。又其國人有三等，其土產有白芝麻、綠豆、蘇木、金剛子、白檀肉、豆蔻、灶筒、玳瑁、紅綠鸚鵡之屬，舊港有火雞、神鹿之屬”，皆為此書所未載。又所載《真臘風土記》亦僅十之四五。蓋殊方絕域，偶一維舟，斷不能周覽無遺。所見各殊，則所記各別，不足異也。至雲瓜哇即古闍婆，考《明史》，明太祖時瓜哇、闍婆二國並來貢，其二國國王之名亦不同。大淵並而為一，則傳聞之誤矣。然諸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身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則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徵者比。故所記羅衛、羅斛、針路諸國，大半為史所不載。又於諸國山川、險要、方域、疆里一一記述，即載於史者亦不及所言之詳，錄之亦足資考證也。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皆不載是書，唯錢曾《讀書敏求記》載之，稱為元人舊鈔本。則此書久無刊版，傳播殊稀。又稱至正年間河東張翥、三山吳鑒為之序，今考此本，二人之序俱存。然吳鑒序乃有二篇，前一篇題至正己丑，乃此書原序，后一篇題至正十一年，在前序后二年，乃所作《清源續志》之序，誤入此書。蓋吳鑒修志之時，以泉州為海道所通，賈船所聚，因附刊此書於志末，摘錄者並志序鈔之也。又有嘉靖戊申袁袠跋，頗議其漏載日本。蓋未悉大淵此書，惟紀所見，非海國全志雲。

歷史記載上最早的《島夷志略》的版本應當是至正十年張翥作序的南昌刊本和至正九年吳鑒作序附於《清源續志》后的刊本（並附錄吳鑒的《清源續志》序）。書末有著者後序。全書共分一百條﹐除末條“異聞類聚”系抄撮前人說部而成外﹐其餘每條大抵記述一個國家或地區﹐有些條還附帶提到鄰近的若干地方。不過上述兩種元本今俱佚。

在明代，未聞有《島夷志》刻本，當時藏書家所藏刻本當是汪大淵在南昌所刻的單行本。錢氏《述古堂》還藏有元人鈔本，天一閣則藏有明抄本。此外明《文淵閣書目》、晁氏《寶文堂書目》、《袁宇通志》、《大明一統志》、《東西洋考》、《古今圖書集成》等，都引用過《島夷志》，而明抄本今已亡失。

在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四庫全書本》中有《島夷志略》，而《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則作《島夷志略》，這說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島夷志略》。民國初年所見的抄本為舊抄本和《四庫全書》傳抄本。

而現存彭元瑞、李文田所藏的舊抄本與《四庫全書》本有出入，說明在明、清有多種抄本存在。彭氏《知聖道齋》藏本今在北京圖書館（系據天一閣藏明抄本轉錄），丁氏《竹書堂》抄本今藏南京圖書館。在日本、美、英、法也有藏本。

自《島夷志略》成書以來，便因其卓越的文獻價值成為後世學者研究古代東西兩洋歷史地理交通的必讀書籍，進而對後世的各類古代海道交通著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島夷志略》 是中外延續友好交往的媒介。汪大淵在《島夷志略》很多篇章記載了中國人在海外與僑居國融洽相處情況，“渤泥”（加里曼丹島汶萊國）“尤敬愛唐人，醉也則扶之歸歇處”；“文古老”（蘇門答臘）其地居民每年都盼望中國商船來做生意，他們往往認為五梅雞的出生能預兆中國商船的到來，一隻雞出生就有一條船，兩隻雞出生，就有兩條船，以此方法佔卜，還很靈驗；馬魯澗（伊朗的馬臘格）“有酋長。元臨漳人，陳其姓也”；龍牙門（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書中也記載了元朝的兵士“有病卒百餘人”仍留在勾欄山（今加里曼丹島），“今唐人與番人叢雜而居”。他到達並記載沙烏地阿拉伯聖城，稱天堂（沙特聖城麥加）“風景融和，四時之春也。田沃稻饒，居民樂業”……

《島夷志略》是研究元代海外貿易可靠的史料。《島夷志略》 被明代及後世研究者公認為史料可靠真實，99篇幾乎都有貿易內容，有各種易貨貿易，如《無枝撥》中記載用西洋布換處州青白瓷；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如《交趾》(今越南北中部）“流通使用銅錢，民間以六十七錢折中統銀壹兩。官用止七十為率”；所記載物產貿易品種達300種以上。

汪大淵兩次航海成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說明江西在明代之前造船、航海、經商水平當時世界一流，“江右”商幫思想開放敢闖天下。由於是瓷都所在，江西成為“海上絲瓷之路”主力軍。汪大淵和《島夷志略》是加強南昌與國際城市間交往的媒介。筆者的同事2006年到新加坡學習，當地導遊告訴他：“新加坡的歷史最早就是你們中國江西南昌人記載的。”《島夷志略·龍牙門》篇中記載“男女兼中國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布捎”，這是目前所知文字記載華人在新加坡的最早記錄。“門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若龍牙狀，中有水道以間之。”如今已看不到這一景象了—1880年前後英國海軍嫌“中有水道”窄，影響軍艦航行，將龍牙炸毀了，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動期間，新加坡旅遊局根據歷史記載，在拉柏多公園內複製了一個“龍牙門”。

《島夷志略》也是一部有極高史料價值的古代世界地理志。《大唐西域記》的記載使人們重新找到了印度佛教聖地那爛陀寺，那爛陀即以新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重新展現於世人面前。《島夷志略》是14世紀亞非各國史地的重要資料，有很多對所在國都城、市井、村莊的記載，如《僧加剌》篇（其地名現斯里蘭卡國棟德拉岬）：“其山之腰，有佛殿巋然，則釋迦佛肉身所在。”並對佛足跡大小深度作了記載，此佛殿1587年被葡萄牙人所毀。類似這些有價值的記載，可研究的信息書中還很多。

在國內，自元惠宗至正九年（1349）成書後，便對元明兩代地理書產生了的影響。

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曾閱讀《島夷志》，他在《瀛涯勝覽序》寫道：“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感慨然嘆氣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譯番書，添被使末，隨其（指鄭和寶船）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而另一個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費信所著《星槎勝覽》，其內容有一半來自《島夷志略》。

明代地理學家張燮所著《東西洋考》也引用過《島夷志》。

近代研究它的主要著作有沈曾植的《島夷志略廣證》。

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蘇繼庼《島夷志略校釋》﹐集諸家之說﹐擇善而從﹐並考其未備﹐為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島夷志略》在國際上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凡是研究元代東亞、南亞諸國及海上交通的外國學者，都一定閱讀《島夷志略》。在國外，研究和閱讀《島夷志略》的學者大有人在。

早在19世紀中葉，西方學者就注意到《島夷志略》這本書，接著就進行翻譯、徵引和考證。其中最著名的學者首推衛理亞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編的《漢籍叢錄》里，列有《島夷志略》。其他還有：

1867年，英國漢學家、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偉烈亞力首次在《中國文獻紀略》(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列舉《島夷志略》。

1871年，俄羅斯漢學家埃米爾·布雷特施奈德（E-V-BreCitschneider）在《古代中國對阿拉伯、阿拉巴屬地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知識》一書中，用大號漢字“島夷志略”列舉書名，並簡略地介紹《島夷志略》中的“天堂”條。1876年，格倫維爾（Croeneveldt）在其編輯的《南海群島文獻錄》里，亦有此書名。

進入20世紀后，《島夷志略》對西方學者的吸引力有增不減，西方學者在此時期內有發表了許多關於它的論文。同期，《島夷志略》也開始進入了日本學者和美國學者的視線之中。

1914年和1922年，法國漢學家額盧索、費朗曾分別將《島夷志略》的一些篇章翻譯成法文發表。

1951年，所出版《伯希和遺著》中，載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所著論文《論島夷志略》。

日本學者對《島夷志略》的重視與研究遠遠超過海外其他諸國。藤田豐八以龍氏《知服齋叢書》刊本為底本，參考其他藏本，對《島夷志略》進行了全面的校訂，同時作出註釋，題名為《島夷志略校注》，於1914年在羅振玉主編的《雪堂叢刊》第二集中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國學文庫》中重版。這是當時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學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錯誤。現在，研究《島夷志略》的日本學者仍有不少。

美國學者對《島夷志略》的研究較晚。美國漢學家柔克義（W-W-Rockhill）曾將《島夷志略》的前99條中的60條地名譯成英文，發表在1914至1915年《通報》上的《十四世紀時中國與南洋群島印度洋沿岸諸港往來貿易考》里。此後，隨著貿易的發展，美國學（包括華裔漢學家）研究《島夷志略》的日多。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淵，字煥章，江西南昌人，生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亦有人作至大三年（1310），從小聰明好學，深得父母鍾愛，望其長大成才，故取《論語》中“煥章”。後果成為著名民間航海家，西文學者稱之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汪君煥章當冠年（即二十歲），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採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易用之所宜，非親見不書，慢信乎其可征也。”（《島夷志·張翥序》）

元文宗到順元年（1330年），年僅二十歲的汪大淵搭泉州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海了，這次航行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利亞，折向南直到莫三比克，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再到澳大利亞，從澳大利亞到加里曼丹島，又經菲律賓群島，最後返回泉州。一直到元統二年（1334年）夏秋間才返回泉州。

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 年），汪大淵第二次從泉州出航，遊歷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三比克海峽及澳大利亞各地，兩年後才返回泉州。

汪大淵這兩次隨商船遊歷東西洋許多國﹐所到地方﹐皆記其山川﹑習俗﹑風景﹑物產以及貿易等情況。遠航回國后，便著手編寫《島夷志》，把兩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國社會經濟、奇風異俗記錄成章，作為資料保存下來。至正九年（1349）路過泉州﹐適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命吳鑒修《清源續志》（清源﹐泉州舊郡名）﹐以泉州為市舶司所在。系海外各國人物聚集之地﹐對各國風土人情應有記錄﹐遂請大淵著《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次年﹐他攜《島夷志》歸南昌﹐單獨刊印以廣流傳。

《島夷志略》中大佛山條載：他們的般到大佛山（今斯里蘭卡）附近，採集到珍貴的奇異珊瑚，汪氏很興奮，“次日作古體詩百韻，以記其實。”回到故鄉后，豫章邵庵虞先生見而賦詩，迨今留於君子堂以傳玩焉。”邵庵虞先生先即當時著名文人虞集，他的書齋名邵庵，因號曰邵庵先生。詩人虞集也為汪詩所動，並賦詩唱和，可見汪大淵詩詞的高超。可惜汪大淵除《島夷志略》外，未見有其他著作傳世。汪大淵的晚年生活也無記載可尋。但是他對世界歷史地理的偉大貢獻，是早為中外學者一致公認的。

汪大淵著的治學態度是很嚴肅的，曾說書中所記“皆身所游焉，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說：其目所及，皆為書以記之。以君傳者其言必來信，故附《清源續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後。”後來明朝永樂年間，隨鄭和七下西洋的馬歡說：“隨其（鄭和）所至，……歷涉諸邦，……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可見該書的內容是真實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