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陶詩總的特點是親切、平易。其述志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話語便從肺腑間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經意，細讀卻深有文理。這首詩便正是如此。全詩可分四段。

首四句為第一段，自敘年輕時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談到自己從小就對世俗事務毫無興趣，只在彈琴讀書中消磨時間。雖然生活窮苦，卻也怡然自得。作者之隱居躬耕，除了個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受“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污濁而黑暗的現實之所迫。作者這裡開宗明義，強調自己年青時寄身事外、委懷琴書的生活，實際就表達了他對當時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譴責，對即將到來的周旋磬折、案牘勞形的仕宦生涯的厭惡。

從“時來苟冥會”至“暫與園田疏”四句為第二段。雖然作者厭惡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隨運順化的態度來對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種命運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無須與命運抗爭，盡可以安心從政，把它當作人生長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這四句對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這樣的解釋，但是，通衢大道畢竟不能久停車馬，因此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與園田的分別也就只能是暫時的。作者正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和打算，坦然應徵出仕了。

從“眇眇孤舟逝”至“臨水愧游魚”八句為第三段，敘作者旅途所感，抱著隨順自然，不與時忤的宗旨和暫仕即歸的打算登上小舟，從悠閑、寧靜、和平的山村駛向充滿了險惡風波的仕途，剛出發心情也許還比較平靜，但隨著行程漸遠，歸思也就漸濃，行至曲阿，計程已千里有餘，這時詩人的思歸之情達到了極點。初出發時的豁達態度已為濃重的後悔情緒所替代。他甚至看見飛鳥、游魚亦心存愧怍，覺得它們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長河中游泳，自己卻有違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靈和行動都受到了無形的束縛。“目倦川途異”四句深刻地表達了詩人內心對此行的厭倦和自責情緒。

最後四句為第四段，敘作者今後立身行事的打算：隨運順化，終返田園。這一段可看作全詩的總結。“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懷琴書，不與世事之想。作者從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實非自己本性所願，也悟出自己願過隱居淡泊生活的本性並未喪失，但是作者的後悔和自責，就是說明他已經覺得自己“心為形役”了，卻還要說“誰謂形跡拘”，這是安慰自己，說自己沒有為形跡所拘；是鼓勵自己，說自己不會為形跡所拘。從表面上看來理直氣壯的反詰，其實是作者為了求得心理平衡、為了從後悔情緒中掙脫出來而對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憑化遷”一句是作者對處境的對策，“終返班生廬”一句是作者對今後出路的打算。后一句出於本性，是作者的真實思想和決心，也是全詩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則出於理智，是作者根據道家思想所制定的處世原則，在表面豁達的自我安慰中隱約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哀。這短短四句話所表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實是十分豐富，耐人尋味的。

這首詩層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內心感受和心理變化，既坦率，又細膩含蓄，確是作者精心結撰的佳作，這可算是此詩的一個重要特點。

這首詩當作於晉安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四十歲，元興二年（403）十二月，楚王桓玄篡晉即皇帝位，改元永始，元興三年（404）二月劉裕被眾臣推為盟主，率部於京口（今江蘇鎮江）起事，三月攻入建康，被推為使持節、八州軍事都督、徐州刺史。這期間，劉裕行鎮軍將軍（戰亂中，無詔書任命，這裡的“行”是暫用的意思）。軍府設在京口，陶淵明當時為生活所迫，出任鎮軍將軍府的參軍，在赴京口上任行經曲阿（今江蘇丹陽）途中，他寫下了這首詩。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士豈能長守山林、常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淵明‘望雲慚高鳥’四句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

現代·龔望《陶淵明集評議》：“敘事錯綜，情景絕佳。”“措辭甚妙。”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一名潛（一說晉世名淵明），字元亮，劉宋時改名潛，自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一說宜豐人）。東晉大司馬陶侃曾孫，祖父曾為武昌郡守。東晉末到劉宋初傑出的詩人、辭賦家、散文家。被譽為“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派之鼻祖”。是江西首位文學巨匠。

陶淵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其主要作品有《飲酒》、《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等。陶淵明作品共傳世詩125首，文12篇，被後人編為《陶淵明集》。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淵明卒於潯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