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離

朱向離，1911年9月6日生於山西省平遙縣北營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其父朱存正是前清秀才，參加過中國同盟會。

1918年，朱向離在本村讀初小，1924年進本縣第二高級小學學習。在此期間，受族兄弟朱寶善、親戚冀雲程及大革命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任行健的影響，開始嚮往革命。

1925年五卅慘案后，朱向離參加宣傳隊，下鄉講演、募捐。

1927年3月，他的父親病逝后，家境衰落。同年6月，為了撐持家庭，朱向離被迫輟學，在縣城的崇豐厚錢莊當學徒。但他立志讀書，經一再懇求，母親終於允許他繼續上學。

1930年夏天，朱向離考入太原成成中學。他在中學學習的成績常在甲等以上。繼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日寇侵略日益深入，華北處於危急關頭，亡國慘禍已迫在眉睫。朱向離和青年學生中的進步分子一樣，極端不滿國民黨當局對外屈膝投降，對內殘酷鎮壓人民的反動政策，積極探索抗日救亡之路。當時，成成中學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抗日愛國運動十分活躍。經地下黨員、校長劉墉如和英語教員武漢三(武新宇)的介紹，朱向離參加了學校的進步學術組織拓荒社，研究社會科學，覺悟不斷提高，逐步成長為一名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在1931年太原學生反蔣“一二八”慘案中，他任市學生會後援會執行委員。

1932年冬，太原一師發動驅逐反動校長黃麗泉的運動，他作為成成中學的代表，組織學生到省府請願，取得驅黃鬥爭的勝利。朱向離的愛國活動，引起當局注意，遭到通緝。

後來，朱向離被迫轉到北平中華中學讀高中。在中華中學，經冀雲程介紹，他參加了反帝大同盟，以後又加入了青年團，1933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5月底，朱向離奉命到張家口，在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等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軍政訓練班學習，先後擔任抗日同盟軍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員、特務科小組長、抗日同盟軍十八師特務連隊員、十六師政治部副科長。他積極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抵制國民黨對抗日同盟軍的破壞活動，領導張家口鐵路工人罷工；后調任中共蔚縣特委，領導蔚縣黨的工作；不久，被宋哲元部抓去當兵；因病於1934年初與冀雲程返回平遙老家，任本村兩級小學黨支部書記，以教師身份掩護做地下工作。在工作中，他多次機警地躲過了閻錫山憲兵的追捕。次年春，轉移到五台縣大建安小學當教員，先後任中共五台縣特委和區委委員，領導川至中學人民武裝自衛會工作。隨著華北及全國人民抗日反蔣運動高漲，五台黨的工作十分活躍，黨的組織不斷壯大，建立五台縣委已勢在必行。新的五台縣委書記擬由朱向離擔任。

1936年2月，就在籌建縣委的過程中，他卻被捕入獄，先後被關押在閻錫山的警衛營、憲兵隊。

敵人見個子高高、面容清瘦、身著土藍色學生大褂的朱向離，像個文弱學生，先是甜言蜜語，封官許願；后又威脅恫嚇，刑具相加。朱向離在敵人面前表現得很機智。在敵人的監獄中，他面對酷刑、利誘，始終沒有暴露黨的秘密。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經薄一波等營救，朱向離於年底出獄。出獄后，朱向離被分配到國民黨軍官幹部教導團軍士隊任指導員，以後又到國民黨軍官幹部教導二團政治部任幹事等職，積極為黨做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6月，朱向離到延安抗大學習。一年後，他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十六團任教育幹事。

朱向離入獄后曾失去組織關係，但他一直以共產黨員條件嚴格要求自己。到十六團工作后，1939年9月，朱向離重新入黨，任該團敵軍工作股副股長。后調旅特務隊，被派到山西祁縣、太谷一帶做外線秘密情報工作。

1940年冬，日軍遭“百團大戰”的慘重打擊后，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蠶食”日益加劇。為了加強反“掃蕩”鬥爭，1941年夏，太岳軍區黨委決定，派朱向離打入臨汾的偽“大漢義軍”司令部。“大漢義軍”屬日軍六十九師團管轄，司令是中共地下黨員陳煥章。朱向離的任務是負責我臨汾情報站工作。這個情報站是陳賡、薄一波直接領導的。朱向離化名張文成，任情報站黨支部書記，陳煥章任站長。起初，朱向離以行商身份往來於抗日根據地和敵占區臨汾、洪洞之間。後來，他又以日軍六十九師團部所辦晉南棉紡廠的營業員、營業主任、經理等職務作掩護，住在城東關棉紡廠里。

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日子。朱向離和情報站的同志們戰鬥在敵人心臟里，不但要應付日寇，而且要對付蔣、閻特務，鬥爭異常複雜、尖銳。朱向離處險不驚，臨危不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如日軍番號、兵力部署及“掃蕩”計劃，還有日、閻勾結反共的陰謀，蔣、閻兵力部署與調動情況等。這些情報，對於八路軍及時粉碎日軍“治安強化運動”，揭露蔣、閻投降妥協的反動行徑，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反“掃蕩”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朱向離整天都很忙碌，或以經銷產品名義，周旋於各色人物中，下鄉上山建立情報網；或與日寇情報人員套近乎，分些紅利給他們；有時也給敵人提供一些假情報，搞得日寇人疲馬乏，懊惱沮喪。敵人的情報機構常常成了睜眼瞎，而我們的情報站工作卻很活躍。這個情報站在五年期間，經過錯綜複雜的鬥爭所獲取的大量情報，不僅對太岳地區，而且對華北地區的對敵鬥爭，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3年夏季，朱向離受命回太岳軍區參加整風運動。他向日本人慌稱“回老家看看”。整風回來后，他先隱蔽在城外，探清城裡的情況，然後才進城。他的臉晒黑了，加上戴軍帽的緣故，額上留下一道印。

日本人注意到了，狡黠地問朱向離：“嘻嘻，朱經理額頭上的這道印子，像我們這樣戴軍帽的人才會有的唷。”

反應迅速的朱向離，逗趣似的說：“是呀，像我這樣的人，沒有軍帽戴，還有草帽戴啊!”

他裝作不經意的樣子，嘮嘮叨叨說起自己的母親來，說老太太如何如何苛刻，就像確有其事——“家有幾畝山坡地，不種就算了，她卻偏要種。夏收大忙季節，勞力又不夠使，雇了幾個工，偏要我去監工。沒幾天工夫，臉晒黑了，只剩禮帽下的額頭還有這麼一圈白印……”就這樣，從容地應付了日本人。

1943年9月，日軍華北方面司令官岡村寧次精心炮製的“鐵壁合圍”、“捕捉奇襲”、“開花戰術”一個一個遭到八路軍粉碎后，又挖空心思，制定了一個“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即多梯隊反覆“清剿”的新戰術，以兩萬多人的兵力，對太岳根據地進行“鐵滾掃蕩”，企圖將太岳軍區部隊主力合擊於中條山區，以達到毀滅太岳抗日根據地之目的。這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親任“掃蕩”總指揮。日本東京參謀部對此極為欣賞，為觀瞻“皇軍”的赫赫戰果，由“華北派遣軍”抽調服部直臣少將率領的有旅團長、聯隊長、少佐等120多名各級軍官參加的“皇軍觀戰團”到太岳前線觀戰。

徠10月24日這天上午，路上煙塵滾滾，“皇軍觀戰團”的裝甲車、汽車共13輛，一輛接一輛地駛出。車上日軍搖搖晃晃，說說笑笑，儼然把此地當成了“王道樂土”。此時此刻，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已進入八路軍的埋伏圈。當敵車隊駛進洪洞城東韓略村的溝口時，伏擊信號一起，八路軍戰士在敵車隊兩頭一堵，輕重火器齊壓下來，頓時，一條凹道變成了火溝。日軍暈頭轉向，根本救不了那一群帶指揮刀的軍官。負責警衛的指揮官切腹自殺……除3個敵人逃脫外，其餘均被擊斃於這條溝中。

這次伏擊戰的勝利，使敵臨汾指揮部慌了手腳，因為就在他們向東京報告“皇軍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觀光”未觀成，卻橫屍遍野。岡村寧次蓄謀已久的“鐵滾掃蕩”計劃被徹底粉碎了。

敵人懷疑“出了內奸”，興師動眾對日偽人員進行了反覆甄別，結果擔任敵前線總指揮的六十九師團師團長清水中將被撤職了，敵第一軍團參謀長被調職了，偽冀寒道(臨汾)道尹也丟了官。

為這次戰鬥提供準確情報的是朱向離及其領導的情報站。朱向離和情報站的同志們，沉著機智地配合八路軍反“掃蕩”部署，及時地把敵人的活動情況報告了軍區；在敵“掃蕩”過程中，又派專人隨敵前線指揮部進入根據地，隨時觀察敵人的動向，不斷將敵軍的部署情況向軍區報告。敵“皇軍觀戰團”到達后，朱向離他們又及時準確地報告了觀戰團的成員、出發點、到前線的出發時間、行軍路線等詳情。

為此，黨中央和太岳區黨委專電嘉獎了戰鬥在秘密戰線上的朱向離和臨汾情報站。

抗日戰爭勝利后，朱向離回到太岳軍區，在一分區擔任情報處處長，繼續為粉碎蔣介石的內戰陰謀而積極鬥爭。

1947年，朱向離任太岳軍區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8月，任晉冀魯豫軍區第八縱隊政治部敵工部部長。

1948年初，徐向前召見八縱隊敵工部長朱向離彙報臨汾敵情。

朱向離從臨汾的歷史沿革，到敵防禦工事變化發展；從敵軍地方保安部隊、閻錫山部隊和胡宗南部隊三個派系的兵力、裝備和特點，到敵首梁培璜、劉光斗、樓福生、徐其昌的資歷、性格、嗜好等等，談得頭頭是道、井井有條。當徐向前問起城牆修於何時、城牆厚度、街道寬窄及李自成、日本人攻佔臨汾的資料時，朱向離無一不知，對答如流。……

朱向離搞情報工作，不僅抓好情報的收集、掌握，還特別注重“活資料”的利用。

1948年5月，晉冀魯豫軍區第八縱隊撥歸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建制。7月下旬，晉中戰役結束時，朱向離到祁縣子洪口戰俘收容所審訊戰俘、收集資料。有一次，他從旁察覺到一個敵軍官在受審時態度十分傲慢，而未被重視時，便及時找工作人員談心，認真指出：“不要忽略這種情況，有時表現反常的人，可能正是對我們有用的人。”他還專門和敵軍官談話，講明解放軍的政策。事後，正如朱向離所言，那個軍官與我方人員交成了朋友，把他派到太原后，他多次給解放軍送出很有價值的情報。

曾有個日本軍官，因反對替閻錫山打內戰，同時反對他的同胞搞什麼“反共復國”運動，被關進監獄。后“戴罪”到前線接受“考驗”時，被解放軍俘獲。朱向離把這個日本軍官介紹給我情報人員當翻譯。這個日本軍官與解放軍合作，與幾個日本戰俘一起派回到太原，在被閻錫山滯留的日本人中間宣傳反戰，並給解放軍輸送情報。有一次，他還冒著風險，掩護了一個在城裡被閻軍追捕的解放軍偵察員。

1949年1月，八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六十軍，朱向離留任敵工部長。

在此期間，朱向離隨部隊轉站晉南、晉中，進軍陝南，參加了著名的運城、臨汾、晉中、太原、扶眉、川陝諸戰役，做了大量瓦解敵軍的工作。他總是積極抓住戰機，精心布置，紮實苦幹。為配合軍事進攻，他組織火線喊話，張掛巨幅標語，散發傳單，對敵展開強大政治攻勢，造成敵軍士兵中厭戰情緒蔓延，很多人在戰壕等待繳槍，不斷向我投誠。

1949年11月，朱向離擔任第六十軍第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隨部隊南下。12月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成都。30日，朱向離隨部進駐成都后，立即投入城市接管和改造起義部隊的工作。由於朱向富有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被派往駐在新都縣東南、成都市東北的石板灘國民黨起義部隊第三兵團，擔任軍事總代表，負責整編改造工作。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中，有部分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對共產黨的政策不甚了解；少數特務分子乘機進行公開或秘密的破壞活動，情況相當複雜，鬥爭十分激烈。朱向離領導10名軍代表日夜緊張工作。1950年1月，就在改造工作順利進行時，朱向離接到軍委總部的調令，赴京報到，準備出任駐外國武官。

1950年2月5日，朱向離在一個加強班的護送下，從石板灘鎮啟程回成都。當他們一行走了20多華里，到龍潭寺鎮管轄的院山寺時，突遭國民黨殘匪阻擊。朱向離先派通信員偵察，不料被敵殺害。一個小時后，窮凶極惡的殘匪噼噼啪地開著槍，從四面包圍了朱向離和十幾名戰士。當時，有的戰士忍無可忍，要開槍還擊，但朱向離命令不許開槍。他指著從四面漸漸圍上來的人群，對戰士說：“那裡面只有極少數人是反動分子，絕大多數是群眾。我們解放軍是來解放和保護老百姓的，不能無故地傷害他們。”他做了決定：“兵分兩路撤退。”但當八名戰士撤退到一座民房時，被土匪放火活活燒死。朱向離帶另一路戰士，撤退到一個大院里，身邊又有兩個戰士被土匪捆打。這時，朱向離強忍怒火，挺身而出，大聲宣傳黨和人民軍隊的宗旨和政策。喪心病狂的殘匪仗著人多勢眾，又殺害了幾名戰士，並把朱向離和他的警衛員打成重傷，百般凌辱。

土匪將朱向離殺害后，在水塘的沿壁上挖洞，把屍體藏匿在裡面。等部隊找到朱向離遺體時，只見他身上的槍傷竟有24處之多……

3月上旬，解放軍剿匪部隊活捉了殘匪頭目和殺害朱向離的兇手巫傑。又在龍潭寺召開了公審大會。在對巫傑執行死刑時，特意用了罪犯殺害朱向離烈士的可爾提手槍。

為紀念朱向離，人們在龍潭寺烈士犧牲處修建了烈士墓，以後又建了烈士陵園。每年清明時節，這裡鶯飛柳綠，鳥語花香。工人、農民、幹部、學生、部隊官兵，紛紛抬著花圈，前來祭奠烈士。平時，也常有很多青少年列隊在墓前舉行入團、入隊儀式，他們舉手宣誓，表示繼承革命先烈遺志，建設富強祖國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