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

時評文章，顧名思義，就是時事評論性的文章。新聞時評，又稱時事評論，簡稱時評。它是傳播者藉助大眾傳播工具或載體對剛剛發生或發現的新聞事實、現象、問題在第一時間表達自己意願的一種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識的一種論說形式。

指報刊上評論時事的文章。

高雲覽《小城春秋》第十一章：“大家都搶著要鄧魯的時評。”徐特立 《前言》：“有為了深刻闡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工作方針而寫的許多政論和時評。”袁鷹 《悲歡·飛》：“作為總編輯，他既寫社論，時評，也寫詩篇。”

時評既不是現在才產生的，也不是從中國新聞評論史一開始就有的。時評文體的升沉起伏，恰恰是新聞評論規律在我國新聞界升沉起伏的表現。

中國報業史上很長時間的所謂報刊言論，實際上都是長篇大套的政論，比如《萬國公報》上的文章《中西時勢論》、《強國利民略論》；梁啟超發表在《時務報》、《清議報》上的《變法通議》、《少年中國說》。只看看這些題目就知不是時評。講中國新聞評論的人對那個時代有一個概括，叫作“政論本位時代”。你看這些題目往往帶有“論”或“說”，當時發表這些政論文章的欄目就叫作“論說”。到了《時報》1904年創辦，才有了一種改觀。胡適在1921年《時報》創辦17年的時候應約寫了一篇《十七年的回顧》，對《時報》在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意義評價極高：

“《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用簡短的詞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工夫去地思考索。”“《時報》創出這種制度之後，十幾年之中，全國的日報都跟跟著變了，全國看報的人也不知不覺的變了。”

郭步陶《評論作法》（《申報函授學校講義》之五）說：

“時評二字，本是時報先用起，後來因為冷血先生（時報的主筆）的時評出名，各報也有相沿而用的，實在仍就是各報自己所撰的評論。”

這是“時評”這個概念由專稱到文體泛稱的過程。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說：

“同、光間之報紙，因受八股盛行之影響，僅視社論為例文……時報創刊后，曾於社論外，別立時評一欄，分別論斷，報其機樞，與今之模稜兩可，不親眼邊際，截然不同，故能風靡一時。”

這是社論與時評出現的先後次序。

此後，梁啟超在1909年的《國風報敘例》中明確界定了“時評”的功能，它與其他文體的區別：

“凡論說所論，則事之應舉措者也；凡時評所評，則事之已舉措者也”，

這個區別，大致就是今日報紙社論、評論員文章與時評－－新聞評論的區別。

但是實際上，這個界限後來也消失了——社論本身也時評化了。

從後來的一些新聞實踐和徐寶璜的歸納來看，社論就應該是報社自己組織寫的時評。他在《新聞學》第九章中說：

“社論須以當日或昨日本報所登之新聞為材料而討論之，此理甚明。例如訪員報告省議會為興某種建築，特撥一款，此新聞也。社論編輯以此為材料而討論本省能否添此擔任，某種建築是否為必要，聽撥之款項是否敷用，抑或有餘，此社論也。訪員與社論編輯職務上之分別，即在一則供給新聞，一則對於新聞加以批評耳。新聞既為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故詳言之，社論第一須以事實為材料，第二須以多數閱者聽注意之事實為材料，第三須以最近之事實為材料。由此可見，彼於社論中因發牢騷而無端謾罵他人者，或以四書五經上之句子為題而發揮講道德談仁義之空論者，或以類似《西學原出中國考》《中國宜亟圖富強論》之題，而做極浮泛油滑之策論者，均屬不當，因其非以事實為材料也。”

這個定義，否定了早期報紙以“論說”作為社論的做法，直接以時評作為社論之本。

這種社論時評化趨勢，在當代市場化的中國報界已經出現。現在《北京青年報》第二版的“今日社評”，就是時評，以數名本報評論員操筆，評當時報上的新聞。但是這顯然不是現在主流報紙社論的規格。實際上，這種“今日社評”之外，還有高規格的社論，只不過就比以前更不常出現了，實際上，是借“今日社評”而放棄了那種對於市場化的報紙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傳統社論。再有就是新出現的《經濟觀察報》，每期一版第一欄的位置專門放“社評”，就是針對一條新聞而寫的時評，且不署名，明顯代表報社觀點。比如，2001年12月10日的社評為《昂貴的戶口》，評的是北京市對納稅3年超過300萬元人民幣的私企老闆開放戶口的事。同是新型報紙的《21世紀經濟報道》則每期一版下方是社評，也是時評。比如2002年1月14日這一期的報紙，社評為《價格呼證會錯位 民主化不是市場化》，評的是12月舉行的鐵路價格聽證會。這樣市場化的報紙，自然就更不發主流報紙那樣的“社論”了。

本世紀以來的中國報紙上，時評高手群星閃耀：梁啟超、黃遠生、邵飄萍、陳布雷、邵力子、張季鸞、鄒韜奮。當年曾經有過時評之繁榮的程度，不僅專業報人寫時評，一些知名人士、作家也寫得很好，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在30年代初為上海著名的《申報》開欄撰寫一百多篇時評。今天《茅盾全集》第14、15卷所收的，也是茅盾在20年代初為《民國日報》寫的時評。而大學問家胡適居然曾在1922年至1923年4月間為《努力》周報主持新聞評論欄目《這一周》，寫了67篇新聞評論。還有後來成了法學家的張友漁，也曾在二十年代中期在當時中國特別有名的《世界日報》上時評撰稿人。夏衍先生曾有一作品集，書名就叫作《時評與通訊》……這種各界名流紛紛主撰時評的景觀，在本世紀上半葉十分引人注目，值得研究。他們豐富了時評文體，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體遺產。在黨報實踐中，也有時評的傳統：《胡喬木文集》就可以看到一些標明是“新華社時評”的文章，比如1949年2月27日的《孫科原形畢露》、1949年10月15日的《慶祝解放廣州和殲滅白崇禧主力》。

有意思的是，新中國建國后，時評文體卻逐漸消逝了。文革中的報刊又是那種長篇大套的政論，比如梁效文章什麼的。時評的衰落，是新聞評論功能的衰落。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撥亂反正，言論方面起著先鋒作用的，是雜文。因為那個時代人們對報刊言論寄望更多的是他們的對思想觀念的衝擊，而不是新聞性。這兩年，隨著新聞媒體在一個市場化的環境里生長，變革的時代，許多新事需要人們及時作出判斷；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生活日漸豐富、新聞輿論空間的開放和媒介走向市場，也會有更多的事件性新聞成為評論的話題。實際上，時評風格的報紙言論正在開始恢復其生命力。原因就在於，讀者現在的閱讀和接受期待已主要不是思想觀念的衝擊，而是你對新近發生的事如何判斷和評價，並且看到你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時評文體就是在這種讀者期待中復興的。這是新聞評論規律的再現。

語境：但凡社會轉型必然評論勃興

縱觀近代以來，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大凡社會轉型相對快速的時期，面對劇烈的利益調整和利益博弈，人們的“言說”需求必然幾何級倍增，從而導致評論的必然振興。

具體而言，從最早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循環日報》，到康梁維新派的《萬國公報》《時務報》，再到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中國日報》《民報》，再到無產階級革命掀起后的《新青年》《每周評論》乃至延安《解放日報》和重慶《新華日報》等等，均高度重視評論（政論），康梁、陳獨秀、毛澤東等不同階段的運動領袖也極其重視報刊評論甚至親自撰寫評論。習近平總書記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五年間（2003—2007），亦以筆名“哲欣”為《浙江日報》的“之江新語”專欄撰寫了232篇短評，達到平均每周一篇的高頻率。而近二十多年來，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時評熱”也成為一種重要現象，時評得以大規模“復興”。

這是因為，有觀念的風雲激蕩、有利益的劇烈調整，就必然讓人們產生“言說”的衝動——而在這時人們往往發現，欲達到上述兩種功能，正常的“用事實說話”的新聞形式，已經遠遠“不過癮”“不夠用”了，因為人們更希望直抒胸臆，更希望透過新聞現象尋覓背後的道理、緣由、趨勢。而評論這一新聞與雜文的“混血兒”，同時具備了新聞的針對性、時效性和接近性，以及雜文的直接性、諷諫性和可讀性。於是此時，時評便應運而生、而興旺發達。

當前，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既展現了改革的巨大成就，亦暴露了改革中的諸多不徹底、不完善甚至偏差之處；而同在這一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日益龐大的農民工（新型產業工人）群體、私企老闆群體、外企白領、“蟻族”“海歸”……這些大量出現的新的群體，他們有著自己強烈的利益訴求，迫切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訴求；而與此同時，對社會上湧現的種種新的問題、利益訴求、思想動向，也亟須加以態度鮮明的疏導、引導。

這種獨特的社會現實，投射到媒體上（不管是傳統報紙電視還是微博、論壇等新媒體），便促發了評論的再度繁榮。

時評是新聞評論文體的一種。

時評是一種公民表達文體。

在一個開放的時代里，它是公民表達自己見解的實用性文體。時評關注社會生活，緊扣時代脈搏，針對當下發生的焦點、熱點問題，做出迅即的反映，及時解析，當即批評，在依託新聞事實的基礎上，深開掘、精加工，發現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新穎而有價值的東西，洞幽燭微，言人未言，引領大眾視聽。時評之優長，在於“一招鮮，吃遍天”；而且講求速度與時效，須是“神速麻利快”兼“刺激麻辣燙”。這樣的雜文，當然會受到目前最廣大讀者的青睞。

1、因時而評，新聞性強

2、緣事而發，寓理於事

3、內容貼近，體裁廣泛

4、大眾視角，公民寫作

時效性。時評不能沒有時效。因為，時評是針對新近發生的問題或事實所作的評論，它兼有新聞和評論的雙重特點。但也不能像近期時評界出現的一窩蜂地對當天發生的新聞倉促作評。而是應當經過深思熟慮后再下筆方可。這就需要兼顧時評的“針對性、準確性”等其他方面。因而，時評不妨把評論的對象按一周內發生的新聞作為上限為妥。

針對性。如果一篇時評僅僅只有時效，沒有針對性，那也不能稱其為時評。充其量，只能說是對新近發生的新聞的評述。所謂針對性是指：為什麼要寫（發）？針對什麼而寫（發）？要解決什麼問題？希望讀者能從中得到什麼等，都應當十分準確。

準確性。準確性是時評有沒有生命力的一個關鍵。其不僅包括真實性，還包括科學性。它要求作者命題要明確，選取要準確，分寸把握要適度，分析要服人。否則，寫出的時評就經不起推敲，站不住腳。

說理性。時評初興之時，甚至在中興的今天，我們還不少見到某些作者的時評，先敘述一下由頭，再譴責幾句，或者羅列出幾種觀點，就匆匆擱筆，使時評一下子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力量。這就是缺乏說理性所致。那麼，要增加說理性，就要在寫作時不妨多用擺事實（或變化）、多對比、多講道理等手法，讓讀者信之、服之。

思想性。一篇完整意義上的時評，思想性應該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就要求作者要站在較高的位置去認識和解決局部的問題，把人們的思想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或者有力地說服讀者。

一、思辨性言論

1、思維創新性的，是"學院派"的新聞理論人士最欣賞並著力提倡的。

2、觀念普及性的時評，時評作者應是公共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橋樑，將先進的文化觀念持續不斷地浸潤到全社會，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

3、分析性的時評，是專家學者根據他們的基本理論與資訊積累，對國內外大事、大勢，迅速地即時地進行研判，發表自己的看法。

二、擴展了民眾參與和評判公共事務的渠道

1、促進批評精神在民眾中間的養成。

2、積極監督公共權力的運作，大膽評價公眾人物。

3、反應輿論，達成共識。成為群眾參政議政的通道之一。

1、觀點集中。時評屬於小文章，切忌面面俱到。選准切入點，深入剖析往往能出奇制勝。

2、題目要能吸引眼球。沒有好標題，文章再好也沒人看。如寫評價毛澤東的文章《豈能用數字比例評價領袖人物》，叫此名時點擊量極少，后改為《能用三七開評價毛澤東嗎》點擊量猛增幾十倍。

3、選好主題之後一定要多搜索材料。選用最精的上等原料，吸收最精彩的觀點，在此基礎上發揮，自然能勝人一籌。

4、要注意文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能用藝術語言表達，就不要用書面語言表達。要善於化繁為簡，用形象比喻解讀複雜道理。這樣文章就增加了信息量和可讀性。

5、文章一般控制在1000－2000字左右，這適合人的閱讀習慣。行文要注意層次，邏輯關係越鮮明，人們越愛讀。

6、如果在網上發貼，沒有編輯，需要自己對自己負責。文章寫完后先用文檔自動校對，然後仔細閱讀兩遍。確實沒有錯誤再發貼不遲。

現狀：評論助推社會進步但仍存短板

時評圈內有一種說法，稱評論是“負重而舞”。按照筆者的理解，此“重”，實乃轉型之重、社會責任之重、洞悉透視新聞之重。評論為新聞報道添加了靈魂，為客觀陳述注入了觀點和判斷，從而也就形成了針砭時弊、引導輿論、提出建議，進而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功效。

這方面例子不用過多列舉，從孫志剛事件，到雲南“躲貓貓”事件、陝西華南虎照片風波、山西“黑磚窯”事件、石家莊三鹿奶粉事件……評論所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當前國內評論圈還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短板：其一，板起臉孔、避實就虛。一些談到具體工作（尤其是涉及中心工作）的評論，親和度、針對性和可讀性欠缺，正如《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盧新寧在一次演講中所提到的“某字牌”批評和“要字牌”言論，“某字牌”批評是批評一個事件總是說“某地”“某人”，“要字牌”言論是指文章總像領導下指示一樣說“要怎麼怎麼樣”。這樣的評論，今天的讀者會喜歡讀，那才是怪事。

其二，為標新立異而穿越基本的價值底線、政治底線或道德底線。如，2008年2月東亞四強賽期間，有過一篇引起波瀾的以“很搞”“雄起”“弄他”等猥褻言辭調侃重慶的體育評論，雖然可讀性似乎挺強，但對一個城市的品質作出不嚴謹的斷語，且文中充斥著“搞女人”“男根”等低俗曖昧字眼，這種為文的立場和出發點，值得商榷。

其三，情緒有餘，邏輯不足；“可讀性”有餘，說服力不足。

表現之一，文章以情緒宣洩為主，沒有明確或成熟的論點，論證過程不充分，不能以理服人。如《王寶強，別玷污了觀眾心中的許三多》《劉德華，你們想度假不要去災區》等時評，便存在這方面的嫌疑。表現之二，一些短評類欄目，為聊而聊、為侃而侃，敘事多過點評，最終作者自己也形成不了一個觀點就倉促結尾。“有趣好玩”固然重要，但須知時評的生命之根永遠是觀點。

其四，觀點和論證過程陷入套路。一種是“大路貨”，人云亦云，角度和觀點均無突破。另一種則是“習慣性反彈琵琶”。比如《北大才子養豬有何不可》《××××有何不可》等，看似反彈琵琶，其實是為了反彈琵琶而強行反彈琵琶，落入新的窠臼。這種套路很容易被讀者所看穿、厭煩。

其五，就事論事，未能觸及問題實質；或拘泥個案、不能旁徵博引地從類似現象中發現規律性。目前時評寫手水平良莠不齊，其中不乏目光如炬者，但也有很多只能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不能洞悉現象背後暗含的本質性、規律性元素，作品顯得很單薄，缺乏厚重感和縱深感。

其六，不少評論以質疑和抨擊為主調，建設性和參考價值不足，開不出“藥方”，“正能量”不足……

黨報評論版改版，就是為了更好地揚棄，為了激發評論更旺盛的生命力。（《談如何做“好看”的黨報評論、理論》，轉自《中國記者》，作者徐鋒，人民網）

方向：觀照現實追求有思想的精彩

《廣州日報》評論版的此輪改版，從一開始就提出“做‘好看’的黨報評論”的口號。“好看的黨報評論”，正是既要力求克服傳統黨報評論拒人千里之外的毛病，又修正近些年國內時評界存在的一些問題，從而一方面讓黨報評論更好發揮激濁揚清、引導輿論、助推社會進步的功能；另一方面順應Newspaper（新聞紙）向“Viewspaper”（觀點紙）轉化的大趨勢，讓時評擔當起“差異化競爭”的使命，做好“觀點營銷”這一更高級的報紙經營模式。

何為“好看”的評論？“好看”不是單純以膚淺或偏激取悅讀者，而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組合，一言以蔽之，就是：觀照現實，追求有思想的精彩。

第一，新聞性強，關注度高。“文章合為時而著”，這個“時”，首先就是“時效性”。對黨報評論而言，爭奪“眼球”就是爭取輿論引導力，因此，巧妙借力熱點事件展開有獨到角度的討論，比刻意避開熱點、自搞一套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傳播效果。比如，新改版后的《人民日報》評論版加強了對熱點新聞現象的關注，評論李雙江之子涉嫌輪姦事件的《孩子之過 教育之傷》、評論山西長治污染事件的《環保“最後防線”如何不失守》、評論地下水污染的《用法治向地下水污染宣戰》、評論歐洲馬肉風波的《食品安全呼喚“全球治理”》等，都是對新發生的新聞現象的剖析，時效性都很強。

第二，觀照現實，善意理性。這就是“文章合為時而著”中“時”的更深層含義——契合時代的步伐、把握時代的脈搏、傾聽民間的呼聲、呼吸現實的空氣，以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強烈責任和使命，以善意理性、建設性而非單純破壞性、顛覆性的出發點，為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提出真知灼見。這種“好看”才是能為社會進步提供“正能量”的“好看”。在這一點上，無論是《人民日報》評論版還是《廣州日報》評論版，均體現出高度的自覺，前者的《“家庭農場”應避免急於求成》、“兩會會風新期盼”系列評論、評論上海“毒校服”的《以制度供給化解“校園風險”》等，後者的《勿讓僥倖心態毀了一個行業》《政府集中供養孤兒並非上上之策》《十面“霾”伏，亟須從吐槽走向行動》《面對問題“二代”多些“健康圍觀”》等，無不體現著黨報評論工作者助推時代進步的強烈使命感。

第三，富有見地，能與讀者形成“見解的共鳴”。在信息爆炸和新聞同質化的時代，真知灼見是相對稀缺的，因此真正有獨到觀點的評論文章是會讓讀者擊案叫絕的、是可以“好看”的。《廣州日報》提出評論版要透過新聞現象、追求“深邃的思想”，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提出的更高要求，《一次巨賠判決勝過千次事後抽查》《幹部“夢見小米湯”的無奈與反思》《警惕高房價成為城鎮化的阻力》等，均在朝著這一方向努力。

第四，文本精美，易讀耐讀。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黨報評論要發揮自身引導輿論的功能，首要前提是必須爭取讀者，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因此，必須增強可讀性，做到深入淺出，實現文本的易讀、耐讀，力爭精美、韻味更足。《廣州日報》評論版的改版目標之一就是：進一步突破國內黨報評論版司空見慣的艱澀枯燥、平鋪直敘、缺乏激情和感染力定勢，讓評論文章“更好看”。（《談如何做“好看”的黨報評論、理論》，摘自《中國記者》，作者徐鋒，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