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湍縣

.臨湍縣遺址在鄧州市羅庄鄉南古村，東南至鄧州八十五里。本漢冠軍縣地，後魏孝文帝割縣北境置新 城縣，屬南陽郡。廢帝以近湍水，改為臨湍。隋文帝復改為新城，天寶元年改為臨湍縣，據現場考查，河南鄧州的西北部湍河東岸有一古城址，名南古縣，文化層厚，面積大，歷史上不斷出土一些古代器物，如重修文廟、城隍廟碑記，犯人腳鐐等。古碑記載，此地為古臨湍縣城　《水經注》記載：“冠軍縣西北有楚碣，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明嘉靖《南陽府志·堰陂》記載：“楚堰在州西北六十里，承湍河水灌田二百餘頃” （摺合1000餘公頃）。唐《元和郡縣誌》：鄧州臨湍縣楚碣，在縣南八里，擁斷湍水，高下相承，溉田五百餘頃。元姚燧《牧庵集》：鄧州千戶楊義珍碑：“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是楚堰即楚碣也。”據考證楊義珍卒於元至元二十六年，其修復楚堰當為至元年間。

歷史上有豫陝、秦鄂古道，有“咽喉商洛，脈絡川陝”之稱。修於周顯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的商於古道，由陝西省商縣東南至淅川縣荊紫關，經大石橋、老城、馬蹬至內鄉杏樹岈、岞嶇，為秦川至荊楚通道；修於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武關馳道，沿丹江北岸商於古道走向，由西而東經淅川荊紫關、大石橋、馬蹬、內鄉岞嶇到內鄉縣城（古酈城），沿灌張鋪，經鎮平達宛城，屬秦置“東南方馳道”的一段；由酈縣（遺址在今內鄉縣城北6公里處的趙店鄉酈城村）經黃水河、古臨湍縣到稂縣、襄陽的酈襄古道，是武關馳道通往江南的捷經道，唐代，此道為東南大道。五代以後，內鄉仍保持著原道路格局。宋代，汴京至兩湖、兩廣的道路縱貫全境。金元至明清，道路走向基本依舊。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旅客李佐文行抵河南南陽郡臨湍縣秘書郎袁測的田莊上，途遇一婦人，對佐文說：“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齔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稅，孤窮無托，遂意再行。……其婦姓王，開成四年(839年)，客有見者。”①像王氏這樣既貧又寡、沒有產業、身為傭工的人，按照兩稅法令鰥寡煢獨不支濟者是放免稅收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孤貧寡婦也未能豁免。她孑身無托，只好被迫改嫁，以求鬆一口氣。

考葉南方城，隨山紆曲，勢同半環，共分東、西、北三面。其西方一面，南端起於今鄧縣境，而北抵內鄉北境之翼望山。《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正義》引《括地誌》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

臨湍縣令廳壁記

鄧為天下扃闥、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疆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奸俠所歸。惟臨湍境清，人間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為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為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沖，往複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資裘，如餒並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顏，自左驍衛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為為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為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家，知乃為政。承顏奉版輿，冒虜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為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

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固。”按穰縣故城，在今河南鄧縣治外城東南隅，即唐鄧州附郭。翼望山，《水經注》湍水篇：“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澈。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酈縣故城，據康熙《內鄉縣誌》沿革條，謂在內鄉縣治北十里酈城堡，而翼望山自當在其西北矣。嘉慶《南陽府志》輿地山川條，謂湍水源出盧氏熊耳山、槍桿嶺東南，槍桿嶺，據康熙《內鄉縣誌》山川條，謂在縣北一百里，以理推之，翼望山當去槍桿嶺不遠，或即其地也。《山海經》中次十一，稱高前山在翼望山東南五十里，其上有水，甚寒而清，康熙《內鄉縣誌》山川條，謂高前山在縣西南十里（按：縣西南十里有方山，上有池清冷，頗似高前山，因謂方山即前之高前山）。據此推之，則翼望山當在內鄉縣治西北六十或七十里也。古籍記述，於地望里計，多未能確，學者據此以求，或可得其近是，未可即視為定論也。晚近坊間所繪河南省縣輿圖，上載湍水發源之地，居內鄉北境稍西，約略計之，距縣城百里左右，古之翼望，當即於此求之。《元和郡縣誌》鄧州臨湍縣條稱：“翼望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湍水出焉。”按臨湍，西魏舊縣，隋改稱新城，唐天寶元年，仍改臨湍。

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張九齡死後，王維失去了仕途上的重要依靠，在仕途上是否走下去他有了非常矛盾的心理。詩中的“安禪制毒龍”似乎告訴我們：他有通過“安禪”漸修的方法去制伏“毒龍”的想法。於是，王維在南下途中到臨湍驛拜訪神會大師開元二十八年，王維在知南選的途中與南宗禪神會大師相遇於南陽臨湍驛，這次會見，對王維影響極大，據《荷澤神會禪師語錄》記載：“於時王侍御（指王維）問和尚言：若為修道得解脫？答曰：眾生本自心凈，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王侍御驚愕云：大奇。……王侍御問：作沒時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體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有恆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學。”由於傾心服膺於南宗禪法，王維又應神會之請為禪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寫了《六祖能禪師碑銘》，使之成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維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詩人中，“第一個出來吹捧南宗學說的人”。（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