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炳

清代長江水師提督

程文炳(1833-1910),字從周,謚號壯勤,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

簡介


程文炳宅院對外開放
程文炳宅院對外開放
程文炳少有大志,愛研兵法,常以無錢讀書為憾。11歲時因家無隔夜糧而輟學。14歲時經人介紹進潁州城為人幫工。17時應募入潁州府衙鄉團當兵,知府才宇和見他身材魁偉,足智多謀,並給守兵200名讓他帶領;后被駐守潁州袁甲三看中;收為馬隊選鋒,后升為守備。因剿捻有功,同治二年(1863年)補為潛山游擊,帶2000人駐守蒙城;同治四年擢為貴州清江協副將,統15000人,仍駐守皖北;同治十二年被皇帝加封為九江總兵;光緒九年(1883年)遷湖北提督。中日戰爭起,奉詔駐守張家灣,遷福建提督。光緒二十六年,節度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勤王師,次年升長江水師提督。宣統二年(1910年)病死於水師提督住所,卒年77歲。程文炳飛黃騰達后,就想到光宗耀祖。做了湖北提督,他就在城東南鄉中流村(即今袁寨村)擇風水寶地,修建了莊園;做了福建提督,就在潁州府鼓樓東側(今地區建設銀行)耀眼處大建宗祠。(阜陽縣誌470面記載)

程墓尋訪記


分類:程文炳研究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清末大吏程文炳”就進入了我的研究視野。也許是天意使然,也許是機緣巧合,2002年我被派到程文炳原籍、出生所在地的潁東區工作,開始有了“近距離”的接觸,特別是在支持幫助文化部門申報“程文炳大院”為“省文物保護單位”所進行的實地考察和史料搜尋的過程中,又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對於他作為一代歷史名人、愛國將領的形象,亦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
行伍出身,戰功卓著,累官至九江鎮總兵、湖北提督、福建陸路提督、長江水師提督,援資政大夫,建威將軍。程文炳治軍嚴明,卻不濫殺無辜。曾公然拒絕曾國藩“殺俘”命令,反為其所贊有“古仁將之風”。在光緒十年(1884)和光緒二十年(1894),中法、中日戰事之期,嚴防內海與護衛京畿,皆為中流砥柱;特別是在中日甲午之戰中,他力主抗戰,並提出“持久”的作戰思想,堅決反對議和。在上奏朝廷的《請重訂和議折》中,表示“粉身碎骨、一死以報國家”。曾先後派3個兒子赴日偵探考查,“盡悉倭國國情”,臨終有“遺折”專奏,論陸海軍應行事宜,提出嚴拒“賠款”,重建教育與軍事,以經濟與市場之力抑制外敵的主張,堪稱老成謀國,遠覽卓見。為朝野欽敬,從而留名青史。後於清宣統二年(1910),因病殉職於安徽太平府(今當塗縣)水師提督任所。
由於程文炳去世次年,爆發辛亥革命,清滅民興,爾後又軍閥連年混戰,國家長期動蕩不安,遂使有關他的一些遺物、遺跡、史料、文獻,幾為淹滅;使我們在近百年之後的研究工作陷入十分艱難困境,往往事倍功半。其中,關於他真實墓地的尋訪,便是幾經波折,倍嘗艱辛。
程文炳一生征戰,四海為家;客死他鄉,儘儘職守,自當落葉歸根,歸返故里,陪伴父母,安葬潁東。然而,這些年來我同潁東區文化局局長趙海斌及副局長王亞軍等同志,翻遍阜陽現存所有志鑒史錄,走訪數百位程家後代傳人,都說不出程文炳墓地何在,墓冢何處!
可是,我們從查錄所得的1910年11月24日上海《申報》刊登的蕪湖消息中,明明寫的是:“已故長江水師提督程從周軍門靈柩,定於冬月初四,由太平下河,取道清江浦,進淮河,運回阜陽原籍。”此乃字句分明,言之鑿鑿。明明訃告發布“運回阜陽原籍”,為什麼潁東原籍上了無墓冢蹤跡呢?抑或中途改道?還是另有隱情?
正在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2004年從程文炳裔孫處得到一套《潁東程氏支譜》四卷。此譜是承續程文炳生前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親自修訂的《潁東程氏支譜》之後,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由其第八代裔孫程傳銘主持續修的。在此譜“卷二”上有如下記載:
“(公)妻呂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壽州白鶴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壽州白鶴山。呂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詳。”
依此可見,程文炳一妻兩妾之中,其一妻一妾與之同一墓地為葬。“妻呂氏”夫人,“合墓”云云,顯然是同其夫程文炳合墓無疑。妾宋淑人死後也葬在程文炳身邊,完全符合封建禮葬規制。
此一信息的出現,馬上便產生兩個問題:一曰程文炳的墓冢何以不回潁東原籍?二曰白鶴山在何處?鑒於續譜主持人程傳銘已經去世,這兩個問題只好由研究者去親訪親查了。
先說第一個問題。
據阜陽文史學者張芳弢走訪程氏後人所述,程文炳小的時候家境並不貧寒,為柳溝邨一帶富戶。鬧捻子時,富有人家幾乎都成為捻子“勒贖”的對象,有一年,程文炳母親也被綁票,花了一大筆銀子才把人贖回來。後來,程家又遭捻子幾次勒索,家財幾盡贖光,老宅也被焚燒,家道從此衰落,他也失去讀書的機會。再後來,程文炳應募參加了潁州兵勇,曾帶人到利辛永興一帶尋找當年綁票的仇人報復。從此與捻子結下不解仇怨。
再則,程文炳從軍剿捻,常年攻伐征戰之中,儘管他嚴禁濫殺,從而卻也保護了不少皖北鄉人,也曾在潁州、亳州、壽州、六安、宿州等地賑濟災民,但殘酷的戰爭,致使雙方塗炭百姓生靈在所難免,以至到了晚年在他內心產生不斷的反省與悠遠的顧慮,也可能是他死後不回原籍安葬的一個“隱情”。也才會有明回原籍,暗葬“壽州白鶴山”之苦心經營。
再說“白鶴山”在何處的問題。
自2005年以來,海斌、亞軍兩位,就鍥而不捨地苦苦尋覓“白鶴山”的下落。
據查,壽州在春秋時屬六國地。後漢為揚州刺史治所。隋置州,治所在壽春縣(即安徽壽縣),北宋治所遷安徽風台縣。南宋入於金。元、明時仍為壽州。清同治三年(1864)又析壽縣置風台縣。辛亥革命后,風台屬阜陽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解放后屬皖北、阜陽地區,再於1976年划風台歸淮南市所轄。從以上簡略介紹可見,壽州與風台、鳳台與阜陽,區劃反覆交叉,治所亦不斷更遷,“白鶴山”古屬、今屬脈絡不清,地理位置迷離。壽、鳳二縣的文化部門也莫衷一是。
不過,在這期間倒訪得關於程文炳的一個悲壯的傳說:一如上文所記,由於程文炳不僅在中日甲午戰爭力主抗日,堅決反對議和,而且以“節制三江兩省”、“五路聯軍司令”身份調防張家灣,陳兵一線拱衛京師。成為日本侵略者的一顆眼中釘。
如此繁複交叉的區劃狀況,如此驚心動魄的民間傳說,且不說能不能找到白鶴其山,即使找到恐怕那墓地也不一定還能存在……
2008年8月23日,我在《潁州晚報》上讀到記者張殿兵一篇題為《潁東區棗莊發現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報道,引起我極大興趣,即於5日後同海濱一起赴實地查看,上刻著“皇清誥封建威將軍程三公諱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經核對其序文及刻碑時間,同程文炳光緒二十九年(1903)親修《潁東程氏支譜》記載完全相符。
這一塊墓碑的發現,使人們自然又議論起程文炳自己墓地的尋訪事宜,大家都懷有一種迫切的情緒。特別是海斌與亞軍,更加緊了同壽州、鳳台方面的頻繁聯繫。
忽然,好似冥冥之中有一種心靈感應一樣,在10月13日下午,鳳台方面居然傳來找到“白鶴山”的電話。
原來,海斌、亞軍他們,幾年來不僅通過壽州、鳳台文化局、文物局、地方志、政協文史委等“官方”部門;還發動親戚朋友們來配合幫忙,打聽白鶴山下落。其中有一位名叫童敬海的朋友,亞東阜師院87級美術系的同學,畫家,現任安徽省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受亞東委託,也幫忙找了好幾年,這次的電話就是他打過來的。
2008年10月14日上午一打早,我應海斌、亞軍之邀,與原阜陽市政協資深常委、老文史委員陸志成先生一起,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驅車直奔鳳台而去。在鳳台城裡見到童敬海同志,此君待人熱情,談吐文雅。站在路旁,由亞東為雙方略作介紹,便在他的帶領下,來到鳳台縣李沖回族鄉鄉政府。鄉政府建在半山坡上,放眼望去,“環沖皆山也”。我們喜悅地指指點點,似乎“白鶴山”就在眼前或足下。
在鄉政府的會議室里,亞軍同志拿出一張簡略的地圖,上面畫的是一條淮河,在其南岸東邊是一條長形的“白龍山”,東邊是一座高高的白鄂山,山上標明有一座白塔和寺院。當時,大家猜測“鄂”可能與“鶴”土音不分,也可能有人故意改“鶴”為“鄂”,以暗示程文炳當年在湖北提督任上,“教訓”法國駐鄂領事館“洋兵”尋釁故事……當時有人說“白塔及寺”就在“八公山公園”之內,東行路上遠遠可見。都覺得只要“按圖索驥”,即可馬到功成。於是大家就心切地催請敬海同志帶領前往。
在“八公山森林公園”門前,朝左一看,果然見到“白塔、寺”聳立在林木茂密的山頂,但門衛的幾位同志告曰:塔與寺均是新建,而山既不叫“白鄂”,也不叫“白鶴”,而且在封山育林時作過細緻勘察,也沒有什麼名人墓地。
公園的同志提出到淮南市地質公園看一看。及至趕到那裡,也只見到“劉安墓”,打聽半天也無人知曉程文炳其人其墓,甚至沒聽說過“白鶴山”的名字。
正在大夥不得要領的時候,敬海的電話又響了起來。
原來敬海同志是拜託鄉長閃電廠在此之前幫助找白鶴山線索的,剛才由於閃鄉長在外面開會一時未回,再加之一時心急沒等見到他就擅自奔往“白塔寺”。閃鄉長來電話說:他已回到鄉政府,而且,也已經把那位曾經親自到過白鶴山,又親眼看到過程文炳墓和碑的“知情人”請到了鄉政府。聽到這些,大家登時來了精神,便勒馬而回鄉政府。
在鄉政府閃電廠同志向我們介紹了一位身材魁梧,體魄健朗的老人。他名叫王新民,已年75歲,是1948年的老黨員,是李沖鄉新中國第一任鄉長。又曾經是全國勞動模範,在北京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由於解放後到1976年鳳台屬阜陽地區行政公署管轄,所以常到阜陽開會、作報告、參觀等等。說及程文炳和白鶴山,老人如數家珍,清楚地回憶道:
有白鶴山這個地方,也有程文炳的墓。小時候聽我父親講過,這個姓程的是前清的一個水師提督,老家是阜陽的。他帶我去過,後來我自己砍山柴、打豬草也常去那裡玩。當年的墓地很大,群眾都叫“大老墳”,墓周圍是塊石壘砌,米漿灌縫,十分堅固,墓前還有像天安門廣場上那樣的“華表”。
說到鳳台、壽州往事,老人講古年“壽”、“鳳”不分,我們這一帶48個山頭,有的屬鳳台,有的屬壽州,同一座山,水朝哪裡方向淌,這面山就屬哪縣。當年的白鶴山可能不屬鳳台縣了。雖然,我已經有40年沒到白鶴山去過了,可是,方位還是能記得的……
這一席令人激動和喜悅的話語,是在閃電廠鄉長熱情接待的午餐桌上談到的;老鄉長十分理解我們的心情,飯碗一放說:“中午不休息了,我現在就帶你們去白鶴山!”
與我們午前所走的路線相比,基本上是原路而返;不過到達紫金山旁時(也即八公山森林公園),下了“風合省道”,左向層巒疊嶂中插了進去。過了一處關隘狀的城樓和一座石橋,前路幾乎是靠在山邊行進了。這是一條只能行駛單車的山間簡易公路,曲折蜿蜒,兩旁壁立,岩石裸露。一路上只聽車輪下碎石的沙沙聲,沒人說話,只有老鄉長在沉靜地思索、尋視著童年的路記。
“到了!”車子嘎然一聲,停在山岩之下。
“這就是白鶴山了!”老鄉長很為自己40年不失記憶之準確,充滿一股自豪之情。
抬頭望去,半山坡上一座“妙香小學”的石大門,正對著車頭方向,學校右側,有一條向上蜿蜒的窄窄的山徑。
此時車旁圍上幾位村民,告知此處現屬淮南市八公山區妙凹林場。當地原稱山王鎮妙凹村。問及白鶴山、程文炳墓,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們:“這山就叫白鶴山,程文炳的墓,還有他大老婆、小老婆的墓就在這個山上”。
在老鄉長的帶領下,我們穿行在雜草、灌木叢中,在布滿碎石的山徑間探路攀登。行至半程之地,在一座被開挖的十分斑駁的石坑前,遇到當地石匠張國春。他47歲,身材略顯瘦弱,在老鄉長的動員之下,表示願意領我們上山找“大老墳”。
攀行在程文炳墓前所在的山坡之上,我們一邊揮灑汗水,一邊聽老鄉長介紹這裡的山山水水。他指著腳下又指向遠方說,這個白鶴山,又叫五頂山,俗稱五椏巴子山,像人的手掌伸開五指,向下向遠處伸延出五條山脈,程文炳墓在此山上部半坡,頭枕的白鶴山,是全淮南八公山系最高的一座,腳登東、西老虎山,民諺說:“長龍,長虎,長壽星”。也有的叫右邊為白龍山,右邊的叫鳳凰山(據說鳳凰曾落此山,也就是鳳台地名的來歷了)。他讓我們同他一同站起身來,放眼望去,北依淮水,南眺壽州城,一條溪水(當地叫東溝)環山而繞,山勢雄偉,視野開闊,分明是一外風水寶地。邊聽老鄉長“談古”,一面不停地披荊攀爬,歷時一個多小時,前後約行五、六里路途,汗透了幾層衣衫,終於來到程文炳墓前。一觀之下,卻被眼前的景狀驚呆了。
只見在山的上半部斜坡之上,墓冢高聳,墳上及周邊,長滿碗口粗細的雜林,墓頂前後兩個深坑,坑底和周邊一千多平方米的叢林之中,散落著數以百計的塊石和棺木殘片,一片狼籍。其中兩片棺蓋大體保持完整,上面黑漆和斑駁的暗紅色字跡,依稀可見,但已漫患不清。石匠張國春告訴我們:這些石塊,名叫火石,如果用鋼鋸鋸,即使是白天也可以看見火星四射。還有幾段像老鄉長講的“華表”狀的圓頂柱石,散落在山林深處,一時難以找到。但可以肯定它們還在雜草灌木叢中。塊石之上,經石工藝鑿加工過的一條條青白相間的槽紋依然清晰在目,上面用以灌縫的米灰漿塊,至今仍然粘附的十分牢固。
又有村民王慶施(76歲)、張慶海(67歲)、賈慶利(56歲),告訴我們:程提督石墓本來是很堅固的,十年之前被人盜挖時,先是用鐵錛不能撼動,繼而用木碳猛燒幾晝夜,破毀外殼后,在墓頂上方前後大開膛,挖掘出三口壽材,分別為程文炳和他的兩位夫人的合葬棺,衣物等陪葬品被焚燒殆盡,一些佛珠、玉器和金銀手飾之類,有的被盜走,有的被砸碎;有的可能還散藏在一些村民家中。
村民王慶施還說:由於我們這裡地處偏僻,程提督墓“文革”期間躲過一劫,保存基本完好。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由於社會上文物買賣風興起,盜墓風盛行一時,幾乎是大墓小墓都被洗劫一空,程家“大老墳”自也不得倖免。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程提督不是當地人,客葬在此,沒有後代家族親友呵護,自解放幾十年不見後人前來祭奠,早已為持“陰陽鏟”之業的歹徒覬覦在心,所以一旦有機可乘,自然聞風而動。加上當地群眾文物保護意識薄弱,也助使這些人盜墓得逞。
王慶施還說:聽老輩人相傳,當年程提督靈柩運來,由淮入淝,自上岸到山上,由於壽材巨大沉重,沿途開路修橋,他潁州老家來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銀子。解放后還有人見過東溝專修的石橋和石碑,後來橋被拆毀燒窯了,碑也被當成石料碎了。
至此,程文炳墓地尋訪工作告一段落。我們在現場拍攝了大量的遺址照片,提取了棺木壽材樣品。雖然未見到墓碑銘文,但考之於“三口壽棺同時出土”,和這裡群眾近百年來的口口傳承,特別是老鄉長同村民親見過的墓冢的事實,均與1936年修訂的《潁東程氏支譜》卷二所記“合墓於壽州白鶴山”完全一致。所以通過此次考察,可以認定程文炳(及其妻呂氏、妾宋氏)墓葬地就在今日淮南市八公山區妙凹林場白鶴山。
兩點充滿希望的“存疑”:
關於墓碑。此次訪查的整個過程中,尚未有人提及墓前石碑的去向問題。抗日時期,由於淮南有大通煤礦,日軍為掠奪煤炭資源,最早進入淮南,致使此處淪陷八年。他們極有可能毀損抗日將領程文炳的墓碑,或許散落山野之間。又有老鄉長王新民“華表、柱石”之說,都包含著在進一步清理時,可能找到“銘文”碑石、柱石的可能。
二、現今所見墓冢墳頭,仍然很為高大;未知掩埋深處,未必不會遺留盜墓者不感興趣的殘石殘片,即使墓內棺廓周壁之上,也完全有可能發現文字以及具有程文炳信息的遺物。
所以,說希望在於進一步認真細緻地清理之中。恰巧,我們寫完這篇訪記之後,在2008年10月23日《新安晚報》上,驀然看到《身後漂流112年,劉銘傳終將在家鄉入土》的消息,馬上聯想到程文炳客葬白鶴山也近百年,也希望他的子孫傳人在省及淮南、阜陽兩市有關方面的支持幫助下,能使其也仿效他的淮軍“戰友”劉銘傳那樣魂歸故里,在“家鄉入土”。倘能如此,豈不是一樁功德無量之事?!
程氏父子史實記事匡正(2008-12-05 16:32:57)
標籤:謚號 長江水師 提督 捻子 程文炳 阜陽 文化 分類:程文炳研究
程氏父子是指阜陽程文炳及其子程恩普等。
程恩普,名錫章,字稚周,程文炳四子。自幼好百家言,尤酷愛兵書,頗具乃父遺風。20歲入安徽武備陸軍學堂,后赴日留學,進東京同文書院。留學期間,結識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清宣統二年(1910),孫中山親授圖記,囑回國后組織革命團體,準備起義。恩普返回潁州,組建安仁會,並利用其父程任長江水師提督之便,在水師中開展革命宣傳活動。辛亥革命爆發后,潁州在恩普領導下,舉行起義,宣布獨立。同年,他就任淮北國民軍司令,駐防阜陽。民國二年(1913),湖口戰起,國民軍討袁受挫,恩普保護了一大批皖籍革命黨人。民國五年(1916),袁世凱稱帝,恩普憤甚,賣地5萬元,在上海成立淮北討袁辦事處,為此家產盪盡。國民黨中央欲行資助,恩普婉言謝絕。日軍侵佔東北三省,恩普堅主抗日,收復失地,因憂憤患病,民國32年(1943)逝世於上海。
程氏父子二人,一是名震疆場,久歷戎旃的清末大吏;一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員元老、安徽辛亥革命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在近代中國及安徽的歷史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阜陽程氏家族及程氏父子的研究,解放以來國內幾成空白。即便在阜陽文史界,多年以來對這位鄉賢及其後人經歷的關注也僅限於簡單記事,而且語焉多有不詳,訛誤之處頗多,記事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關於程文炳的生卒年月、謚號及出生殯葬之地諸問題。
據1978年新編《阜陽縣誌·歷史人物·程文炳》記載:“程文炳(1833--1910),字從周,謚號壯勤今,清末阜陽縣人”。又據1999年3月阜陽市政協文史委編寫的阜陽文史資料第一輯《阜陽古今名人·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描述:“程文炳(1883--1910年),字從周,謚號壯勤今,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翻閱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資料全書·阜陽卷·歷史人物·程文炳》“程文炳(1883--1910),字從周,謚號壯勤今,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
很明顯,三處記載程文炳的生卒年月均相同;出生地點都說是清末阜陽人或今潁東區棗莊鎮人,死後殯葬何處隻字未提;謚號“壯勤今”的“今”字明顯系“公”字之誤。
關於程文炳的生卒年月。據《清史稿·程文炳傳》記載:公“宣統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宣統二年即公元1910年,由此上溯77年,程文炳當生於公元1833年即清朝道光十三年。上述資料也都一致記載程文炳出生於1833年。然由其五個兒子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程垚章、程恩普並長孫程傳鑣“泣血稽類謹述”編撰的《程文炳事略》中卻有明確記載:“公生於道光甲午年四月十三日己時,卒於宣統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時,享壽七十有七。”查中華書局1978年11月第1版《中國歷史紀年表》第59頁,清道光甲午年(即清道光十四年)為公元1834年,四月十三日己時換算成陽曆為5月21日6時。宣統二年十月初六日亥時,即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時,如果按周歲計算,程文炳享年76周歲。但封建社會老人去世,生卒年份顧及首尾,均以虛歲計齡,故《程文炳事略》記載“(公)享壽七十有七”。即便是在今天,虛實之分依然是城鄉社會認定年齡大小的一個共識。因此,程文炳生於公元1834年5月21日6時,卒於公元1910年11月7日12時,享年77歲,當以《事略》為準。
關於程文炳的謚號。何謂謚號?按《辭海》解釋:謚號,就是封建時代在人死後按其生前事迹評定褒貶給予的稱號。《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帝王之謚,由禮官議上,臣下之謚,由朝廷賜予。《周逸書·謚法解》:“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程文炳的謚號,按《清史稿·程文炳傳》:“謚壯勤”。而非“壯勤公”。《程文炳事略》中,他的兒孫只所以在行文中稱他為“先大父壯勤公”,是出於晚輩對先人的尊重,為尊稱。猶如後人稱歐陽修為歐陽文忠公一樣,歐陽修死後謚號為“文忠”。廷議時,朝臣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賜歐陽修謚號“文忠”。稱歐陽文忠公,是後人對他的尊稱。
同樣,程文炳的謚號,也是在他死後朝廷依照其生前事迹給他評定的一個稱號。程文炳身軀高大,偉岸強壯,一生從戎,“壯歲旌旗擁萬夫”,(辛棄疾鷓鴣天》)按謚法:“客體盛大曰壯”;(孔穎達語)加之他勤王出力,護駕京師,為朝廷立了大功,按謚法:“不惜出力曰勤”。因此,朝廷賜予他“壯勤”之謚號,形象而準確地概括、評價了他的一生。之所以出現程文炳“謚號壯勤公、壯勤今”之類的低級錯誤,一是歷史知識不夠普及,研究不夠深入所至;同時也可能是編寫者一時粗心大意,校對者誤“今”為“公”。希望當地的文史愛好者今後做學問更謹慎、更紮實一些。
關於程文炳的出生及殯葬之地。
在能看到的資料中,都說程文炳是“安徽阜陽人”。(《清史稿·程文炳傳》)“清末阜陽縣人”。(《阜陽縣誌·歷史人物·程文炳》)“清末阜陽縣(今潁東區棗莊鎮)人”。(《阜陽古今名人·程文炳》)甚至,阜陽民間還流傳說程文炳是潁東區袁寨人,根據是程文炳宅院就坐落在袁寨集東南,已列入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據筆者手頭(目前阜陽所僅有的)2004年出自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件《程文炳事略》記載:程文炳十七、十八世先祖“自蒿縣遷居潁之東柳溝村”,而程文炳“弱冠已被舉為程家海子之圩長”。就是說程文炳老家為潁東柳溝村程家海子。這是迄今為止能看到的關於程文炳出生地點的最具體、最明確、最權威的記載。
2008年8月22日,阜陽潁州晚報社記者張殿兵經過實地調查和現場隨訪,采寫了一篇題為《潁東區棗莊發現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消息,刊登在潁州晚報2008年8月23日頭版,引起我極大興趣。五天後,即8月26日,在潁東區文化局局長趙海濱陪同下,筆者親到棗莊后海實地查看了這塊刻著“皇清誥封建威將軍程三公諱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碑文的墓碑,只見墓碑右上側寫著“壬山丙向”,為葬墓的方位朝向,左下側刻有“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顯然,這是立碑的時間。碑文所有文字,與程文炳光緒二十九年(1903)親自修訂的《潁東程氏支譜》記載完全相符。
據此,筆者可以得出結論:程文炳,清朝末年人,祖籍安徽阜陽,出生地為潁之東柳溝村程家海子,即今阜陽市潁東區棗莊鎮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
那麼,柳溝村又是怎樣演變成棗莊集棗莊鎮的呢?據黑龍江省漠河縣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張方韜(棗莊人)的調查和研究,棗莊集在明代就稱柳溝村,是一個古地名。清朝光緒年間。因新河的開挖,雖方便了交通和水利,卻隔阻了區域和地理,為了方便人流物流和集市貿易,便把棗莊集遷移至柳溝村。一百多年後,時過境遷,柳溝村不復存在,而棗莊集市興旺,遂成重鎮,延續至今,成為中共潁東區棗莊鎮黨委、政府所在地。程家海子解放後由於人口增多,村莊擴大,遂分為前海子、后海子。2006年行政村區劃調整,合村后前後海子歸屬現棗莊鎮童庄行政村管轄。
皖北有句俗語:兔子不吃窩邊草。何況程文炳從軍剿捻,發跡於殘酷的軍事攻伐之中,儘管在處理捻軍殘部時,他敢於諫言,堅持不濫殺無辜,保護了不少鄉人;又於光緒四年(1878)在潁州、亳州、壽州、六安、宿州及潁上、渦陽、蒙城等地賑濟災民,但他內心對戰爭的反省一直十分強烈。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這也可能是他死後不回阜陽原籍安葬的一個重要內因。
關於程文炳的墓葬,筆者在《潁東程氏支譜》卷2中,見有如下記載:“(公)妻呂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壽州白鶴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壽州白鶴山。呂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詳。”由此可見,程文炳一生一妻兩妾,原配呂氏“合墓”在壽州白鶴山,與誰“合墓”,顯然是與其夫程文炳合墓,連妾宋淑人死後也葬在程文炳身邊,這符合封建禮葬制度。至於小妾呂宜人,由於年齡尚輕,程文炳死後何去何從?不涉主旨。
考壽州白鶴山。壽州即今安徽壽縣,白鶴山在哪?從2005年開始,潁東文化局趙海濱、王亞軍兩位同志就苦苦尋找,曾多次電話詢問壽縣和鳳台縣文化局亦無下落。因解放以後壽縣和鳳台有過幾次區劃調整,歷史上的壽州是一個大的行政區劃概念,白鶴山坐落在什麼境內,叫什麼名字……看來,只能通過正在進行的全國第三次文物大普查來漸次查清。
不過,筆者還採錄過一個悲壯的傳說:程文炳一生共有六個兒子,其中三個兒子赴日本留學,對日本可謂了解很深。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作為軍人,程文炳力主抗戰,而且與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共同提出對日“持久”作戰思想,堅決反對議和。由於戰事日緊,“召趣赴京”,朝廷為防不測,將程文炳重兵調防張家灣,拱衛京師,成為日本人的一顆眼中釘。《馬關條約》簽訂后,程文炳上《請重訂和議折》,表示寧“粉身碎骨,一死以報國家”。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南京淪陷后,日軍偵得程文炳墓葬壽州白鶴山,便派飛機轟炸,以至於墓葬炸飛,墓園被毀,守墓人從此不知去向。
關於程恩普的卒年及在程氏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諸問題。
1978年新編《阜陽縣誌·人物·程恩普》記載:“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第六子。……於民國33年(1944年)7月25日嘔血逝世,時年61歲。”1999年阜陽市政協文史委編《阜陽古今名人·程雅周傳》:“程恩普(1882--1943年),字雅周,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第六子。……‘9·18’事變后,國難日深,恩普憂憤交加,疾病日重,於民國33年(1944年)7月25日嘔血逝世,時年61歲。”2008年新版《安徽文史資料全書·阜陽卷·歷史人物·程恩普》也同樣重複著上述記載。
凡此種種,不實、舛誤和相互矛盾之處有三:一是程恩普為程文炳“第六子”不確不實;二是“雅周”為“稚周”之誤,又一處錯別字,且標題不用傳主名而用傳主字型大小,似有文不對題之嫌;三是程恩普卒年有二,“1943”與“1944”前後矛盾。比較權威的由吳敬人主編、黃山書社1991年7月出版的《阜陽地區歷史人物·程恩普》就迴避了所謂的“排行”問題,其記載程恩普於“1943年逝世於上海”尚屬準確。
關於程恩普的卒年。筆者曾就此事於2005年9月專門訪問過程文炳的曾孫,現隱居蘇州的程家紀先生。據程家紀說:爺爺程恩普博聞強記,剛毅而深沉。1943年病逝於上海,在上海公墓舉行過隆重葬禮,數百人參加。同時在家鄉阜陽城,當局也十分重視,專門在古樓中山紀念堂搭建靈棚,以示紀念。一連幾天,人流不絕,數千人排隊前往吊念,以緬懷這位潁州辛亥革命領導人、老前輩的豐功偉績。為了表彰和悼念這位同盟會元老,蔣介石曾親書手稿“耆德舊勛”寄往阜陽,並製成匾額懸掛在紀念堂靈棚前供人瞻仰。
關於程恩普的排行。我們知道,程文炳一生育有九個孩子,其中六個兒子,三個女兒,他(她)們分別是:長程煥章;次女程某某;三程雲章,字紹周,名恩培;四女程某某;五程垚章,字叔岐,字述憲;六程錫章,字稚周,名恩普;七程鑫章,字彬儒;八女程某某;九程鑒章,一名森章,字孝周。從九個孩子出生順序看,程恩普排行第六,當無疑義。
關於程恩普排行第六見於文獻記載的還有一說,就是在由程文炳長孫和五個兒子“泣血稽類謹述”的《誥授建威將軍封光祿大夫先大父壯勤公事略》(即《程文炳事略》)結尾的簽名中,順序是:承重孫傳鑣;不孝孤子恩培、鑫章、森章;降服子垚章、恩普。
何謂“承重孫”?據《辭海·承重》條:承重,即承受喪祭和宗廟重任的意思。按封建宗法制度,本身及父都是嫡長(妻所生的長子)而父先死,在祖父母死亡時即作喪主,稱承重孫。如果祖父及父都已死,在曾祖父母死亡時,就稱為承重曾孫。都要服三年之喪。程文炳長子程煥章英年早逝,程煥章長子程傳鑣在其祖父程文炳死亡時作為喪主,排名第一,符合封建禮葬制度。
何謂“不孝孤子”?不孝為謙詞,父母均亡曰孤。就是父母去世后子女的謙稱。由此可知,程恩培、程鑫章、程森章的母親在程文炳之前去世(何年何月,暫不可考)。
何謂“降服子”?查《辭海·降服》條:降服,舊謂喪服降低一等。如子為父母應服三年之喪;其已出嗣(即過繼)的,則為本生父母降三年之服為一年之服,稱降服子。由此可知,程垚章、程恩普都已出嗣,三子程垚章出嗣先叔祖程文炳弟程文斗(一名光);四子程恩普出嗣先伯祖程文炳長兄程文尉,與《潁東程氏支譜》卷二記載相符。
封建社會,名份非常重要,官宦之家更甚。在自己父親的《事略》后簽名,所有子女中,女兒們沒有名份,不簽;同時,也不見族譜記載;兒子之中,如有出繼者,也要名列居后,且以長幼為序;長子死後,長孫代替,可見封建社會即使是在家庭,等級制度也很森嚴。正如《程文炳事略》記述其六個兒子時的順序是:長煥章、次恩培、三垚章、四恩普、五鑫章、六森章。
行文至此,筆者基本可以認定:程恩普是程文炳的第六個孩子,第四個兒子。
關於翁同龢和對程氏父子的記載與疑問。
翁同龢是晚清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受傳統儒家教育,飽讀經史,嫻熟詩文,尤擅書法。咸豐六年(1856)二十七歲時春風得意,高中狀元。同治四年(1865)三十六歲時,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光緒二年(1876)四十七歲時,在敏慶宮行走,授讀光緒帝。仕途經歷,一帆風順,兩朝帝師,屢任學官,回鄉於刑部、工部、戶部衙門,更入值軍機、總署,參與中樞決策。他忠於光緒,反對侵略,引薦康梁,支持變法,因而得罪於頑固派,為慈禧太后所不容。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六十九歲,而且維新剛剛開始,便被開缺回籍,驅逐出北京。維新運動失敗后,他被追論罪責,“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此後,在常熟虞山下結廬隱居。光緒三十年(1904)七十五歲時抑鬱以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翁同龢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競與程文炳父子有過密切交往。而且記載在他光緒二十七年(1901)九月十五日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六月十五日的九篇日記中。
其中,翁同龢在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記:“程從周提督(文炳)遣弁王澤鄭(外委)持書問起居,答之。(給扇對)”。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十六日記:“長江提督程文炳(從周)函來,送袍褂料兩副、燕菜兩匣、棗二匣、安息香四包,即作書復之(來人姓蔣,明日交之。)。從周之子恩培(號少周),戶部司官,今浙江候補道,辦理江蘇五屬掣銷總局(另稱世再侄)”。光緒二十九年(1903)元月初九日記:“已刻程少周觀察(恩培)自蘇扁舟來訪(曾為戶部司員,入海軍衙門辦電燈處差,旋辦河南開礦,於己亥年以道員分發浙江,先辦浙東督銷,今辦浙西五屬督銷事,駐蘇州。)。長江提督程從周(行三)之長子也,談至薄暮始去,幸笏在此周旋,否則憊矣(有兄弟四人,一在東洋,三在家。子二,大十三,小二歲。)。”四月十八日記:“得程從舟(文炳)並其子少周(恩培)書,即各復訖,並致劉健之一函,托其轉交”。五月十九日記:“夜風蕭蕭。集漢碑,為程紹周:克纘家聲,決勝千里;廣籌民利,不閉四門。《張遷》。上切乃翁程從周,下切現督銷浙鹽。”五月二十八日記:“已初程紹周(恩培)從蘇州來,以嵌竹隸條四扇、日本白米四筒為饋,直談至酉初乃去,即日至三里橋趁輪也(住葑門嚴街前,意欲為浙東鹽出洋,於課稅無虧,而私鹽究可少數十百引。此人於各國情形皆熟,曾偵探日本,並嫻工藝。)”(見《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上述六則日記,記述了程文炳、程恩培父子二人與翁同龢的交往。他們之間,不僅書信往來,而且饋贈物品,互有答謝,關係絕非一般。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記中記載了程氏父子的名號、出身簡歷和家庭內情,為我們深入了解和研究程氏父子提供了鮮為人知的史料。然而也有一些疑點,提出商榷。
關於程文炳的字型大小和排行。程文炳,字從周。然而在翁同龢日記中,一作如是記載,同時又稱“從舟(文炳)”。從周,源於孔子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註:“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鬱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論語集注》上卷二)由此可知,程文炳雖一生從戎,為職業軍人,但“以家貧不能多得書常引以為憾”;半世征伐,看慣了刀光劍影,骨子裡卻“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崇尚周禮,希望天下太平,官民循規蹈矩,而世世平安,故不忘祖訓,字型大小“從周”,是為一解。同時,古文字中,“周”“舟”不通假,文義和字理上沒有相同和相通之處,這是迄今看到的關於程文炳字型大小的第二個稱呼。至於為什麼翁同龢稱“從周”為“從舟”?“從周”典故他自然十分清楚;“從舟”之稱也只能是書面隨記而已矣!
翁同龢在日記中稱程文炳(行三),顯然是指程文炳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查《潁東程氏支譜》卷2:程文炳兄弟三人,兄程文尉,弟程文斗,程文炳排行第二。其父程兆麟,兩個叔叔程兆麒、程兆賢。兆賢“乏嗣承祀子”,按封建宗法制度,程文炳出繼給三叔程兆賢。由此可知,翁同龢此記有誤。
關於程恩培的字型大小、排行、身世諸問題。翁同龢在日記中,稱“從周之子恩培(號少周)”,又稱“已初程紹周(恩培)從蘇州來”,紹周、少周字型大小各不相同。其實,程恩培,名雲章,字紹周,《潁東程氏支譜》卷2也如是記載。翁同龢稱恩培號少周,自有他的道理。首先,紹、少意雖不同,而音相通;其次,少意為小,其父程文炳字從周,其於晚輩稱少周、小周,是為得法;第三,翁同龢稱程恩培號少周,還是一種愛稱,亦是長輩對晚生的昵稱。程文炳與翁同龢是同時代人,翁同龢稱程恩培父親為“乃翁”,又稱程恩培為“世再侄”,不僅表達了對程文炳的尊重,而且透露出翁、程兩家兩代人之間的交往之密切。
翁同龢在日記里稱:程少周,長江提督程從周之長子也,有兄弟四人,一在東洋,三在家。此記有誤。查《程文炳事略》及《潁東程氏支譜》卷2可知:少周兄弟為六人,少周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為從周次子。翁同龢之所以稱少周為從周之長子,可能是因為少周之兄煥章此時已經去世,在現有的五個兄弟中排行第一;然翁同龢稱少周有兄弟四人,顯然不確,就不知是筆誤還是有其他什麼原因了。
難能可貴的是,透過翁同龢日記,我們可以了解到程氏父子特別是程氏兄弟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比如,翁同龢稱少周“有兄弟四人,一在東洋,三在家”,可知此時(1902年)在日本留學的是程文炳三子程垚章,彌補了垚章留學日本時限之空缺。再比如,翁同龢在日記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少周的經歷和家庭:曾在戶部當過司員;又入海軍衙門負責電燈處的差使;不久到河南開灤煤礦負責開礦業務;於己亥年(1899)被任命為浙江後補道,先負責浙東督銷(鹽務)工作,1903年負責浙西五屬督銷,駐蘇州。此人通曉國際事務,並深入日本偵探其國情,而且嫻熟工商事宜,是為不可多得之鐫才。程少周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十三歲,小兒子兩歲。程少周的簡歷、自身能力和家庭情況,一目了然。
特別是翁同龢對程氏父子的評價,可謂確當。他說程文炳:“克纘家聲,決勝千里”;說程恩培:“廣籌民利,不閉四門。”這兩幅從漢《張遷》碑文上集下的名句,“上切乃翁程從周,下切現督銷浙鹽”,將程氏父子的畫像,勾勒得維妙維肖,十分形象和逼真,是不可多得的一筆寶貴遺產。

宅院及修繕情況


程文炳
程文炳
程文炳宅院位於阜陽市潁東區袁寨鎮,是清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所建,始建於清光緒年間,距今已有120多年歷史,佔地面積6700平方米,磚木結構,三院進落,清題建築為兩層樓房,門窗雕幾何圖案,變化豐富。左右迴廊貫通前後院落,整個建築群內,磚雕、木雕、石雕點綴得體,錯落有致,技法精湛。
程文炳宅院原有房屋100多間,解放后被收歸公有后一部分被改造成糧站,一部分改辦幼兒園,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壞,現保存完好的還有50餘間。根據“搶救第一,保護為主”的原則,2004年4月潁東區人民政府將程文炳宅院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投入部分資金,將幼兒園搬遷出程宅。堂樓現存的北宅為傳統的四合院,正房為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東西兩面的廂房為平房,南面是門庭,由此門經南宅直通程家大院的跑馬門樓,北宅及東西廂房的花窗經歷百年風雨,依然完整精美,像這種具有江南風格的民居在皖西北是獨有的。中方內部結構潁東區人民政府根據文物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和“文物工作五納入”的精神,按照守土有責的原則,對程文炳宅院進行了修繕和全面測繪,並於2000年4月正式批准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確立了控制地帶,為使這一具有典型風格古建築完好地保護下來。2005年“程文炳宅院”被正式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宅院正在修復中。
程文炳宅院修繕:程文炳宅院位於潁東區袁寨鎮西頭,距今有120多年歷史。宅院佔地面積67000 m2,是阜陽目前唯一保存較為完整的具有江南風格的建築群群。該宅院整體修復工程計劃投資350萬元,一期工程投資75.5萬元,即將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