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敬年
楊敬年
楊敬年（1908.11—2016.9），著名經濟學家、翻譯家；湖南汨羅人；1936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1948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起任南開大學教授；譯有雅·科隆諾德《經濟核算制原理》、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等；曾任南開大學經濟系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學會常務理事等，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收入《大洋洲及遠東地區名人錄》；1998年，90歲高齡的楊敬年依然筆耕不輟，翻譯完成英國亞當·密斯的《國富論》；百歲時撰寫《期頤述懷》一書，回首其百年人生。
2016年9月4日上午11時52分，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楊敬年在天津仙逝，享年108歲。
楊敬年先生
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后，他憤而離開軍校，赴上海報考勞動大學，到南京學習測量、無線電課程。
1932年考入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大學畢業后他沒像許多同學那樣到國民黨中當官，而是選讀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深造經濟學理論。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隨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老師們輾轉到貴陽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財政部等處工作。
1945年考取留英公費生，進入牛津大學聖體學院政治經濟專業攻讀3年。他刻苦讀書，成績優異，被推選為中國留學生會主席、留英中國留學生會主席。1946年率中國留學生代表團到布拉格參加世界學聯成立大會，當選為世界學聯理事。1948年他的博士畢業論文《英國中央政府各部職權的分配（兼與美國及英國各自治領比較）》通過答辯，從歷史和理論上首次探討了現代中央政府的職權分配問題，得到學校的充分肯定，被授予牛津大學博士學位。
楊敬年先生百歲誕辰
1957年反右派時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法院處以管制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每月只發60元生活費，下放到經濟系資料室勞動改造。他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和鬥士，面對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壓力，從不屈服，挺了20多年。1979年得到平反。這些年，他以驚人的毅力，翻譯了8本著作，計230萬字。譯著《英國議會》因為系右派只能以“蓬勃”的筆名出版，其它譯著《白勞德修正主義批判》、《1815-1914年法國和德國的經濟發展》、《不穩定的經濟》、《美國第一花旗銀行》、《壟斷資本以《銀行家》等書出版時，或不署他的名字，或不發稿費。在逆境中著譯得以出版，證明他對中國經濟學研究建樹良多。1974年以後的6年間，南開大學承擔了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正式記錄的英譯漢工作，由他最後審核定稿，200多萬字的譯稿質量受到國務院的通令嘉獎。作為留英博士、南開教授、經濟學家，卻生活拮据，曾想賣掉自己的藏書作為女兒和侄女的學費。1974年，其妻突發腦溢血而終身癱瘓。1976年，其獨子病逝。不幸接二連三襲來，他卻說：，身心交因，還是應該竭盡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報答人民。”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教授職稱和工資待遇，雖然已經年逾古稀，仍懷著“欲為國家興教育，肯將衰朽惜殘年”的心愿，重登講壇，教書育人。
曾任南開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經濟系學位委員會主任，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學會常務理事，天津市國際經濟學會、財政學會、外國經濟學學會、翻譯工作者協會顧問，天津市政治學學會名譽理事長等，並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收入《大洋洲及遠東地區名人錄》。
1981年在全國高校中首次招收發展經濟學專業研究生，14年中培養了大批學有所長的莘莘學子。1981年，他的第一本發展經濟學著作《科學、技術、經濟增長》一書出版，首次署名楊敬年。1988年，出版了《西方發展經濟學概論》，被列為國家教委文科教材，獲得第二屆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他承擔一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綜合分析”，成果體現在《西方發展經濟學文獻選讀》一書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參考意義。他是中國發展經濟學科的帶頭人。他在專心學術研究的同時，仍然孜孜不倦地堅持自己的政治追求。
1987年，在80高齡時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95年開始撰寫20多萬字的《人生談》，90華誕時仍在醫院中寫作和校對此書。在翻譯《國富論》的過程中，相濡以沫73年的妻子不幸病逝。妻子癱瘓后，他無微不至地照顧了23年。他引用唐人元縝的詩以表達對亡妻的懷念：“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2016年9月4日上午11時52分，楊敬年在天津仙逝，享年108歲。
楊敬年教授弔唁處設在天津市南開區白堤路218號馨達園11號樓1門303室。遺體告別儀式定於2016年9月6日上午10時在天津市第二殯儀館山水廳舉行。
湖南汨羅，是偉大詩人屈原投江殉國的地方，1908年，楊敬年就出生在這裡。鄉村一望無際的田野上，傍晚風中裊裊的炊煙里，總有他一天天成長的身影。但是當時，也許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孩子會成為南開大學著名教授，中國發展經濟學的扛鼎之人。
楊敬年先生
外祖父黎貞，幼年參加過太平軍，後來做過湖南省議員。他是湘浙兩省的秀才，喜好國學，一生經歷坎坷，晚年隱居家鄉開設經學堂，楊敬年就是在外祖父的啟蒙下開始讀書識字的。年幼的楊敬年活潑而且調皮，根本不安心於枯燥的讀書生活。一天，外祖父看到這個外孫如此不爭氣，真是痛心疾首，他氣得突然抱起楊敬年，幾步走到院中的水池邊，厲聲喝道：“再不好好讀書，就把你扔到池子里淹死算了！”年紀尚小的楊敬年從來沒有看到過外祖父發這麼大的火，一下子嚇呆了，自那以後再也不敢頑皮不讀書了。這一時期，他主要讀的是傳統的四書五經，幾乎篇篇能背誦。直到今天，他仍然忘不了小時候的讀書聲。
十四五歲的時候，楊敬年的學問已經小有所成，他的叔祖父為了讓他能有個憑證在家鄉教書，便借錢送他到樂陽縣城第一高等小學讀書。兩年畢業以後，楊敬年又先後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誰知入伍不到3個月，當他興沖沖地準備參加革命的時候，發生了“馬日事變”，許克祥宣布反共，楊敬年一氣之下離開了中央軍政學校。
1929年夏天，楊敬年到達上海報考勞動大學，沒有被錄取。他又到南京學習了兩個短期班的測量和無線電課程，終於在1932年考入了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行政系。從這裡出來的學生大部分都成了國民黨的工作人員，走上從政的道路，但是畢業后的楊敬年卻沒有跟國民黨走，而是放棄了去江蘇省民政廳工作的機會，選擇到南開大學繼續深造，成為經濟研究所的第二班研究生。
30年代的南開大學以它享譽海內外的優秀師資和務實民主的精神吸引著許多莘莘學子。經濟研究所的何廉、方顯廷、陳序經等在學術上的成就使楊敬年進入南開后深深慶幸自己所做的正確抉擇。在南開，他度過了一生中最美麗的青春歲月，與南開結下了不解之緣。
“七七事變”的隆隆炮火中斷了楊敬年的求學之路。南開大學在日軍的炮火中毀於一旦。楊敬年也不得不中途輟學，隨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老師們先後在貴陽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財政部等處工作了7年。其實工作只是楊敬年的謀生手段，他不願意參與政治，他當時最大的一個夢想就是出國留學。
1945年，楊敬年如願考取了中英庚款董事會第八屆留英公費生。其實，在1939年他就曾報考過該會第七屆留英公費生，但是按規定專門著作佔總分的5%，他由於沒有提交論文，以總分0.9分之差落第。這年春天，楊敬年到重慶青木關參加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辦的出國留學講習會。8月，在加爾各答到孟買的途中他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懷著滿心的喜悅和對未來生活的憧憬，他乘上戰後第一艘民用船，一個月後就抵達了利物浦。這隻船是由貨船改造而成的，船上大部分是英國複員軍人，學生們睡在艙底的吊鋪上，自己服務。同船的中國學生有近百人，除了庚款學生二十餘人，剩下的是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和英國實業家協會獎學金學生。
由倫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安排，楊敬年進入牛津大學聖體學院攻讀“政治學哲學經濟學專業（PPE）”。在牛津3年的學習，雖然任務繁重，但卻充實。在學習之餘，他以出眾的才能，先後擔任了中國留學生會主席、留英中國學生會主席，並於1946年率領留英學生組成的中國學生代表團到布拉格參加世界學聯成立大會併當選為理事。
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1948年5月，楊敬年的畢業論文《英國中央政府各部職權的分配（兼與美國及英國各自治領比較）》通過答辯。這篇文章首次從歷史上和理論上探討了現代國家中央政府的職權分配問題，得到院方的充分肯定。6月5日，楊敬年被正式授予牛津大學博士學位。
按照何廉的安排，楊敬年原定在牛津獲得學位后立刻到美國去，但是遠離故國的思鄉之痛深深地侵擾著楊敬年的心。此時祖國正在經受著炮火的蹂躪，親人和故鄉在夢中時時地召喚著他這個遊子。再加上此時何廉已被緊急召回南開大學出任校長，他也在催促著楊敬年趕快回國幫忙，楊敬年就暫時放棄了去美國的計劃，於1948年8月乘船抵達香港。當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原來亦是南開的老師，他很早就看中了才華出眾的楊敬年，於是趁此機會托楊敬年的親戚找到他，邀請他到嶺南大學一游，其意在挽留楊敬年在嶺南大學任教。
此時焦急地等待著楊敬年回國幫忙的南開大學校長何廉見楊敬年遲遲未歸，心急如焚。他雖然了解楊敬年的為人，知道他不是個失信的人，但楊敬年遠在廣州，被陳序經刻意挽留，何廉終是鞭長莫及。怎麼辦呢？此時的何廉想起了那500元的書。
原來在楊敬年離開英國前，何廉曾經寄給他500元錢。楊敬年一生是個書痴，跑遍倫敦的大街小巷把這500元錢都買了書，又通過郵局直接把書託運到上海。用人心切的何廉通知上海替楊敬年看書的人，暫時不要把書寄到廣州。這給視書如命的楊敬年出了個不小的難題。陳序經得知此事後決定立刻以校方的名義還給南開大學500元錢，書的問題再做安排。楊敬年最後終因與何廉有約在先，於1948年10月辭別陳序經回到南開。儘管陳序經為失去這樣一個棟樑而惋惜，但也不好為此與南開大學鬧僵，只好就此作罷。於是一場圍繞延聘楊敬年展開的“何陳之爭”告一段落。
楊敬年回到天津的時候，已經是解放前夕了。何廉做了兩個月的校長，準備到美國去。他非常想讓楊敬年與他一同去美國，並在建業銀行為楊敬年留下了一些金子，希望楊敬年可以隨時走。但是此時的楊敬年看到即將解放的中國，再也無法離開這片他深愛的土地，他堅持要在天津迎接解放，他相信，自己為國服務的時候終於來到了眼前。
天津解放后，南開大學由軍管會聘任的校務委員會管理，楊敬年也是校務委員之一。這年秋天，由楊敬年奉命創辦的財政系正式成立。在當時全國各高校人事凍結的艱難困境下，楊敬年聘請到了一流的財政專家陶繼侃、李建昌為教授。他還與中央財政部訂立合同，請部里的司長和蘇聯專家來系裡講課，自己則帶學生到財政部進行實習。辛勤的工作換來的是一批批優秀財政人才的誕生，楊敬年終於可以施展經世濟民的抱負了。
解放后楊敬年在思想上要求上進，積極向組織靠攏，參加了馬列主義夜校並且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然而正當楊敬年以良好的精神狀態準備在自己的事業上大展宏圖的時候，厄運悄悄地降臨了——1957年8月3日，楊敬年被定為“右派”。一年後，南開大學處理右派時公布他是“極右分子，另案處理”，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其管制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9月，南開大學決定每月給他60元生活費，在經濟系資料室進行改造。
面對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壓力，楊敬年一聲不吭地挺了過來，直到1979年問題得到解決。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楊敬年憑著驚人的毅力，翻譯了8本著作，共計230多萬字，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財富。楊敬年原先已經翻譯了詹寧斯的《英國議會》一書，到1958年準備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正趕上他被劃為右派，因此只能以“蓬勃”的名字出版。在改造過程中，他先後翻譯了《白勞德修正主義批判》、《1815—1914年法國和德國的經濟發展》，分別由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出版。“文革”後期，楊敬年的工作得到了異乎尋常的成果，他翻譯了《不穩定的經濟》、《美國第一花旗銀行》、《壟斷資本》、《銀行家》4本著作。儘管其中有些書根本沒有稿費，甚至沒有署上他的名字。
1974年到1979年間，南開大學經濟系和經濟研究所承擔翻譯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正式記錄的英譯漢工作，每年30萬字。系所老中青教師全部參加了這項工作，由楊敬年最後審核定稿。6年間，他們共翻譯200多萬字，翻譯質量受到了國務院的通令嘉獎。
這段生活是楊敬年一生中最艱苦的時期，為了支持女兒和侄女上學，他甚至想要把自己向來視如生命的書賣掉。當時，勸業場的旁邊有個天祥市場，樓上就收購舊書。萬般無奈的楊敬年找到這裡。可是為了好賣，書店只收中文書，楊敬年的大部分藏書都是英文的，於是他低聲下氣地懇請書店能夠收一些英文書。等到書店同意以5毛錢一本的價格收購的時候，楊敬年還是猶豫了。書是自己辛辛苦苦從英國帶回來的，就是再苦也不能賣掉它們呀！他最後踩著沉重的腳步走出了舊書店。
除了生活的拮据之外，對他打擊最大的就是1974年，他的愛人李韻蘭因突發腦溢血而終生癱瘓。僅僅兩年以後，他們惟一的兒子也因病醫治無效去世。只留下一個沒有工作的兒媳和年幼的孫子。家庭的不幸和社會的不幸雙管齊下，重擊著楊敬年的脊樑和意志，上天似乎在考驗他的忍耐能力。但是楊敬年依然沒有垮掉，他說：“我一生考的是公費讀書，是勞動人民的血和汗培養出來的。儘管身在逆境，身心交困，還是應該竭盡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報答他們！”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楊敬年的問題終於得到澄清。一宗錯案耗費20年的時光，最終得以了結，應該算是人生的幸事。落實政策后，楊敬年已經年逾古稀，他恢復了教授的職稱和工資待遇，住進了新落成的高知樓。人們都說楊敬年的變化很大，但他自己卻說自己沒有變化，只是後來終於可以一心一意搞他夢寐以求的科研工作了，他立下了“欲為國家興教育，肯將衰朽惜殘年”的心愿，又一次登上了講台。
1981年，在全國綜合高校中，楊敬年首次招收發展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個工作，直到1994年他的最後一個研究生提前一年去美國深造為止。同年，他的第一本發展經濟學專著《科學、技術、經濟增長》一書出版，書上第一次署上了他的名字——楊敬年。拿到第一筆稿費后，楊敬年給癱瘓在床上的妻子買了一台電視機和一颱風扇，給自己買了書架，他的生活從此開始有了改善。1988年，楊敬年出版了《西方發展經濟學概論》，此書被列為國家教委文科教材，並獲得了第二屆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隨後，他接受了一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綜合分析”，其成果集中體現在《西方發展經濟學文獻選讀》一書中。
楊敬年在專心學術之餘，仍然沒有忘記他的追求。1987年6月，已經79歲的楊敬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以一生對黨的堅定信念得到了黨的肯定。退休之後，楊敬年一直沒有放棄工作。1995年至1996年，他撰寫了二十多萬字的《人性談》，以人性為主線，把他一生所學貫穿起來。九十華誕時，楊敬年平生第一次因“一點小毛病”住進醫院，出院后他仍然每天凌晨3點到7點翻譯4個小時，下午進行校對。
在翻譯《國富論》的過程中，楊敬年相濡以沫73年的妻子溘然長逝，享年92歲。說起妻子，他一向堅強的心不停地震顫，老淚縱橫。他與妻子李韻蘭是1925年認識的，當時，楊敬年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叔祖父一個電報讓他回家成親。17歲的楊敬年雖然已經有一些新的思想，但是面對撫養他長大，供他讀書的親人，他無法拒絕。於是楊敬年離開學校到李家做了上門女婿。此後，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他都時時牽掛著自己的妻子，始終沒有放棄這個沒有文化的農村女子。1974年，李韻蘭突發腦溢血的時候，楊敬年猶如五雷轟頂。在急救的日子裡，他在妻子的床前整整9個日夜不曾合眼。妻子癱瘓以後，楊敬年除了工作以外，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照料妻子的生活起居，直到她去世，其間是漫長的23年。在為妻子寫的訃告中，他引用了唐人元稹的詩來表達自己和妻子的感情：“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20世紀是個不平凡的世紀，楊敬年作為一個世紀的見證人之一，在回顧自己近百年的人生之路時說：“我的一生有幾大幸事。大學畢業后沒跟國民黨走，而是到南開讀書，否則也會像很多學友一樣終老台灣。牛津畢業后沒有按計劃去美國，而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在長達20年的錯案中，沒有喪失對黨的信念，最終加入了黨組織。結婚73年，還能耋耄相伴，直至終生。”
2011年，中國共產黨黨員、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創始人、南開大學財政學系創辦人、現已103歲高齡的楊敬年先生在接受訪談之時，他結合紀念建黨90周年的談話主題，回憶了自己青年時代對於黨的嚮往，和馬日事變期間與許克祥及其黨羽鬥爭的往事，以及中年以後對於信仰特別是共產主義信仰的理解和認識。
當談到自己79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先生動情地說，“我這一生中，40歲時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時候，算是學術上的高峰，到80歲的時候入黨，是我做人上的頂峰。”
他告訴同學們，要堅定入黨的信念，端正入黨的動機，不圖名，不圖利，要不斷加強黨性修養，也要正確認識黨的發展歷程。他結合自己的境遇，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光明磊落，“如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改也，人恆仰之。”同時結合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現實，他認為黨在中國各項事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談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時，老先生說：“在中國人的文化和意識里，把道德的價值看的高於一切，這是孔孟之道，把什麼都看的滿不在乎，這是老莊之道。在婚姻、入黨和做人這幾個問題上，我把道德的價值看得高於一切，但是有些事情，我卻看得滿不在乎。比如，當我1948年從牛津大學學成回國，一年後解放了，原來學的那些東西就變得一錢不值，但我不在乎也不氣餒，重新從零開始學習俄語，開始新的學習和工作。”先生隨後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並結合自己講課到86歲、88歲寫《人性談》、90歲翻譯《國富論》、100歲寫《期頤抒懷》的事例，告訴同學們做人要厚道，要平和，也要勤奮。在他從容淡定而又飽經風霜的面容前，師生們都被楊先生強大的人格魅力所深深震撼和吸引。
天地智者——解讀南開大學百歲教授楊敬年
天地智者—解讀南開大學百歲教授楊敬年
出 版 社：中國社會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8-1
版 次：1
頁 數：179
字 數：185000
印刷時間：2009-8-1
開 本：16開
I S B N：9787508726953
包 裝：平裝
楊敬年先生是南開大學資深教授，雖逾百歲高齡，仍在堅持工作，繼續人生求索，形成令人矚目的“楊敬年現象”。
本書作者選取獨特的視角，圍繞楊敬年的求學之路、政治沉浮、南開情結、學術造詣、情感世界、養身之道、詩文陶冶等側面，較為詳盡地解讀了楊敬年在與命運搏鬥和治學過程中，不斷提升人生境界，由學子到學者、再到“天地境界”的智者的求索動因與路徑。從而為探尋人格真諦、探討人生境界與和諧社會的關聯，提供了寶貴的智慧借鑒，凸顯了研究“楊敬年現象”的現實意義。
全書意境高遠，結構嚴謹，論述縝密，文字流暢，集思辨性、知識性與可讀性於一體，具有撼人心靈、催人淚下的感染力。
孟憲剛，1947年出生於天津市。1966年在天津南開中學高中畢業，1977年考入南開大學經濟系，197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198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此後，歷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辦公廳主任，對外經濟貿易部司長、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商務參贊，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對外經貿司司長，國務院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經貿司司長、副秘書長，國務院稽查特派員（副部長）、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副會長等職。曾撰寫、發表了數十篇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對外經濟貿易方面的論文和調查報告，負責或參與起草過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參加過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APEC的重要談判，曾率團或隨同國家領導人出訪世界數十個國家，進行工作訪問、考察和調研。
天地智者的普世價值
——讀孟憲剛新作《天地智者》（代序）周鴻飛
自序
卷首：大寫的人生
第一章 漫長的求學之路
特殊的啟蒙教育
半工半讀的中學生涯
難圓的出國之夢
牛津大學的博士
“頭童齒豁”志不移
第二章 南開情結
經濟研究所與何廉
抗戰八年情系南開
五位恩師
請張伯苓老校長吃飯顯示全部信息
第二章 南開情結
五位恩師
楊老說，他和南開的不解的情緣，就是靠著與南開的各位老師的深情厚誼來維持的。他說：“他們（南開的老師）不但對我的治學和做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在我的人生歷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現在他們都已離開人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追憶跟他們學習和工作的往事，以此來寄託我對他們的懷念和景仰之情。”
在何廉先生之外，楊老經常提起的南開老先生還有：方顯廷、張純明、李銳、陳序經和楊石先。為了紀念這五位南開的老先生，也為了使南開的後學們進一步了解包括楊老在內的南開人，我們在這多用一些筆墨。
方顯廷先生是浙江寧波人，1903年9月6日出生，是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與馬寅初、劉大鈞、何廉齊名的四大經濟學家之一。與楊老相似，方顯廷自幼喪父，家境貧寒，但天資聰敏。1917年只讀了一年中學，就進上海厚生紗廠學徒，幸得廠長資助，就讀於南洋模範中學高中。1921年赴美學習，先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威斯康星大學主修經濟學，轉紐約大學后獲經濟學學士，后又在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1929年1月受聘於南開大學，任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1931年後改為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兼文學院經濟系經濟史教授，從此方顯廷先生與何廉先生共主南開經濟研究所。何先生善於運籌帷幄，主要負責對外聯絡、籌集資金等工作；方先生則精於學術，負責教學與科研，二人配合默契，可謂黃金搭配，被世人稱之為“何不離方，方不離何”。
1936年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后，經研所的日常所務便主要由方顯廷主持。1939年經研所由昆明遷往沙坪壩重慶南開中學徠內，在方顯廷的主持下恢復了研究工作。方顯廷重點研究戰時的通貨膨脹及戰後的經濟建設問題，先後撰寫了《中國工業資本問題》、《戰時中國經濟研究》、《戰後中國工業化》（英文）、《中國戰時物價與生產》、《戰後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太平洋各國經濟問題》等經濟專著。抗戰勝利后，方顯廷任上海中國經濟研究所首任執行所長。1947年底，受聘參加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任經濟調查研究室主任。1968年退休后重返教學第一線，應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1985年3月20日方顯廷在日內瓦寓所病逝，享年8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