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

第一輯·戰國、秦、西漢

第二輯·東漢、魏

第三輯·西晉、東晉

第四輯·南北朝

第五輯·隋唐

第六輯·安史之亂至唐滅亡

第七輯·五代十國

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台灣27位教授經典譯本，一部帝王之書、權謀之書、生存之書，第二輯：東漢魏）

全書文言加上譯文凡八百萬言，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按朝代分為七輯，陸續推出。

《資治通鑒》之名，眾人皆知，但研讀者比之於《史記》要少很多，考其緣由，一者當數其編年體例，初讀似乎有煩瑣之嫌；二來其洋洋三百萬言，規模遠比五十萬言的《史記》巨大，足以讓許多人望而卻步。此二者，細考之實乃《資治通鑒》的過人之處：編年體能將複雜之史實條分細縷，讀之能追根溯源，其源頭、發展、高潮、結局方能一清二楚；《資治通鑒》敘述了1362年的中國歷史，如此泱泱大國的千年歷史濃縮於三百萬言之中，能清晰明了已屬大為不易，也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對這段歷史有所解。如不能用心將其一一讀來，則只有將時間浪費在市面上大為泛濫的所謂的中國通史之上了，所欲其何，就要看讀者想要達到什麼目的了。

該版本最大的特點有三：一為譯文考究，此點在出版前言中有詳細說明；二為文白對照，“白話語譯”乃弘揚傳統文化之急需，但斷不可以之取代典籍之原文。文言在對宇宙人生之直觀和對歷史命運之體認上具有簡約精準之美，此為白話文所無法企及。因而“白話語譯”只能是一座橋樑，意在讓的讀者能通過這一橋樑而直接接近原典，所謂“得魚忘筌”者是也。因而我們在編排形式上，盡量做到文白對照，既能得白話文之通俗易懂，又不失文言文之典雅深沉。在版式上，一頁之內上排原文下排白話文，一一對照，使原文和白話文皆能保持閱讀的連貫性。三為全書的分輯安排，編者考慮到大多數讀者可能存在的對《資治通鑒》的畏懼心理，將八百萬字的規模按朝代分成七輯，每輯大致百餘萬字，相對而言閱讀起來要輕鬆許多，且以朝代為分輯原則，既保留了原文的完整性，又可以視自己的興趣來選擇購買。

本書為《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的第一輯。全書文言原典300餘萬言，白話譯文500餘萬言。因規模宏大，為方便讀者閱讀計，在不改變《通鑒》原次序的前提下，按朝代將其分為7輯，每輯大致3冊（第四輯南北朝部分4冊，第七輯五代十國部分2冊），共21冊，陸續推出。

本輯所記，起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於王莽地皇三年（22），講述戰國、秦、西漢三代（含王莽新），凡425年之史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趙、魏、韓三家分晉，周王室均予承認，將其視為與秦、楚一樣的諸侯，司馬光以為“先王之禮於斯盡”，周王室綱紀已然墮廢，再不能以王室名分節制、仲裁諸侯所為，周朝衰落至於滅亡，皆始於這一節點。《資治通鑒》全書自這一年起始，以示“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警示君王大臣皆應以此為鑒。

三家分晉之後，諸侯強國再不以周王室為意，兼并加劇，至前256年，周赧王將周室城邑及百姓獻於秦國，東周滅亡，諸侯只剩下秦、趙等七雄。秦王嬴政雄才大略，秦一國獨強，依次滅韓、趙、燕、魏、楚、齊六國，至前221年，統一天下。嬴政稱始皇帝，芟夷諸侯城池、銷天下之兵以待內，貫連萬里長城以備胡；廢諸侯，立郡縣，統一貨幣文字，實行苛政，企望江山傳至千秋萬代；未料才及身死，陳勝發難，劉、項相隨；前207年，秦帝國即告滅亡。霸王項羽異軍突起，宰割天下，以暴易暴，忽忽五年，身死國滅。漢高祖劉邦施行寬仁，輕徭薄賦，與民休養，至文帝、景帝，蔚然成治。漢武雄才，立意開邊，漠南、漠北爭戰連年，武功固然赫赫，天下已然疲憊。其後西漢皇室大權盛極而衰，連遇外戚專政，皇權旁落，除宣帝有所振作外，再無西漢前期之輝煌。元帝以降，皇權落入外戚手中，再不能自拔。

至王莽地皇三年（22），天下分崩，更始帝劉玄稱帝在即，昆陽之戰幕即將拉開，王莽主力殆亡就在，民心已然失去，再無掌控之力，歷史隨即翻開新的一頁，本輯結束於此，以終西漢。

此425年，大的朝代更替有二（秦承東周，漢代嬴秦），滅國無算，多伴有血腥殺戮。天下破碎、戰火連綿的年代占其太半，其間豪傑紛出，賢才並起，壯士鮮血，灑遍中原。及至承平，也多興災患，百姓之悲苦沉淪，不勝記載。翻看閱覽，或扼腕切齒、浩嘆唏噓，或感憤振作、踔厲風發，俯仰逸興，所在非一。

諸般紛繁史事，在司馬光等人筆下，一一按年月展開，條分縷析，因果分明。廢興之機要，人情之冷暖，盡在一覽；文字典雅，史跡斑斕，兩臻佳妙，令人嘆為觀止。

本輯所載：東周部分（前403～前256）（前256年東周滅亡至前221年秦統一全國，此35年，用秦國紀年），凡148年；秦部分（前255～前207），凡48年；漢部分（前206～22），凡229年。

《資治通鑒》譯序

宋神宗《資治通鑒》序

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

宋神宗獎諭詔書

宋史司馬光傳

執行編譯教授簡介

卷第一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烈王七年（前403～前369）

卷第二　周紀二 周顯王元年～四十八年（前368～前321）

卷第三　周紀三周慎靚王元年～周赧王十七年（前320～前298）

卷第四　周紀四 周赧王十八年～四十二年（前297～前273）

卷第五　周紀五 周赧王四十三年～五十九年（前272～前256）

卷第六　秦紀一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始皇帝十九年（前255～前228）

卷第七　秦紀二 秦始皇帝二十年～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27～前209）

卷第八　秦紀二 秦二世皇帝二年～三年（前208～前207）

卷第九　漢紀一 漢高帝元年～二年（前206～前205）

卷第十　漢紀二 漢高帝三年～四年（前204～前203）

卷第十一漢紀三 漢高帝五年～七年（前202～前200）

卷第十二漢紀四 漢高帝八年～十二年（前199～前188）

卷第十三漢紀五 漢高后元年～漢文帝前二年（前187～前178）

卷第十四漢紀六 漢文帝前三年～前十年（前177～前170）

卷第十五漢紀七 漢文帝前十一年～漢景帝前二年（前169～前155）

卷第十六漢紀八 漢景帝前三年～后三年（前154～前141）

卷第十七　漢紀九　漢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前140～前134）

卷第十八　漢紀十　漢武帝元光二年～元朔四年（前133～前125）

卷第十九　漢紀十一 漢武帝元朔五年～元狩四年（前124～前119）

卷第二十　漢紀十二 漢武帝元狩五年～元封元年（前118～前110）

卷第二十一漢紀十三 漢武帝元封二年～天漢二年（前109～前99）

卷第二十二漢紀十四 漢武帝天漢三年～后元二年（前98～前87）

卷第二十三漢紀十五 漢昭帝始元元年～天鳳六年（前86～前75）

卷第二十四漢紀十六 漢昭帝元平元年～漢宣帝地節二年（前74～前68）

卷第二十五漢紀十七 漢宣帝地節三年～元康四年（前67～前62）

卷第二十六漢紀十八 漢宣帝神爵元年～三年（前61～前59）

卷第二十七漢紀十九 漢宣帝神爵四年～黃龍元年（前58～前49）

卷第二十八漢紀二十 漢元帝初元元年～永光二年（前48～前42）

卷第二十九漢紀二十一 漢元帝永光三年～竟寧元年（前41～前33）

卷第三十　漢紀二十二漢成帝建始元年～陽朔二年（前32～前23）

卷第三十一漢紀二十三漢成帝陽朔三年～永始三年（前22～前14）

卷第三十二 漢紀二十四漢成帝永始四年～綏和元年（前13～前8）

卷第三十三漢紀二十五漢成帝綏和二年～漢哀帝建平元年（前7～前6）

卷第三十四漢紀二十六 漢哀帝建平二年～四年（前5～前3）

卷第三十五漢紀二十七 漢哀帝元壽元年～漢平帝元始二年（前2～2）

卷第三十六漢紀二十八 漢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始初元年（3～8）

卷第三十七漢紀二十九王莽始建國元年～天鳳元年（9～14）

卷第三十八 漢紀三十　王莽天鳳二年～地皇三年（15～22）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與司馬遷並稱為“史學兩司馬”。自幼嗜學， 20歲中進士甲科，踏入仕途。宋治平三年（1066），領銜編纂《資治通鑒》，其時司馬光年47歲。元豐七年（1084），《資治通鑒》完成。元豐八年（1085），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數月後去世，時年67歲。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著有《司馬文正公集》。

“上下若干年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讀此書，尤能開滌靈襟，助發神觀。”

——朱熹

溫公作《通鑒》，不特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

——胡三省

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鑒》，“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其論古皆折衷至當，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論風俗，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

——曾國藩：

“此書直到清代乃至今天，還是一部學歷史的人所必讀的書。”

——錢穆

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行事。

——金庸

文白對照，按朝代分輯，破除閱讀巨著的障礙。

暢銷千年，英雄豪傑縱橫天下的“帝王之書”，名臣良將從政經略的“權謀之書”，芸芸眾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書”。“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清·王鳴盛）。

柏楊曰：“中國有兩部書可以和它（《德川家康》）相比，一是《資治通鑒》，一是《三國演義》。《資治通鑒》因一直封閉在艱深的文言文中，影響不大。”

本書以流暢典雅的白話譯文+完整原文，全新的分輯形式，以助巨著走出封閉，走近現代讀者。

讀通史 《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第一輯，戰國、秦、西漢）》德川家康只是小兒科

新京報（2008年12月6號）作者：塗塗

都知道《資治通鑒》，但沒幾個人讀過。這麼重要的一本書被鎖閉在文言文裡面，實在是可惜了。

《德川家康》大概是市面上最流行的書之一了，這書確實好看，不過每每在書店看到這本書的時候，總會覺得它腰封上的那幾句話有點刺眼：“中國只有兩部書可以和《德川家康》相比，一是《資治通鑒》，一是《三國演義》。”

上面那句引文，是柏楊說的，出版商再印在腰封上，我想大概都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誇《德川家康》吧，不過硬要把這書和《資治通鑒》相提並論，實在還是讓人覺得有點兒不倫不類，特別是對於曾經以白話翻譯過整部《資治通鑒》的柏楊來說。

雖然我覺得《德川家康》更像是一部歷史勵志小說，不過在出版商的宣傳上，它首先是一部講謀略的書，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商界人士都可以從中學習鬥爭技巧，我猜，《資治通鑒》會被拿來與《德川家康》並提，大概也因為在大部分人心裡，司馬光這部書，講的就是謀略吧？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德川家康》和《資治通鑒》的謀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能算是小兒科罷了。家康那些生存技巧，我們在《資治通鑒》裡面可以讀到更多更了不得的例子，便是豐臣秀吉聞名日本的“位攻”戰術，和《資治通鑒》裡面記錄的那些戰術大師比起來，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關於這一點，還是柏楊說的對，《資治通鑒》被鎖閉在文言裡面，影響不廣，可惜了。

不過，《資治通鑒》絕對不僅僅是講謀略的書，雖然司馬光私下的意思，確實也希望這書能給皇帝提供一點謀略上的參考，但更重要的，書裡面傳達的還是兩千年間綿陽不絕的傳統精神。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治通鑒》和《明朝那些事兒》有點類似，二者都是充滿陽剛之氣的歷史著作，惟一的不同，是當年明月寫得太過淺顯，而《資治通鑒》對歷史的敘述、對人物的刻畫，都要生動和深刻得多。

我正在讀《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而且還真的存了一點點把這書和當年明月的寫作比較一番的意思。其實早就有人說過，當年明月寫明朝，基本上遵循的就是“紀事本末”的套路講故事，相比之下，《資治通鑒》就宏大多了，不但故事都在，而且所有故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也一目了然。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讀《明朝那些事兒》的話，大概很少會有人動心去讀《資治通鑒》，即便是白話版，而在讀了《資治通鑒》之後，讀者恐怕就再也不會滿足於當年明月的敘述了。

最後絮叨兩句，《資治通鑒》版本很多，流傳最廣的自然是中華書局的校點版，不過我猜沒有很多人有耐心讀完20大冊文言文的。至於白話版么，柏楊的譯本自然最出名，不過把校尉翻譯成警備隊司令，水軍大都督翻譯成海軍總司令，總是讓人覺得彆扭。我讀的，是台灣學者黃錦鋐主持、二十七位台灣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合譯的白話全譯本，清淺好讀之外，文字古雅，與原文的氣韻頗為相合，是讀起來最舒服的地方。當然，如果有耐心的話，我還是覺得，直接去讀文言文，是最好的。柏楊之外的另一種<通鑒>讀法(圖)

《廣州日報》（2008年12月6號）作者：一泓秋水

白話文的興起和發展，使得中國文化在上世紀末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但另一方面，人們對於文言文產生了很大隔閡。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簡化字的普遍實施，讀者對於古籍的閱讀能力更是直線下降。一個鮮明的事例是，來，許多圖書館都發出了“古籍整理人才匱乏”的聲音。儘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複雜，但是，能夠直接閱讀古籍和文言文的讀者與上世紀50年代之前相比大量減少卻是無可改變的事實。這一方面是因為生活節奏的加快和獲取信息途徑的增多，而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現代人時間相對很寶貴，而非經專業訓練就難以盡得奇妙的文言文讓人望而生畏。由黃錦鋐主編，台灣二十七位教授合譯的《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似可為古籍的“再生”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從上世紀80年代起，《資治通鑒》的譯本就出現了多種。但是，有的譯文純粹是出自現代人的眼光，很通俗，也很有邏輯性，但是沒有文采。有的譯本，譯者喜歡發些感慨，評論是非。諸如柏楊先生就是如此。對於這種評論的得失，讀者可以自行評判。但是，《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的做法也不失為良策：每頁都採用文白對照的形式，既解決了閱讀原典時因文字古樸帶來的困難，又直接接觸到了原典。對於司馬光自己的評論，本書在段落中刻意標明。此外，每一輯前增加了本輯所設計的朝代世襲表和主要官制對照表，閱讀時可作為重要的參考。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的時候，助手有劉攽、劉恕、范祖禹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而成。黃錦鋐先生等二十餘人，花費三年時間翻譯此書，時間上雖然沒那麼長，人力卻是更多。在我看來，本書最具特色的是文言文與現代漢語每一頁的嚴格對應。這種做法為讀者搭建了通往歷史的橋樑，不僅讓讀者毫無困難的進入了司馬光的歷史，而且可以增強文言文方面的知識。但是，由於《資治通鑒》是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原書文字即達300萬字，再加上500萬字的現代漢語，因此，本書的規模較大。但是，對於那些誠心希望吸收歷史經驗，“鑒於往事，資於治道”的讀者而言，讀完本書並不十分困難。另一方面，由於《資治通鑒》採用的是編年體結構，書中有些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不易看出。如果將《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作為參照，必有更多的收穫。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加入了大量的“臣光曰”，而富有批判精神的柏楊，在翻譯時也夾雜了自己的“私貨”，他甚至將自己閱讀《資治通鑒》的感想結集成《柏楊曰》。兩“曰”相距千年，歷史的滄桑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