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沐
曲沐
曲沐，知名古典文學理論家，紅學家。
曲沐
曲沐先生曾師承國學大師啟功、李長之、譚丕模、著名文藝理論家黃葯眠，著名民間文學理論家鍾敬文，廣博精到的文學傳承，自身刻苦的努力，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從事40年大學古典文學教學，6年帶研究生經歷，任過唐五代文學史，元明清文學史、文學作品教學。
曲沐先生的感情世界豐富多彩，認知世界廣博，是非評判勇敢無畏。讀他的散文和研究論文，感受到的是曲折歷史的足音，歷史文化是非曲直的尖銳評說以及赤子真情的流露。個人的視角和民族的共同視閾融為一體，歷史和現實相通，構成文本的實在性，歷史脈搏的可感特點以及現實的高度認知價值。
文學藝術作品創作也好，研究也好，越是接近本真（包括歷史的真實，生活的真實和感情的真實），就越有認識意義，越有感染力和說服力。追求本真，是曲沐先生論文和散文寫作動因所在，也是其震撼力的策源地。
曲沐
一，程偉元、高鶚排印刊行的120回《紅樓夢》是真本，而脂硯齋批《石頭記》是偽本。曲沐先生從《紅樓夢》文本實際出發，以豐富的史料和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證明程偉元、高鶚二人於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刊行的120回《紅樓夢》，“這是最早刊印的最為完整的《紅樓夢》本子，也是最真的本子，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歷史事實。”
二、《紅樓夢》人物性格、情節發展連貫，符合發展邏輯；藝術風格統一，為曹雪芹一人所作，並非曹作前八十回，高鶚續后四十回，腰斬《紅樓夢》毫無依據。“因此，（俞平伯）在寫下這些批評‘反《紅樓夢》’的紅學現象之後，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從胡適的理論框架中、從脂硯齋的桎梏中掙脫了出來，終於臨到生命的盡頭才大徹大悟，破天荒地‘發現’了程本《紅樓夢》是一部完整的作品，120回是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自己過去和紅學家們所做的是‘割裂’《紅樓夢》的犯罪行為，是愧對中華民族文化瑰寶的‘犯罪’行為，也是愧對天下人的。”
三、《紅樓夢》是用概括加工、典型化的藝術手法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是藝術品，並非曹雪芹的自傳，或者是“曹寅的家世”記錄，一切的考證、探佚，都從根本上違背了對藝術品研究的正確航向。胡適不僅是我國大學問家，文化人，而且享有世界盛名。這種背離藝術創作規律的研究從他那裡開始，把像俞平伯這樣一些有良心有才華的學者引入歧途，耗去70多年的大好時光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犯了最低級的錯誤，做了再愚蠢不過的事。“……將小說當成信史，這是‘新’‘舊’紅學家共犯的毛病。俞平伯早在1925年《紅樓夢辨的修正》中就省悟道：‘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雪芹，黛為某，釵為某……這何以異於影射？何以異於猜笨謎？’後來又說：‘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蔡元培——筆者注）視作政治的野史，胡（胡適——筆者注）看作一姓的家乘耳’。胡與蔡，批判者與被批判者，竟在信史的觀念中殊途同歸了，‘新紅學家’仍然回到舊紅學家的老路上去，這是十分發人深思的。”
這三方面的甄別，簡化起來便是這樣一個認識發展軌跡：《紅樓夢》是小說，但是自傳體小說——《紅樓夢》是用藝術手段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不是自傳體小說——120回《紅樓夢》是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作者是曹雪芹一個人。這樣，從根本上澄清了籠罩在這部千古奇書上的迷霧，還原程甲本120回《紅樓夢》為曹雪芹創作的長篇小說巨著的本來面目，端正《紅樓夢》研究方向。這樣符合實際的認識，是俞平伯耗去畢生精力才逐漸完成的，1979年，俞平伯就說：“開山祖師為胡適。紅學家雖變化多端，孫行者翻了十萬八千個筋斗，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雖批判胡適相習成風，其實都是他的徒子徒孫，胡適地下有知，必乾笑也。”俞平伯把自己的醒悟公諸於世，應當產生振聾發聵的效果。但是，符合實際的認識反而不易被接受，被傳播。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在津津樂道地說脂批《紅樓夢》，認為“甲戌本的正文及大部分批語（特別是裡面的雙行夾批和旁批）”，“較現存各抄本都早”；《紅樓夢》是曹氏所命名還是脂硯齋（甚至說脂硯齋是曹氏著書助手），《紅樓夢》之所以有《石頭記》、《風月寶鑒》、《<石頭記>探佚》、《<石頭記>脂批》、《<紅樓夢>稿本》，是因為叫法“混亂”的緣故。又有論者認為“庚辰諸本雙行批所指的《紅樓夢》書名，當是脂硯初評前使用過的一種書名。”單是個書名，就已弄得眼花繚亂，莫衷一是。
曲沐
曲沐先生的看法是否得到紅學界的普遍認同，或者大多數認同，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他的論斷至少具有強大的說服力，給人以莫大的啟示。曲沐先生研究態度是嚴謹而冷靜的，自始至終以理服人，以據服人。他高度讚揚老一代紅學家俞平伯的三次發現，三次修正錯誤（第一次發現《紅樓夢》是自傳小說，后四十回為高鶚所續；第二次是發現《紅樓夢》是一部小說；第三次是發現120回《紅樓夢》是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否定了“高鶚續書說”，“一旦發現自己的錯誤總是及時‘修正’，決不文過飾非，在學術事業上表現出一種崇高的責任感和誠摯學者的偉大良心，他的確是紅學史上第一偉人，一代大師，永遠值得學界崇敬和學習的楷模！”
對於曲沐《從文字差異中辨真偽見高低》、《庚辰本〈石頭記〉抄自程甲本〈紅樓夢〉實證錄》等文章，雲南紅學家吳國柱在文章中說，曲沐先生將影印本《程甲本紅樓夢》與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對讀，發現這三脂本是從《程甲本紅樓夢》那裡抄來的，而且錯抄、漏抄、跳行無數，“他（曲沐）運用古籍版本校勘學的基本規律，對程本與脂本的文字細加比勘，從大量實證材料中精選出三十四例，將它們按回次順序客觀地排列出來，從第三回起至八十回止，幾乎涵蓋了整部庚辰本”，“曲沐先生的這篇傑作，真正說得上‘一錘定音’。這便是：程本在前，脂本晚出，鐵證如山，不容置疑。”認真，講究實據，是曲沐先生學術研究的突出特點。
曲沐先生是有足夠的忠誠於真學術勇氣的，他和紅學界的知音一起，為恢復文學巨著《紅樓夢》的本來面目，作了不懈的努力，影響正在逐漸擴大。與歐陽健、吳柱國合編《紅學百年風雲錄》、《紅學三地書》，合校《程甲本》、《程乙本》紅樓夢。
曲沐先生對人生，對愛情非常認真，非常嚴肅，非常執著。在《煙霞集》里，用了大量文字寫林黛玉的清、純、真、熱、直、誠，她的美貌，她的才華，寄予深深的同情。他筆下的林黛玉，完全沒有那種認為林黛玉心胸狹窄，感情脆弱，多愁善感的世俗偏見。姑且不說這樣評價是不是因而更接近曹氏創作意圖，但至少說明曹氏非常讚賞林黛玉的高潔，寄予作家莫大同情的。
這種人類的高尚情操，曲沐先生在《坎坷的人生 幸福的愛情》一文里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和妻子潘治森初次見面，寫得那樣富於詩情畫意：“我們一見面，不想那樣高興，彷彿久別重逢似的……她清純、秀麗，兩條髮辮直垂到腰下……她外慧內秀，那白凈的顏面，透著青春少女的紅潤，富有彈性，富有活力，彷彿一彈就會出水似的。”
平靜中的幸福是美好的，在艱難歲月里相濡以沫，更顯得珍貴。曲沐先生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動亂年代里度過許多個艱難的日日夜。但不管多麼艱難，都彷彿有一盞明燈照耀著他，這就是他的妻子潘治森女士的關愛與支持。她既是醫術不錯的老醫生，又是他最貼心的人；還有他可愛的孩子。“在最痛苦的時候，幾次想到自殺，但總覺得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在，生活中還有愛，還有光明，還有幸福，我不能這樣死掉，咬著牙也要撐過來。就這樣，在愛妻的關愛下，熬過了最苦難最坎坷的日子，度過了人生幾大難關，才走到了今天。”在曲沐先生的眼裡，潘女士“勤儉自勵，聰慧賢良，知足忍讓，與世無爭，從不和別人計較什麼，也從不說別人一句壞話，連句厭詞也沒有。” “……身材適中，似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唇不塗朱而自紅，面不施粉而自白；眉戚春山，眼顰秋水；轉盼多姿，回眸有情”的九寨溝的藏妹，產生了十分自然的對接，這種對接，來之於對美共鳴和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