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

不加約束，任它自由發展。

放任自流、自由泛濫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這一詞首先在18世紀由重農主義在字典里使用，以反對政府對貿易的干涉。這一詞到了19世紀早期和中期成為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同義詞。自由放任主義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涉，並且反對政府徵收除了足以維持和平、治安和財產權以外的稅賦。

在歐洲和美國早期的經濟學理論中，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通常與反面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做比較，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在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崛起時都擔當了支配的角色。

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被認為是純粹的、經濟上的自由意志主義的市場觀點，主張讓自由市場自行其道是更適當而更迅速的方法，將能省去任何由政府運作所造成的效率不彰。主張政府對於民間經濟如價格、生產、消費、產品分發和服務等的干預越少，將能使經濟運作的更好（更有效率）。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一書中，主張市場里看不見的手將能指引人們藉著爭取各自的利益來達成公共的利益，由於賺錢的唯一方法是自願的交易行為，因此獲取他人金錢的唯一方法便是給人們他們想要的東西。一個人不可能藉著向農夫和肉販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一頓免費晚餐，相反的，一個人必須藉著訴諸他人的利益，支付他們勞動的代價才能從他們身上得到東西。

自由放任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主要有：①自由競爭。經濟運行的主體是為數眾多的私人小企業，生產和經營的決策由私人資本家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變動狀況制定。私人資本家可以自由參加或退出各種行業的經濟活動；市場上價格的形成是自發的，它反映供求狀況的變化，可將稀缺的資源分配給生產者，也可把商品和勞務分配給消費者；企業之間自由地競爭。②消費者主權。消費者也是經濟運行的主體。消費者主權表明：私人資本家在協調生產和經營決策時，必須根據和考慮消費者的偏好。根據消費者在市場上“投貨幣票”的數量，了解社會消費趨勢和動向，並以此為根據，配置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生產和滿足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達到實現最大利潤的目的。消費者也正是通過對某些商品和勞務的偏好起指導經濟活動的作用。③政府的天職是“守夜人”。自由放任的經濟活動和資源的配置完全由市場機制來推動，國家或政府的經濟職能僅限於保護自由競爭，保障私有財產，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

亞當·斯密在自由放任學說的宣傳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不過他的一部分觀點仍被現代的自由放任支持者所批評）。自由放任哲學支配了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大英帝國，但沒有在德國或是美國有太大影響。許多歷史學家也視從穀物法的廢除開始的這段時期為自由放任的高峰。不過，批評者認為這些被形容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過是一些鼓勵商業的政策，認為在實際上自由放任政策和鼓勵商業的政策並無差別，因此批評自由放任只不過是商人為了否定對窮人和勞工的補貼而使用的辭彙。

在冷戰時期（1945-1989），國家對經濟的干涉和管制在許多國家都達到了高峰。這樣的“干涉主義”被大多數國家採用，無論是在鐵幕的哪一邊。英國和瑞典採用了最偏向社會主義的路線，對許多領域的民間企業實行國有化，並對他們的人民建立了“從搖籃直到棺材”的福利制度。法國、美國、德國和日本則採取了中庸的路線，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徹底的社會主義。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實行了被稱為統制政策的制度。德國則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的支持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來重建戰後的德國經濟。日本則在通商產業省的經濟計劃下開始了被稱為“高度経済成長”的時期，使其成為美國之外最成功的經濟國家。美國經濟則繼續依循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新政”，配合二戰後龐大的軍工企業複合體，以及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內由聯邦政府投資如州際高速公路等的公共建設工程，同時1960年代肯尼迪總統也大幅投資NASA的登月計劃和其它太空計劃，加上大量的軍事開支，經由政府的干預和支出，維持為世界上中產階級最多國家。

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自由放任政策是導致經濟大恐慌的主因。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主張在經濟大蕭條時，政府對經濟有著相當可觀的干預，加上赫伯特·胡佛所實行的聯邦儲備政策以及其它政府干涉的政策（如提升所得稅率，最高收入的稅率從25%提升至63%，以及引發國際貿易戰的史慕特-郝雷關稅法案（Smoot-Hawleytariff）），造成一種市場依賴著政府行動的環境，才是導致大蕭條的主因。同時在蕭條產生后又以更多的干預試圖補救，造成原本的蕭條進一步的惡化。因此佛利民和其它支持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認為，羅斯福的新政事實上是進一步延長且惡化了大蕭條。

在這種環境下，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開始增強，尤其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以及其它自由意志主義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他們主張如果西方國家自稱的自由世界真的是自由的話，那他們應該讓人們擁有完全的經濟自由。香港成為了第一個擁抱積極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地區，從1960年代的郭伯偉、至之後的夏鼎基，以及接任的各位財金管員，普遍都奉行這個策略。

1970年代，由於石油禁運，西方國家遭受了許多經濟困境。在美國，從肯尼迪開始的經濟會談降低了美國對產業的關稅保護，並打破了美元兌換黃金的控制，造成了浮動匯率。長期奉行“自由貿易”和“帝國主義”的英國則在1960年代失去了許多原為財富來源的殖民地，而“從搖籃直到棺材”的社會福利制度則導致經濟陷入停滯。

為了解決面臨的困境，英國、美國、紐西蘭和智利的政府開始朝向自由放任的政策。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撒切爾開始改革，她相信減低政府在經濟上的干預將能改善情況，因此在她的領導下英國政府開始民營化國有的企業和服務，讓一般的公共服務事業民營化，並減少社會福利事業的支出。1980年當選的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也跟隨著撒切爾的政策，紐西蘭的經濟部長羅傑·道格拉斯和智利的總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也實行了與自由放任相近的政策，也就是在美國被稱為“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和政策。道格拉斯和皮諾切特採取了最直接的“自由放任”形式，對社會福利和郵政服務實行私有化。對此產生的結果好壞也有不同的解讀。自由意志主義經濟學家如佛利民對此寫道：“智利的經濟做的很好……自由市場以他們的方式形成了一個自由的社會。”他進一步主張自由市場的改革促成了接下來的經濟繁榮，並使得智利成為了“今天拉丁美洲里經濟最成功的國家。”其它反對的經濟學家則認為，智利在皮諾切特的時期是一個軍事獨裁的國家，嚴厲地鎮壓異己，而且原本存在的少數中產階級也在自由市場改革時的嚴重衰退中消失了。不過當時的經濟衰退並不限於智利，其它拉丁美洲國家也遭受了衰退的嚴重影響。經濟學家ArnoldC.Harberger認為“智利領導了整個南美洲脫離這次衰退。它是唯一一個處於債務危機的南美國家中，能於80年代結束前回復至危機前的國內生產總額的國家。”

在美國，里根總統稱他的計劃為“新聯邦主義”，減少社會福利計劃的支出，減少對產業的管制、對公共服務事業實行民營化。不過里根並沒有完全遵從“自由放任”的政策，特別是在貿易上，有好幾年裡他實行了限制日本汽車進口的限額，以保護美國的汽車產業和員工，並以關稅來保護一些產業如模具製造和摩托車產業。不過，里根任內確實大幅減少了各種社會福利的支出。

其它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採用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過沒有如美國、英國和智利三國如此廣泛。

大多數的現代工業國家都沒有徹底採用自由放任的原則，通常在經濟上都仍有著一定的政府干預。這些干預包括了最低工資、公司福利政策以協助國內的部份產業、反托拉斯法、國有化產業、累進稅制、社會福利政策以協助那些沒有能力尋找工作或是殘障的人士，和對於農業及商業產品的補貼，一些產業的國有化（通常是自然資源產業），對市場競爭的管制，以及經濟上由關稅和進口限額組成的的貿易壁壘，和其它對國內企業的補助。

不過仍有一些被視為是徹底自由放任的地區。最常被舉出的例子是香港所採取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已經在經濟自由度指數上連續12年排名第一。米爾頓·佛利民讚揚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得香港能在50年內從貧窮轉為繁榮。

如同純粹的共產主義，純粹的資本主義也從來沒有發生過，或許除了索馬利亞例外，不過索馬利亞的狀況較類似於無政府資本主義，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因此最接近自由放任的例子也就是之前提起的香港以及1800年代晚期美國的國內政策。

由於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場兩者都是相當理想化的觀念，批評者也是對此作出批評，批評這些理想化的市場經濟學說在現實世界是無法適用的。一些批評者也批評自由放任的財產權理論，批評它有著對私人利益高於公共利益的不恰當偏見。批評者認為市場的調整機制是無法妥善處里市場失靈的狀況的，也因此需要一個中央政府或機制來進行管理。批評者認為自由放任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裝飾，掩蓋了其背後地區性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典型的保守派政治，並批評自由放任將會導致由精英所控制的經濟擴張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

一些針對市場失靈的批評是：

·不受政府介入的市場將會導致壟斷。最常被舉出的例子是標準石油。不過應該注意的是，當標準石油被控壟斷時，市場上有超過100個與之競爭的石油精練業者，而在1911年審判結果出爐導致政府介入時，標準石油的市場佔有率已經從1890年被控時的88%下跌至64%了。

·不受監督的市場將會產生如安然一般的詐騙行為。不過，自由放任並非主張“沒有監督”，在自由放任的制度下，詐騙是非法的行為，而政府應該介入阻止詐騙行為。自由放任不意味著就沒有管制，而是意味著管制應該以保護個人免受詐騙和暴力行為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