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村體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崇禎進士，官至少詹事，明亡里居，1653年（清順治十年）被迫出仕，任秘書院侍講，遷國於監祭酒，三年後丁嗣母憂南還，居家而歿。在明朝他以會元、榜眼、宮詹學士、復社領袖，主持湖廣鄉試，輔貳南雍，“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名垂一時，但生不逢時，命途多舛，仕明而明亡，不願仕清而違心仕清，成了“兩截人”，喪失士大夫的立身之本，遭世譏貶，深感愧疚，詩歌成了他的寄託，感慨興亡和悲嘆失節是其吟詠的主要內容。陳文述說：“千古哀怨托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頤道堂詩集》卷一），就是這種情況的概括。

一是戰爭悲劇，如《臨江參軍》、《雁門太守行》、《松山哀》等；二是政治悲劇，如《殿上行》、《讀史雜感》、《東萊行》等；三是宮廷悲劇，如《永和宮詞》、《蕭史清門曲》、《洛陽行》等；四是藝人平民系列，如《楚兩生行》、《聽女道士彈琴歌》、《臨淮老妓行》、《捉船行》等。

圍繞黍離之痛，吳偉業以明末清初的歷史現實為題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會變故，描寫動蕩歲月的人生圖畫，志在以詩存史。這類詩歌約有四種：一種以宮廷為中心，寫帝王嬪妃戚畹的恩寵悲歡，引出改朝換代的滄桑巨變，如《永和宮詞》、《洛陽行》、《蕭史青門曲》、《田家鐵獅歌》等。第二種以明清戰爭和農民起義鬥爭為中心，通過重大事件的記述，揭示明朝走向滅亡的趨勢，如《臨江參軍》、《雁門尚書行》、《松山哀》、《圓圓曲》等。第三種以歌伎藝人為中心，從見證者的角度，敘述南明福王小朝廷的衰敗覆滅，如《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臨淮老妓行》、《楚兩生行》等。最後還有一種以平民百姓為中心，揭露清初統治者橫徵暴斂的惡政和下層民眾的痛苦，類似杜甫的“三吏”、“三別”，如《捉船行》、《蘆洲行》、《馬草行》、《直溪吏》和《遇南廂園叟感賦》等。此外還有一些感憤國事，長歌當哭的作品，如《鴛湖曲》、《后東皋草堂歌》、《悲歌贈吳季子》等，幾乎可備一代史實。他在《梅村詩話》中評自己寫《臨江參軍》一詩：“余與機部（楊廷麟）相知最深，於其為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勿愧。”這種以“詩史”自勉的精神，使他放開眼界，“指事傳詞，興亡具備”，在形象地反映社會歷史的真實上，取得突出的成績，高過同時代的其他詩人。

痛失名節的悲吟，是他詩歌的另一主題。這以清順治十年出仕為標誌，在靈與肉、道德操守與生命保存之間，吳偉業選擇苟全性命，墮入失節辱志的痛苦深淵，讓自贖靈魂的悲歌沉摯纏綿，哀傷欲絕。《自嘆》、《過吳江有感》、《過淮陰有感》、組詩《遣悶》等，懺悔自贖，表現悲痛萬分的心情，“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懷古兼吊侯朝宗》詩說：

河洛烽煙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

詩人自註：“朝宗歸德人，貽書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在《賀新郎·病中有感》詞里，自我剖析：“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臨死仍不忘反省：“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自怨自艾，後悔不迭。吳偉業是真誠的，以詩自贖確實是其心音的流露，《梅村家藏稿》以仕清分前後兩集，“立意截然分明”，表示他不迴避和掩飾自己的污點，死時遺命家人斂以僧裝，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用以表明身仕二姓的悔恨與自贖的真心。這類詩歌對認識在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智的困擾與衝突里掙扎的人生悲劇，有著啟迪作用。

“梅村體”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吳偉業極富個性的七言歌行體詩歌的名稱，它來源於六朝時形成的七言歌行體，在“初唐四傑”等詩人的手中，擴大了它的題材範圍，發展了它的表現形式，形成新的特點。清初吳梅村繼之又發展了此體，吳梅村是位才華橫溢的詩人，他一生沉吟不斷，詩作今存一千多首，早年春風得意，春花滿眼，故多風華綺麗之作，中年以後遭逢喪亂，閱歷興亡，多哀怨凄婉之音，晚年心境愈加凄苦，其詩愈多蒼涼悲楚之調。後人對吳梅村的敘事詩的評價，歷來都是認為是“詩史”，通過詩歌寄寓興亡之感，具有敘事和抒情相結合的特點。關於“梅村體”的評價最為知名的是：“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一時尤稱絕調。”這段評價道出了“梅村體”的藝術淵源與獨特風格。

吳梅村的詩具有濃厚的主觀感情色彩，它不以純客觀的敘事為主，因此顯示出強烈的主觀抒情性，而他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對詩歌結構的安排也受此影響。所以他的敘事時常出現大幅度的跳躍，如《圓圓曲》寫吳三桂從農民軍手中奪回陳圓圓，只用了兩句：“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娥眉匹馬還”，期間的曲折全省去了。《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中寫弘光朝滅亡，也只用了兩句：“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鴛湖曲》中寫吳昌時竹亭湖墅由盛到衰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昌時的被殺，還有一次是朝代的更迭，而第二次變化完全是從“寧使當時沒縣宮，不堪朝市都非故”這兩句感嘆中透露出來的，詩中並沒有做任何交代。詩人這樣寫，儘可能的省去了客觀的記錄，以便騰出更多的筆墨抒情。凡是遇到適合抒情的地方，比如詩中人物的心理活動，易代前後反差巨大的氛圍景象，他都潑墨如雨，寫得十分酣暢。

吳偉業以唐詩為宗，五七言律絕具有聲律妍秀、華艷動人的風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貢獻在七言歌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說：“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艷，一時尤稱絕調。”他是在繼承元、白詩歌的基礎上，自成一種具有藝術個性的“梅村體”。它吸取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連昌宮詞》等歌行的寫法，重在敘事，輔以初唐四傑的采藻繽紛，溫庭筠、李商隱的風情韻味，融合明代傳奇曲折變化的戲劇性，在敘事詩里獨具一格。梅村體的題材、格式、語言情調、風格、韻味等具有相對穩定的規範，以故國愴懷和身世榮辱為主，“可備一代詩史”，又突出敘事寫人，多了情節的傳奇化。它以人物命運浮沉為線索，敘寫實事，映照興衰，組織結構，設計細節，極盡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體”敘事詩約有百首，如《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鴛湖曲》、《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等，把古代敘事詩推到新的高峰，對當時和後來的敘事詩創作起了很大的影響。《圓圓曲》是“梅村體”的代表作，也是吳偉業膾炙人口的長篇歌行，它以吳三桂、陳圓圓的悲歡離合為線索，以極委婉的筆調，譏刺吳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開山海關門，淪為千古罪人。全詩規模宏大，個人身世與國家命運交織，一代史實和人物形象輝映，運用追敘、插敘、夾敘和其它結構手法，打破時空限制，不僅重新組合紛繁的歷史事件，動人心魄，也使情節波瀾曲折，富於傳奇色彩。細膩地刻畫心理，委婉地抒發感情，比喻、聯珠的運用，歷史典故與前人詩句的化用，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而且注重轉韻，每一轉韻即進入新的層次。詩人畫龍點睛般的議論穿插於敘事中，批判力量蓄積於錯金鏤彩的華麗辭藻中，“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精警雋永，成了傳頌千古的名句。

只要粗略閱讀這些作品，可突出感受到吳梅村在創作時展現悲劇場景的方式粘著於以人系事的手法上，而對場景的裁取卻顯示出獨到的匠心，具有典型性的場面伴隨著個人遭際浮現在讀者面前，讀者在個別人的具有原生態的真實事迹中，能夠窺見歷史普遍的真實。“史主於紀大而略小”，“詩主於闡幽探賾”。吳梅村詩中通過對個體命運的描述，既能補史之闕，復可以小見大，在個體抒情外，追索某種特殊事件在歷史中反映的意義，這是吳詩總的特點。其中戰爭悲劇詩與政治悲劇詩通常採用在歷史的鋪敘中凸現人物的悲劇性命運的手法，而在宮廷悲劇詩、藝人平民悲劇詩中借詩中人物的遭際命運來寓歷史的幽思。前者詩人在創作時側重於歷史事件的記述，史家的褒貶手法分明；後者著重於詩中人物的嘆惋，詩歌的抒情性特徵更濃些。儘管詩人對不同題材，運用的手法各有側重，但以詩史思維方式把握對象，憑藉時代機遇的予贈，這也不能不說是詩史異質同源的一種文化遇合。秉承史家“以人記事”的傳統，而又能自然而然地與詩美藝術的“以個別寓普遍”的要求相結合，正所謂“詩人慧眼，善於取題處”，這也不能不說是詩史異質同源的一種文化遇合。

吳偉業歌行成績突出，譽滿當世，袁枚說“公集以此體為第一”（《吳梅村全集》卷第二附“評”）。趙翼評吳偉業詩：“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為近代中之大家。”（《甌北詩話》卷九）受其影響寫作“梅村體”的吳兆騫（1631～1684）因丁酉科場案，遣戍黑龍江寧古塔，《秋笳集》描寫塞外風光和鬱憤情懷，蒼涼激楚。吳兆騫的《榆關老翁行》、《白頭宮女行》，以“老翁”和“宮女”的身世遭遇和榮辱變遷，反映家國滅亡，感慨沉淪，與“梅村體”詩歌一脈相承。至清末王？運《圓明園詞》、樊增祥前後《彩雲曲》、楊圻《天山曲》、王國維《頤和園詞》等，都是“梅村體”的遺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