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鳴吉

崔鳴吉生於萬曆十四年丙戌（1586年，朝鮮宣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童年時代在“壬辰倭亂”的烽煙中度過，對戰爭給國家人民帶來的苦難有深刻的體會。少年時代師從李恆福（號白沙）、申欽（號玄軒）兩位學者學習經史，並與朝鮮文人趙翼、張維、李時白交往，號稱“四友”。此時他已頗有名氣，“其譽藉甚，流輩以一識面為榮”。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宣祖三十八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增廣文科丙科及第，從此步入政界。光海君即位后歷任工曹佐郎、兵曹佐郎等官職，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光海君六年），崔鳴吉因受仁穆王后幽閉事件牽連而被罷黜官職，其後又連遭母親和父親之喪，連續9年沒有出仕。天啟三年（1623年）三月，朝鮮發生宮廷政變，光海君被廢，其侄綾陽君李倧即位，是為朝鮮仁祖，史稱“仁祖反正”。崔鳴吉參與了這次政變的全部過程，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奇謀密計，多出其手”，起事時間也是由他卜定。仁祖反正成功后，除授吏曹佐郎。同年閏十月錄靖社功臣一等，封完城府院君，擢為吏曹參判，此後崔鳴吉的仕途開始飛黃騰達。仁祖即位后第二年，即發生李適之亂，崔鳴吉被任命為總督副使，赴戰場前線宣諭聖旨，並親臨督戰。其後歷任弘文館副提學、司憲府大司憲、刑曹參判等職。

天啟七年（1627年，仁祖五年）正月，后金汗皇太極入侵朝鮮，史稱“丁卯胡亂”。后金軍一路勢如破竹，直逼漢城（今韓國首爾），仁祖逃往江華島，在這時崔鳴吉就開始主和，他認為：“國小力弱，虜勢張甚，不如巽辭以緩之”。張維的《溪谷漫筆》對這個過程記載道：

“上幸江都（江華島），駕次通津，從官散寓村舍。余時忝備局（備邊司），夜深後備局下隸來曰：‘有馳啟至，胡（指后金）差將到，諸宰咸會矣。’余蒼黃馳赴，聞胡差為講和且至，方議其進止，不能決。崔子謙謂兵交使在其間，不當遽示斥絕，姑宜接致，聽其語而處之。群意大抵皆然，莫肯發口。子謙主其說，竟接其人於鎮海樓中。繼而劉海（指后金將領劉興祚）又至，和事遂成。時虜兵屯平山，去江都百餘里，而行朝守備寡弱，人情危懼。雖斥和者外為大言，內實幸和議之成，而畏浮議莫敢明言。獨子謙遇事輒首發，無所顧避，卒以是被彈去。”

丁卯胡亂以後，崔鳴吉頓時聲名狼藉，備受責難，因此一度遠離政界，后在仁祖的關照下，歷任京畿道觀察使、戶曹、兵曹參判、議政府右參贊、漢城府判尹、戶曹、兵曹、禮曹判書等要職。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自稱皇帝，並要求朝鮮向自己稱臣。朝鮮國內群情激奮，斥和之論高漲，然而崔鳴吉仍高舉主和論大旗，他指出“國家事不可不著實。十年支保，蓋亦出於和親。丁卯變初，皆以和議為非，及至結和之後，皆以為便矣。”但像他一樣主和的只佔極少數，朝鮮仁祖被大多數人斥和的情緒所左右，崔鳴吉感到深為憂慮，他說：“一朝虜騎長馭，不過體臣入守江都，帥臣退處正方，清北列邑，固將委而與賊。安州一城，勢必不能獨全，生靈魚肉，宗社播越。到此地頭，咎將誰任？”果然不出所料，在當年十二月就發生了“丙子胡亂”。

“丙子胡亂”爆發后，皇太極親征朝鮮，清兵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很快攻陷了漢城。朝鮮仁祖、昭顯世子及諸大臣躲進南漢山城避難。此前“崔鳴吉請赴虜陣以觀變，遂遣鳴吉請成於虜，以緩其師”，使朝鮮得以有喘息之機。在清軍圍城打援、南漢山城岌岌可危的狀況下，朝鮮政府內部迅速分化為以吏曹判書崔鳴吉為首的“主和派”和禮曹判書金尚憲為首的“斥和派”，兩派對立尖銳，圍繞是否講和的問題爭執不休。崔鳴吉主張再次議和，並多次往返敵營談判，同時與“斥和派”展開激烈論爭。崔鳴吉對金尚憲為首的“斥和派”予以批評，認為其出於愛國而主戰固然可以理解，但立足於山城實狀，國家朝不保夕，戰無可守之兵，君臣陷於一片孤城，此時再高呼“與其講和而存，無寧守義而亡”，實在不適時宜。守義而亡，“乃人臣守節之言；宗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以宗廟社稷存亡博取不義之名節，此時實屬禍國殃民之舉。國家危難當頭，不從實際出發，空唱高調實為欺世盜名之舉，必會毀滅國家。因此崔鳴吉提出了“存宗社”的主張。

到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皇太極派多爾袞率清軍攻破江華島，俘獲王妃、大君、大臣等二百餘人，仁祖見大勢已去，不得不應清朝要求，由崔鳴吉等人縛送斥和之人乞和投降。此時“主和派”和“斥和派”之間又因答書格式問題引發爭論，“金尚憲以為答書之定式，不可輕議，遂力爭之”之後幾番答書，此類衝突亦屢見不鮮。崔鳴吉數次撰寫國書，其中多卑諂之辭，為“斥和派”所不容，金尚憲更是“見其書，痛哭而裂破之”。崔鳴吉的孫子崔錫鼎在《先祖領議政完城府院君文忠公行狀》中記載“始講和事，清陰金公尚憲於廟堂裂和書痛哭。公笑而拾之曰：‘朝廷須有裂壞此書之人，而如我者亦不可無也。’清陰以為王若出城，則恐有青城之行，諸臣亦以此為憂。公以為虜人之侵我，非愛我土地，其意正在於和，斷無意外之變，不思緩禍，徒事泄泄，則一朝城陷，上下魚肉，孰與不失此機圖存宗社乎？”可見崔鳴吉對形勢作出了正確的判斷，因此確保了國家的存續。崔鳴吉得到仁祖的支持，在與清朝的幾番交涉之後，終於在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三十日仁祖出城向皇太極投降、達成了所謂“三田渡盟約”。至此朝鮮成為清朝的屬國。

崔鳴吉在事後對仁祖的上疏中回憶道：“南漢之役，孤城守圍四十餘日，中外不通，命脈斷絕。內而守堞將士凍餒垂死，外而八路援兵相繼潰敗，城中見糧不支旬日，而江都敗報忽至，俄頃之間，軍情洶洶，不測之變，迫在目前，當此之時，智者無所用其智，勇者無所施其勇。使殿下膠守匹夫之節，則宗社必亡，生靈必盡。幸而天啟淵衷，幡然省悟，納廟堂之議，循輿人之願，一日之內，危機立變。宗社得以延其血食，生靈得以免於魚肉。”崔鳴吉雖然因為主和而遭到唾罵，而且也使朝鮮蒙受恥辱，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為保全宗社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而且崔鳴吉主和並非其個人的懦弱使然，也不是因為他是親清派，在之後他被拘押清朝的過程中，就充分表現出他的民族氣節。

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二日，皇太極回師。當月，崔鳴吉撰《移陳都督咨》向原宗主國明朝詳細報告“丙子胡亂”之經過，以及朝鮮被迫投降稱臣等情況，並闡述了“危機才脫，禍端未已；心在必東，勢難自拔”的苦衷。後來他為了把這篇咨文轉交給明朝，費盡周折。史載：“戊寅（1638）秋，林慶業為平安兵使，江邊邏卒得一僧，其名獨步，本以我人，丙子以事往椵島（皮島），因亂不得還，轉入中國，留洪軍門承疇幕府，為詗東事出來者也。慶業即報於公，公使之津遣輦下。至則招見與之語，為人慷慨善詞令，可托以事。於是公與機密宰臣議，具奏聞附諸獨步，由水路入送中國，而別構一咨，抵洪軍門。”崔鳴吉為其送行時有《贈獨步》一絕：“秋入園林萬葉鳴，鬢華如雪鏡中明。向來無限關心事，都付山人一錫輕。”丙子胡亂后，崔鳴吉獲得了仁祖的信任，於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拜相，被任命為右議政，后移拜左議政，次年九月擢為領議政。其間曾多次出使瀋陽，負責對清交涉。當時清朝要求朝鮮出兵協助攻打明朝，崔鳴吉對此堅決反對，認為“助兵之請，決不可從” ，經過他與清朝的反覆交涉與爭論，終於使徵兵一事暫時作罷，同時又在瀋陽贖回780多名朝鮮人回到祖國。以上事例說明崔鳴吉並非親清派，也為維護朝鮮的利益儘力周旋。而其“送僧獨步”、“潛通明朝”也為其後來羈押清朝埋下禍根。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因李適餘黨金介在崔鳴吉之弟崔晚吉家中被捕，崔鳴吉受到牽連，被罷免了領相之職，退居衿川村舍。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再度被起用為領議政。不久之後，其密通明朝的事實就東窗事發了。當時清軍在松錦大戰中戰勝明軍，俘明軍主帥洪承疇，洪承疇投誠滿清，並將包括朝鮮送僧潛通明朝等情報全盤招供。於是清朝於這年十月詰責朝鮮私通明朝之事，崔鳴吉作為事件的主要當事人，隨即被清朝押往盛京（今瀋陽）拘禁，並遭到清人審訊。崔鳴吉在瀋陽期間，先被監禁於北館，次年四月移至南館，待遇稍好，順治元年（1644年）由於昭顯世子隨清軍入關，故移居瀋陽世子館，順治二年（1645年）春回國。當時“鳴吉凡事皆自擔當，清人亟稱其膽大”。在羈押瀋陽期間，崔鳴吉與他的死對頭、同樣被押赴清朝的金尚憲住在一起，他們二人酬唱詩歌，互相表達了對丙子胡亂時對方言行的理解。比如他們在一組歌詠中國歷史人物的詩歌中，崔鳴吉以《廉藺》為題目賦詩：“完璧微功何足稱，負荊高

義是難能。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許中間著點冰。”金尚憲唱和道：“廉藺遺風古史稱，一時功伐各爭能。后私先國差堪許，那似初心玉映冰。”崔鳴吉《魯連》：“玉貌邯鄲困戰塵，空言爭救帝強秦。至今東海連天碧，清節猶能起後人。”金尚憲《次韻》：“月暈孤城晝暗塵，邯鄲朝暮且降秦。當時不有先生議，羞殺千秋萬古人。”雖為詠史，卻是影射朝鮮現實，金尚憲以負荊請罪的廉頗自況，而崔鳴吉則稱讚金尚憲為義不帝秦的魯連。可見當時主和和斥和兩派領袖已在瀋陽達成了諒解。此外，在被拘瀋陽的3年時間中，崔鳴吉還以大量筆墨歌詠漢朝的蘇武，這在他當時留下的詩篇中比比皆是。在被囚北館時，寫道：“黃霸尚書良獨苦，蘇卿漢節且相依。”移居南館時，則有“蘇卿漢節身全老，蔡女胡茄恨獨長”之句，移居世子館時，又賦詩“羈滯西河歲月頻，看羊蘇武是前身”，這些詩句也是說是崔鳴吉被拘瀋陽時內心的真實寫照。

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清朝將入質的昭顯世子及崔鳴吉、金尚憲等公卿送還朝鮮。崔鳴吉歸國后以完城府院君的身份參與朝政，兩年後（1647年）五月十七日病卒，享年六十二歲，謚號“文忠”。

崔鳴吉書法很不錯，工於董其昌體。他還獨修陽明學（心學），與其友張維志同道合。不過據說晚年又放棄了陽明學。不管怎樣，崔鳴吉可以說是朝鮮陽明學的拓荒者。

崔鳴吉遺著有《遲川集》19卷和《遲川奏札》2冊。

崔鳴吉去世后，朝鮮史家對他的蓋棺定論是：“鳴吉為人機警多權數，自負其才，嘗有擔當世務之志，而光海時擯不用。及反正，協贊大計，鳴吉之功居多，遂錄靖社元勛，不數年超至卿相，而力主追崇（指追尊仁祖之父定遠大院君為朝鮮元宗）、乞和之論，為清議所棄。山城之變，脅送斥和之臣，以逞私憾。還都之後，引用匪人，傾軋士類，人皆以小人目之。然凡有緩急，直前不避，臨事剖析，人無能及，亦可謂救時之相也。既卒，上臨朝嘆曰：‘崔相多才而盡心國事，不幸至斯，誠可惜也！”

從這段“卒記”可知，朝鮮清流士大夫在當時是很看不起崔鳴吉的，將其視為“小人”，而他最大的“污點”則是主和，實際上在丙子胡亂時就不斷有人上疏要求以誤國之罪處斬崔鳴吉。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崔鳴吉的才能。不過從歷史來考察，崔鳴吉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務實主和，成為恢復和平與延續國運的關鍵人物，這點是不容忽視的，正如時人所論：“（崔遲川）丙、丁主和，世人多攻之，而但為清陰（斥和派領袖金尚憲的號）則易，為遲川則難；清陰則舉世當有多人，遲川則只一人而已。”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後世的朝鮮士大夫和史家普遍對崔鳴吉持寬容態度。比如這從一百多年後朝鮮正祖與承旨鄭民始的對話可以看出：“上曰：‘故相（指崔鳴吉）之丙子札，實出於斷斷血忱。非故相，誰敢岐異於清議之際乎？’民始曰：‘其時若無此人，國家豈有今日乎？’”即肯定了崔鳴吉“存宗社”之功。朝鮮近代文學家金澤榮則認為：“……使朝鮮有李舜臣、權栗諸人，何憂御之之無策？嗚呼！仁祖之世，上距李、權之時不過數十年，而人物衰墮，猶若天壤，無一人能免其君於臣僕之辱者。若崔鳴吉者，雖不污至於秦檜賣國之為，而其視前人，豈不顙有疵也哉！”他雖然對崔鳴吉主和表示理解，但認為他比起李舜臣等前人還是有瑕疵的。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在會晤創作《南漢山城》的作家金薰時談到，雖然他稱讚金尚憲高尚的意志，但也對腳踏實地的崔鳴吉表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