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鐸

胡秉鐸5歲那年，其父將他過繼給叔父胡宗澤作嗣。胡宗澤是清末秀才，曾任榕江商會會長、縣參議會副議長、榕江縣學校管理員等職，家資甚殷，為榕江首富。胡秉鐸兄妹4人，他排行第二。他長相俊秀、天資聰慧。自幼勤奮好學，為全家所寵愛。

胡秉鐸6歲啟蒙讀書，8歲進入榕江七年制高級小學，15歲就讀於私塾。他立下遠大志向，常對同學說：“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吾輩擔當。”所以，他讀書特別用功刻苦，從不囫圇吞棗，所學課文大都能熟讀成誦，並將知識融會貫通，因而成績優異，深受業師賞識，特安置他與另一學生獨享一間書房，以示厚愛。

1918年，胡秉鐸養父為讓他精修學業，特在家辦“專館”，厚金從鄰縣黎平請來飽學之士陳錫侯，對他精心教授。胡秉鐸學識與日俱增，被人視為“神童”。陳錫侯認為胡秉鐸“器宇非凡，倘四海遊學，精琢可成大器”，建議其父送他到貴陽求學深造。

1919年，胡秉鐸赴省求學，報考貴州省立法政專門學校。經過一年的補習，第二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被取錄。他到貴陽不久，北平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他受其影響，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籍，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上看到社會上有錢人家燈紅酒綠，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窮苦人衣不蔽體，沿街乞討，忍飢挨餓，便萌發了改變舊社會、救國救民於水火的思想。

一次寒假回家，他直言不諱地對父親說，讀書使我明白了許多道理，認清了當今社會，當官的凌辱百姓，魚肉人民，自己卻三妻四妾，揮金如土；種田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我們這個家的規矩也森嚴，房子象衙門，雖有吃穿卻不得自由。這些話，表現了他對黑暗現實的強烈不滿。

1922年胡秉鐸於貴州省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1923年2月回家完婚。婚後不久，他為尋求真理，探索救國救民之路，告別新婚愛妻，北上求學。同年3月，胡秉鐸到達北平，以優異成績考入了北京朝陽大學。在朝陽大學讀書期間，他大量閱讀進步書籍，思想激進，並且學習努力，成績優秀，在同學中有很大影響，連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的貴州青年周逸群等，也對他傾慕不已。

1924年1月，時在上海的周逸群受惲代英、肖楚女主辦的共青團刊物《中國青年》的啟示，與貴州進步青年李俠公等人商定創辦《貴州青年》，組織貴州青年學生起來進行革命。周逸群想到胡秉鐸是貴州不可多得的革命青年，便將自己親筆起草的《創刊宣言》寄給他，徵求其意見，同時寄去二、三十塊大洋作為路費，邀請他前往上海共同創辦。胡秉鐸積極支持創辦《貴州青年》，對《創刊宣言》認真提出意見。

不久，胡秉鐸南下上海，結識了鄧中夏，面見了周逸群、李俠公。從此，他們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貴州青年》創刊后，胡秉鐸負責編輯工作。他常為組稿奔波，通宵達旦地審稿、編排、校對。

使第一期《貴州青年》不僅準時出刊，而且質量較高，戰鬥性強。肖楚女看了《貴州青年》后，在《中國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評》欄內熱情洋溢地說它是“貴州人為了要求貴州前途光明而辦的”。可是，貴州軍閥對《貴州青年》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們在給《貴州青年》社的一封信中，畫了一支手槍進行威脅、恐嚇。胡秉鐸、周逸群等沒有被反動軍閥的恐嚇所嚇倒，相反，更激發了他們的鬥志。

他們用犀利的筆，揭露軍閥的種種罪行，號召貴州青年團結起來，勇敢地與軍閥作鬥爭，推翻黑暗的社會。胡秉鐸用“赤光”筆名，先後在《貴州青年》第二、三、四期上發表了《殘廢的三個人》、《寂寥的夜》、《惡政府的勢力》和《攻戰》等充滿戰鬥激情的文章和詩歌。

胡秉鐸發表在《貴州青年》第四期上的《雜感》，更是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軍閥政府。他寫到：“山國里酋長式的貴州政府……憑藉權勢，作威作福；就是那些姆指大的科長科員們……竟敢一手遮天，假借公權報復私怨，全不管是非曲直；無怪一般衷苦無告的小百姓，受盡他們的欺凌侮辱，怨聲載道”。胡秉鐸這些戰鬥的檄文，揭露了貴州軍閥袁祖銘的倒行逆施，它象一把鋒利的匕首，刺向反動軍閥的心臟，極大地鼓舞了貴州廣大青年向惡勢力衝殺的勇氣。

胡秉鐸非常關心青年的成長。當時不少青年學生到《貴州青年》社走訪，尋求革命知識。胡秉鐸總是熱情接待，循循善誘地解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從政治上、思想上關心他們的進步。他慷慨無私。

《貴州青年》經費十分困難，每期只發行幾百份，為使刊物得以維持和擴大，他省吃儉用，將家裡給他的生活費節省用於辦《貴州青年》，其中一次就拿出大洋50塊。由於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胡秉鐸等轉入新的戰鬥崗位，《貴州青年》只出12期。但它對於啟發青年的革命鬥爭覺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24年8月，胡秉鐸經鄧中夏推薦，從上海前往廣州，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黃埔軍校第二期步兵科。不久，胡秉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胡秉鐸經常寫信給家裡和家鄉好友，向他們宣傳革命思想，動員好友投身革命。他在給家中的信中，多次動員父母變賣家中的房屋、田土和山林，救濟貧苦農民。他說，不久的將來嶄新的社會將會來到人間。由此可見，胡秉鐸對革命的勝利和美好社會的到來，充滿了信心。

1925年1月25日，蘇聯軍事顧問鮑羅廷發起的“青年軍人社”成立，並決定出版《青年軍人》周刊，胡秉鐸任該刊總編輯。

1925年2月1日，周恩來同志領導組織的黃埔軍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青年軍人參加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正式成立，胡秉鐸和徐向前、周逸群等被選為負責人。

2月2日，廣東革命政府發布總動員令，．決定由黃埔軍校學生擔任先鋒，開赴東江，討伐陳炯明叛軍。東征中，胡秉鐸在李春富的領導下，具體負責內務、宣傳工作。他不辭勞苦，邊行軍邊向東江農民作動員宣傳，在東江農民大力支援下，東征軍在最短的時間內趕走陳炯明，並恢復了被迫解散近兩年之久的海陸豐農民協會。胡秉鐸通過參加第一次東征，受到了實際的鍛煉。

1925年9月，胡秉鐸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期。同年10月，他以見習軍官的身份參加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在攻打惠州城的戰役中，胡秉鐸和其他將士英勇奮戰，取得了“惠州戰役”勝利。東徵結束后，胡秉鐸任第二軍軍部機要秘書。

1926年3月，兩廣區委為進一步加強統戰工作，把滇、桂軍中的青年軍人團結起來，決定成立以“青軍會”會員為骨幹的“西南革命同志會”，並定於3月12日在廣州大佛寺召開成立大會。孫文主義學會頭目知道后，揚言“血洗會場”，妄圖破壞成立大會的召開。區委得到這一情報后，及時作出對付武裝襲擊的布置，確定由國民黨左派人士毛景州和胡秉鐸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在會議進行中，孫文學會幹將楊引之、王惠生跳出來叫喊：“這個會是共產黨操縱的，不要聽他們那一套”，“堅決清除共產黨”等。王惠生還趁混亂之機，拔出手槍向大會主持人射擊。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毛景州伸出手壓住王惠生握槍的手，胡秉鐸一個箭步跳到王惠生的身後，一把奪過他的手槍，同時用手槍對準王惠生的胸脯，大喊道：“誰要動手，我就斃了他!”胡秉鐸、毛景州將孫文學會的人逼出會場，使大會得以勝利進行。這就是有名的“大佛寺事件”。

3月20日蔣介石一手策劃，製造了“中山艦事件”，以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兩廣區委認為，胡秉鐸尚未暴露共產黨員身份，與何應欽又是貴州同鄉，私交也好，於是決定胡秉鐸利用這一有利條件繼續留在第一軍，進行情報工作。胡秉鐸收集了許多情報、資料，直接提供給周恩來。

1926年4月，蔣介石以“精誠團結”為由解散了“青年會”和“孫文主義學會”，5月中旬成立“黃埔同學會”，蔣介石自任會長。6月，胡秉鐸調到何應欽東路指揮部任參謀，兼任黃埔同學會潮汕分會秘書。

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胡秉鐸任東路軍總指揮部第一科上校科長，在進軍福州途中，胡秉鐸與共產黨員、第25師58團3營營長戴文取得聯繫。以後他倆以同學關係進行單線聯繫。12日東路軍攻佔福州，胡秉鐸被提任第1師政治部主任。駐福州期間，胡秉鐸主持召開了有幾十人參加的福州地方共產黨秘密會議，由戴文負責秘密警戒。

國民革命軍佔領南京后，蔣介石為篡奪革命果實，暗中策劃軍事行動，以排斥打擊中共在軍隊中的力量。胡秉鐸得知這一重要情報后，立即指派戴文速將此情報親口報告給第2軍第6師師長戴岳、黨代表肖勁光，並要他們“人不能離隊，師部不能駐南京，要駐浦口”。肖勁光、戴岳根據胡秉鐸提供的情報將部隊開往湖北，從而挫敗了蔣介石的陰謀。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隨後又在廣州、南京、杭州、廈門、福建等地發動了“清黨”活動。胡秉鐸在血雨腥風之中凜然不懼，他置生死於度外，冒著生命危險，繼續進行革命活動，時而找同志們談話，時而去黨的秘密機關開會。一天，他正在秘密召開共產黨員會時，因人向何應欽告密而被南京公安局長溫建鋼逮捕。他在獄中給父親寫信說：“因事被警察廳下獄了，兒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幹革命總是要有死難的，為布爾塞維克而死，雖死猶生”。

胡秉鐸入獄后，何應欽因慕其才華，又是同鄉，私交尚好，便軟硬兼施，誘其投降。胡秉鐸忠於革命，不為利誘，后蔣介石令何應欽派人秘密將其殺害於南京。犧牲時年僅25歲。

“我們死，死則死於反革命手裡方痛快；我們生，生則生於同志們中間方美善”。

這是胡秉鐸生前對同志們說的話，說明他早已作好為革命獻身的準備。他的一生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

胡秉鐸之死，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中國濟難會全國總會會刊《犧牲》等刊物，刊載了悼念烈士的文章。《布爾什維克》第十一期刊登的題為《胡秉鐸之死》的文章指出：“烈士的死，促進了更多青年的覺醒，我們未死者誓為你報仇，負起倉吁造新人類的責任。”

胡秉鐸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壯麗非常。他把整個青春無私的奉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用他的筆、他的血譜寫了一曲無產階級的正氣歌。他的英名不滅，業績不朽，永遠鐫嵌在中華民族革命歷史的豐碑上，激勵後人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