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顯學
戰國末期韓非創作散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斗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佈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術，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征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 痤則寖益。剔首、 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世上最出名的學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從孔子死後，有子張儒學，有子思儒學，有顏氏儒學，有孟氏儒學，有漆雕氏儒學，有仲良氏儒學，有孫氏儒學，有樂正氏儒學。自從墨子死後，有相里氏墨學，有相夫氏墨學，有鄧陵氏墨學。所以孔子、墨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墨家分為三派，他們對孔、墨學說的取捨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卻都稱是得了孔、墨的真傳，孔、墨兩人不能復活，叫誰來判斷社會上這些學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稱道堯、舜，但他們的取捨又大不相同，卻都自稱得到了真正的堯舜之道。堯和舜不能復活，該叫誰來判定儒、墨兩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稱道的殷周之際到現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際到現在兩干多年，就已經不能判斷儒、墨所講的是否真實了；現在還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堯舜的思想，想來更是無法確定的吧！不用事實加以檢驗就對事物作出判斷，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確判斷就引為根據，那就是欺騙。所以，公開宣稱依據先王之道，武斷地肯定堯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騙。對於這種愚蠢欺騙的學說，雜亂矛盾的行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禮主張，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喪三個月就行了，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節儉，很尊崇他們。儒家主張傾家蕩產地大辦葬禮，守喪需經三年，要悲痛到身體受損傷、扶杖而行的程度，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盡孝，很尊崇他們。要是贊成墨子的節儉，那就應該反對孔子的奢侈；要是贊成孔子的盡孝，那就應該反對墨子的暴戾。現在是盡孝和暴戾、奢侈和節儉同時存在於儒、墨兩家的學說之中，而君主卻都要加以尊禮。漆雕氏的主張是臉上不露出屈服順從的表情，眼裡不顯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錯了，即使對奴僕也要避讓；自己做得對，即使對於諸侯也敢於抗爭。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為人耿直而加以尊禮。宋榮子的主張則是完全不要鬥爭，絕對不要報仇，坐進監獄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覺恥辱。當今君主認為這是為人能寬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贊成漆雕氏的為人耿直，那就應該反對宋榮子的為人隨和；要是贊成宋榮子的寬容，那就應該反對漆雕氏的凶暴。現在是寬容與耿直、隨和與凶暴同時存在於這兩個人的主張中，而君主對他們都要加以尊禮。顯然屬於愚蠢騙人的學說、雜亂相反的論爭，而君主卻都要聽信不疑；結果世上的人，說話沒有一定標準，辦事沒有固定主張。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長久放在同一個器皿中，寒冷和暑熱不能同時到來，雜亂相反的學說不能兼收並蓄而治理好國家。現在君主對於那種雜亂、荒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聽信，怎麼能不造成混亂呢？聽話、行事這個樣子，君主在治理民眾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如今的學者一談起國家治理問題。總是說：“給貧窮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實他們匱乏的資財。”現在情況是，和別人的條件差不多，沒有碰上豐年，沒有額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獨能做到自給自足；這不是由於勤勞，就是由於節儉的緣故。和別人的條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橫禍、犯罪等問題，卻獨有他陷入貧窮；這不是由於奢侈，就是由於懶惰的緣故。奢侈和懶惰的人會貧窮，而勤勞和節儉的人能富足。現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徵收財物去散給貧窮的人家，這是奪來勤儉節約者的財物而送給奢侈懶惰的人；這樣還想督促民眾努力耕作，省吃儉用，就根本辦不到了。
假定這裡有個人，堅決不進入危險地區，不參軍打仗，不願拿天下的大利來換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當代君主一定會進而優待他，看重他的見識，讚揚他的行為，認為是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寬大的住宅拿出來作為賞賜，設置官爵和俸祿，為的就是換取民眾去拚死效命；現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眾出生入死為國事作出犧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書冊，講究辯說，聚徒講學，從事文章學術事業來高談闊論進行遊說；對於這些人，當代君主一定會進而優待他。說什麼“尊敬賢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們徵稅的對象是種田的人，而君主供養的卻是那些著書立說的學士。對於種田的人徵收重稅，對於學士卻給予厚賞，這樣，再想督責民眾努力耕作而少說空話，是根本不可能的。講求氣節，標榜高明，堅持操守而不容侵犯，聽到怨恨自己的話，馬上拔劍而起；對於這樣的人。當代君主一定會禮遇他，以為這是愛惜自我的人。對戰場廣殺敵意功的人不予獎賞，對那些逞勇報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貴，這樣要想求得民眾奮勇殺敵而不去私鬥，是根本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和俠客，危難到來時用戰士打仗。所供養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養的人，這就是發生禍亂的原因。再說，君主在聽取一種學說的時候，如果認為是對的，就應該正式向官府公布，並任用倡導的人。如果認為是錯誤的，就應該驅逐他們，並制止他們的言論。現在是。認為正確的，卻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認為錯誤的，又不從根本上加以禁止。對的不採納，錯的不禁止，這是導致國家混亂和滅亡的做法。
澹臺子羽有著君子的儀錶，孔子信以為真君子，就收他為徒；同他相處時間長了，卻發現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稱。宰予說起話來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為徒5同他相處時間一長，卻發現他的智力遠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說：“按照容貌取人吧，在於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談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來，即使憑藉孔子那樣的聰明，也還有看人失實的結論。現在流行起來的巧辯大大超過了宰予，而當代君主聽起話來又比孔子還要眩惑；因為喜歡他的言論，就去任用他這個人，這怎麼能不出差錯呢？因此，魏國聽信孟卯的花言巧語，結果帶來了華陽之戰的慘敗；趙國聽信趙括的紙上談兵，結果造成了長平之戰的大禍。這兩件事，都是任用能說會道的人而鑄成了大錯。如果煉銅造劍時只看所摻的錫和火色，就是歐冶也不能斷定劍的好壞；可是用這把劍到水上砍死鴿雁，在陸上劈殺駒馬，那麼，就是減獲也不會把劍的利鈍搞錯。如果只是打開馬口看牙齒，以及觀察外形，就是伯樂也不能判斷馬的好壞；可是讓馬套上車，看馬究竟能跑多遠。就是減獲也不會把馬的優劣搞錯。如果只看一個人的相貌、服飾。只聽他說話議論，就是孔子也不能斷定這個人能力怎樣；可是在官職上一試驗，用辦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會懷疑他是愚蠢還是聰明了。所以，明著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從地方官中選拔上來的，猛將一定是從士兵隊伍個挑選出來的。有功勞的人必定給予獎賞，那麼俸祿越優厚他們就越受鼓勵；不斷地陞官晉級，那麼。官職越高他們就越能辦事。高官厚祿，公務大治，是稱王天下的正道。
擁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擁有俑人百萬，不能算強大。石頭不是不大，俑人數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說是富強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產糧食，而傭人不能用來抗擊敵人。現在經商謀官和憑技藝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種田吃飯的，這樣土地得不到耕種。和巨石毫無二致。儒生和遊俠沒有軍功，卻得以顯貴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動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樣。現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禍害。卻不知道經商謀官和儒生遊俠也是有地不墾、不能使用，同樣是個禍害，那就是不懂得據事類推的人了。
因此，實力抗衡的別國君主儘管喜歡我們的仁義，我們卻並不能叫他進貢稱臣；關內侯雖然反對我們的行為，我們卻肯定能讓他拿著禮物來朝拜。可見力量大就有人來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別人，所以明君務求發展實力。在嚴厲的家庭中不會有強悍不馴的奴僕。在慈母的嬌慣下卻會出敗家子。我由此得知威嚴和權勢能夠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亂。
聖人治理國家，不是依賴人們自覺為自己辦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種人們不敢做壞事的局面。要是靠人們自覺地為自己辦事的善行，國內找不出十幾、幾十個；要是形成人們不敢做壞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國整齊一致。治理國家的人需要採用多數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數人才能做到的辦法，因此不應該推崇德治，而應該實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桿。幾千年也造不出箭來；定要依靠自然長成的圓木，幾萬年也造不成車輪。自然長成的直桿和圓木，既然千年萬載也沒有一個，那為什麼大家還都能有車坐、還都能射箭打獵呢？因為應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雖然也有不經過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桿和圓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為什麼呢？因為要坐車的不是一個人，射箭打獵也不是只發一箭。雖然也有不靠賞罰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為什麼呢？因為國法不可喪失，而所要統治的也不是一個人。所以有辦法的君主，不隨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對別人說：“我讓你一定又聰明又長壽。”那麼。大家肯定會認為這是說謊騙人。因為一個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個人的壽限，是命里註定的。這種天性和命定的東西，不是能從別人那裡學來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討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說他說謊騙人。向人家說那些無法做到的事，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種本性。用仁義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壽命取悅別人一樣，實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稱讚毛嗇、西施的美麗，並不能使自己變得好看；用脂澤粉黛化妝—番，就能比原來漂亮幾倍。空談先王的仁義，對於治理國家沒有什麼好處；彰明自己國家的法度，在國內堅決實行賞罰，也就如同能使國家富強起來的脂澤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虛妄的頌揚，所以不講什麼仁義道德。
如今的巫祝為人祈禱時總是說：“願你長生千秋，萬壽無疆！”這種千秋萬歲的聲音在耳邊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應驗也沒有；這就是人們看不起巫視的原因。現在世上的儒家遊說君主時，不談現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反而說一些過去治理國家取得的功績；不去考察官府法令這樣的事務，不了解奸詐邪惡的實情，卻都去稱道上古流傳的美談和先王就的功業。儒家侈談什麼：“要是聽從我的主張，就可以稱王稱霸。”這就是遊說者中的巫視，實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辦實事，去無用，不空談什麼仁義道德，也不聽信學者的言論。
現在，不懂得治理國家的人一定會說：“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國家，那麼伊尹、管仲就沒有用處了，只要聽任民眾就一了百了了。民眾的認識就像嬰兒的心智一樣，是不能信從的。嬰兒不剃頭就會肚痛，不剖瘡就逐漸加重；而要給嬰兒剃頭和剖瘡，必須由一個人抱著，由慈母給他處理；即使這樣他還會哭喊不止，因為嬰兒並不知道給他吃點小苦會帶來大的好處。如今君主加緊督促開荒種田，為的是增加民眾的收入，卻被認為太殘酷；制定刑法，加重懲罰，為的是禁止姦邪，卻被認為太嚴厲；徵收錢糧的賦稅，為的是把它們用於救濟災荒、供養軍隊，卻被認為太貪婪；使國內民眾必須知道披甲上陣，而不準私自免除兵役，為的是征服敵人，卻被認為太兇狠。上述四項措施，本是為了治國安民，可是民眾卻不歡迎。君主所以要尋求聖明通達的人，就是因為民眾的認識是不能信從和作為標準。當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眾卻用瓦石去填塞；子產提倡開荒種桑，而鄭國民眾卻要責罵。大禹使天下人獲得利益，子產使鄭國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們的誹謗，可見民眾的認識顯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選拔人才時希圖得到賢人智士，治理國家時指望順應民眾心理，都是造成混亂的根源，是不可能用來治理好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