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蠅

薩特話劇

《蒼蠅》(1943)是薩特根據古希臘神話故事改編的一部存在主義悲劇。作者借用這出濃郁的古代神話悲劇的詩意,藝術地破除了人對自然之謎的惶惑感,傳遞出人能戰勝“上帝”,自由選擇生活道路的現代意識。薩特要用悲劇主人公俄瑞斯忒斯自我選擇的英雄氣概,掃清處於戰後苦難荒誕之中人們的悲觀失望情緒,號召人們積極介入現實生活。《蒼蠅》創作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是一部利用古典題材影射現實的傑出作品。

內容梗概


三幕劇《蒼蠅》是薩特對於古代傳說進行的改造。它以俄瑞斯忒斯回到故國開篇,在一連串的事件中俄瑞斯忒斯發現了阿耳戈斯的秘密。尾隨他前來的朱庇特想把他引出城邦、阻止他走向復仇之路,於是不厭其煩地向他描繪阿耳戈斯的恐怖景象——蒼蠅滿城飛舞、民眾失去人性。阿伽門農被害以後,所有的臣民都感到罪孽深重;每年的亡人節,都要在一個據說最接近地獄的深不可測的岩洞舉行儀式,召喚亡人回來過一天人間生活,以表達活人的悔恨之意;他們無休止地哀嘆自己的罪過、懺悔自己的罪孽。在朱庇特看來,他們曾對阿伽門農的遇害緘默不語,理應感到愧疚;而俄瑞斯忒斯見此則鬱鬱寡歡,想馬上離開阿耳戈斯。這時,他遇上了他的姐姐厄勒克特拉,隨後目睹了王後母女的口舌之戰。
第二幕中俄瑞斯忒斯參加了祭奠死者的儀式。厄勒克特拉違抗國王的旨意,在儀式上跳起歡快的舞蹈,差一點讓民眾擺脫了使他們恐懼和馴服的法術。厄勒克特拉預感到國王要對她實施最嚴厲的懲罰,俄瑞斯忒斯想帶她逃跑,但遭到她的拒絕,因為她要在此地等待弟弟回來複仇。於是俄瑞斯忒斯道出自己的真實身份,厄勒克特拉卻不認他這個弟弟,因為他無法承擔作為阿伽門農兒子的重任。厄勒克特拉的態度使俄瑞斯忒斯猛醒,決意留下履行自己的職責。朱庇特預見到要發生的一切,向國王埃癸斯托斯發出警告;但埃癸斯托斯不願再為過去的罪惡躲躲閃閃,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於是潛藏在御座后的俄瑞斯忒斯殺死了國王和母親克呂泰墨斯特拉。復仇神的蒼蠅成群地飛落到俄瑞斯忒斯與厄勒克特拉頭上,他們被迫逃往阿波羅神廟尋求庇護。
第三幕里,面對弒母弒君的罪行,姐弟倆的態度和行為截然相反。當俄瑞斯忒斯殺死弒兄篡位的埃癸斯托斯和淫亂殺夫的克呂泰墨斯特拉而為父報仇,實現了厄勒克特拉的夢想后,她失卻了存在的依託,不相信復仇的正義性,開始感到恐懼和悔恨。俄瑞斯忒斯同樣感受到自己所作所為的嚴酷性,但他把殺死國王和母親看作一件天經地義的行動,他勇敢地面對現實、承擔全部責任。因此,當朱庇特到神廟來勸誘他們贖罪時,厄勒克特拉甘願領受復仇女神的懲罰;她的行為同母親殺害阿伽門農以後的行為如出一轍,她將在懺悔中痛苦地了卻一生。但是,俄瑞斯忒斯卻公然反抗朱庇特,堅守自由的意志,他沒有讓朱庇特勾起絲毫的負疚感;他鼓動阿耳戈斯民眾重新認識他們的自由,並引著窮追不捨的蒼蠅離開了阿耳戈斯,使城市得到了凈化。

寫作背景


《蒼蠅》的故事情節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傳說《坦塔羅斯家的最後一代》中《阿伽門農的結局》、《俄瑞斯忒斯為父報仇》、《俄瑞斯忒斯和復仇女神》三個相連的神話故事。故事以阿爾戈斯國王阿特柔絲家族的世仇為背景。阿特柔絲之子阿伽門農為了順利出征不得已將自己的女兒祭神,於是遭到妻子的憎恨,在其凱旋準備享受勝利的喜悅時,被妻子和她的情人埃葵斯托斯殺害,而這個弒君兇手也就是阿伽門農的堂弟最終坐上了王位。阿伽門農的兒子俄瑞斯忒斯在異鄉長大,回國後為父報仇,殺死了埃葵斯托斯和自己的親生母親。因此遭到復仇女神的追逐,於是逃到雅典娜神廟求援,雅典娜組織了有十二個雅典公民組織的陪審團一起審理此案,最終俄瑞斯忒斯被判無罪。
薩特的劇本《蒼蠅》出版於1943年,這一年,世界範圍內的反法西斯戰爭開始出現轉折——在東線,蘇軍取得了庫爾斯克戰役的勝利;在北非和地中海戰場,5月,德意軍隊在突尼西亞投降,北非戰場的最後一個戰役隨即宣告結束;在義大利戰場,7月,盟軍在西西里島的登陸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戰場,4月,美國太平洋艦隊開啟作戰,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遭伏擊喪命,11月,中英美召開開羅會議,簽訂《開羅宣言》……而出版於這一年的《蒼蠅》,也帶有很強的歷史烙印,即在這樣一個時刻——二戰勝利在望之際使人們產生對於戰時的反思和人性社會的關懷。
不難發現,《蒼蠅》有著極強的象徵性和現實意義,而從中表現的是薩特對於國家和人的深沉關懷。英國和法國是納粹德國的死敵,因為一戰後,作為戰勝國的英法一手炮製了對德國極為嚴厲的《凡爾賽條約》,於是納粹黨剛上台就制定了針對英法兩國的報復措施。對此,英國和法國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安撫瘋狂的德國,對德國一系列的侵略擴張行為採取了懷柔的綏靖政策。在德國屢屢衝撞《凡爾賽條約》束縛的情況下,英法都未採取任何有力措施加以懲罰。以致在1940年,德軍決定採用改良過的施里芬計劃,繞過馬奇諾防線侵略了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和法國。進而在1940年5月13日攻陷法國南部戰略要地色當;1940年6月10日,德軍開始正式全面入侵法國本土,很快就深入了法國中央;6月17日,法國首都巴黎被攻佔;6月25日,為了羞辱法國人,希特勒選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停戰簽字的地點簽署停戰條約。根據此條款,法國中部和北部三分之二的領土疆域由德國武裝部隊進行實質佔領,而南部地區則成立由貝當執政的附庸政權:維希政府。就如同《蒼蠅》里阿耳戈斯城的人民一樣,法國人在非正義的控制下感到悔恨、痛苦和悲慘,而也正如同《蒼蠅》中所預示和指引的一樣,在面對此種情況時,一味的懊惱和精神上的痛苦對於改變現實是無用的,真正可以改變現狀走出困苦的途徑惟有行動起來去戰鬥,追求應有的自由,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也終將在有一天迎來勝利,從而擺脫過去的陰影,開啟新的生活。

人物介紹


朱庇特--天神,即希臘神話中的宙斯。
埃癸斯托斯--現任國王、殺害阿伽門農者。
克呂泰涅斯特拉--王后、阿伽門農之妻。
俄瑞斯忒斯--阿伽門農之子,回鄉后成為復仇者。
厄勒克特拉--俄瑞斯忒斯之姊,淪為女僕的公主。
黑衣人(8名,其中女生3名)--檢場人,同時扮演蒼蠅、阿耳戈斯市民、白痴、大祭司、衛士、士兵、復仇女神。

作品賞析


主題

發表於1943年的《蒼蠅》 是薩特的第一部存在主義劇作,反映了“自由選擇”的哲學主題,同時通過對古希臘悲劇的大膽剪裁和情節借用諷喻了當時法西斯統治下法國的陰霾境地,既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又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薩特創作《蒼蠅》必有他的現實基礎,而且作為一個主張“介入”的作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產生大的社會效應,這是毫無疑問的。薩特自己也曾表示:“《蒼蠅》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一出‘政治劇'。”“如果不是為了在法西斯政權之下掩蓋其思想,又何必去求助於古希臘人呢?”然而作為同時也是哲學家的文學家薩特,他的文學作品往往又是其存在主義哲學觀點的反映,《蒼蠅》也不例外。
存在主義的核心思想告訴我們,“存在先於本質”、“人是自由的”。薩特認為人的存在先於本質,而人的本質需要靠行動去證明、確立,人要想得到自由,就必須付出行動。
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依據這則古希臘神話傳說創作了《俄瑞斯忒斯》三部曲(《阿伽門農》、《奠酒人》和《復仇女神》)。在埃斯庫羅斯筆下,俄瑞斯忒斯在姐姐協助下殺死了母后和她的情人埃葵斯托斯,這種行為代表的是一種新制度的要求。俄瑞斯忒斯最終被判無罪,象徵著民主思想的勝利。
薩特是將哲學思想與戲劇著作巧妙結合的典範。他筆下的俄瑞斯忒斯,自幼在雅典富貴家庭長大,受過良好的教育,見識廣博,“家財萬貫,又儀錶堂堂,深思熟慮有如一位長者,擺脫了各種奴役和信仰的羈絆,沒有家庭,沒有祖國,沒有宗教,沒有職業”,看似的確無拘無束。但他深深了解內心的空虛,他對保傅說:“我的自由就如同這幾根蛛絲一樣。我並不比一根蛛絲分量更重……我是多麼自由!我的靈魂又是多麼美妙的空虛”他回到故鄉阿爾戈斯,試圖證明自己的存在,要證明他是這個國家的一員,甚至應該是王子的身份。那時他還不懂得要確立這一切,必須付出行動。當他發現他無法像一個國王一樣與臣民有著共同的回憶,當他發現這裡的一切都不屬於他時,他曾想過要“踮著腳尖走開”,但又掙扎著想要通過一種行動來據有臣民的回憶,“即使是通過犯罪的手段,據有他們的恐怖心情和他們的期望”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即使殺死自己的生身母親。就在這時,他遇見了已經淪為奴婢、受盡屈辱、滿腔仇恨的姐姐厄勒克特拉,她要求主人公復仇;另一邊保傅和朱庇特神一直在遊說他離開,不要“介入”。
然而這些說辭都不能替他做出決定,他苦苦掙扎著想要做出選擇,要麼一如既往的“無拘無束”,內心空虛;要麼就留下用實際行動證明他的存在,他在猶豫。直到他目睹百姓們為了父親的慘死和親人的逝去整日接受著“懺悔”的教化,他們思想麻木、愚昧,甚至連七歲的孩童都在接受悔悟精神的教育和撫養,“原罪的思想”已根深蒂固。他終於明白逃避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更不能讓他的百姓振作,他明白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勇敢的面對這個國家,面對他的身份,面對他替父報仇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要拯救被罪惡折磨、沉溺於“懺悔”中的百姓。他勇敢的反抗朱庇特神靈的勸阻,“讓大地化為灰燼好了!讓岩石怒罵我好了!讓我所經之處花草凋謝好了!要歸罪與我,搬出你的整個宇宙都不夠!你是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岩石、群星之王,你是大海波濤之王,但你不是人間之王……你不應該把我造成自由的人……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隸……我就是我的自由。你一旦把我創造出來,我就不再屬於你了……阿耳戈斯人是我的百姓。我必須使他們睜開眼睛。”為了他的百姓,他做出了勇敢的選擇,用選擇獲得了“充實的自由”,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存在。
朱庇特驅使埃癸斯托斯殺害了阿伽門農,繼而遣來成群結隊的蒼蠅。他和埃癸斯托斯這對天國和人間的帝王合謀,巧妙地在阿爾戈斯居民心中培養起這樣一種悔恨心理:既然你們不加反抗地接受了阿伽門農被謀殺這個事實,那麼人人都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人人都為之懺悔;這是集體的罪行,不是埃癸斯托斯一人的過錯。而朱庇特遣來的蒼蠅,正是全城居民因罪孽而產生的恐懼悔恨的象徵。
人是自由的,可以做出自由的選擇,但長期的專制統治及其愚民政策,使群眾變得麻木、不自知,於邪惡不 敢反抗,於正義的行為不支持,至依附於權威,害為民除害的英雄。他們在神權和淫威下做奴隸已經習慣了,他們害怕襲讀神明,他們寧願忍辱偷生,不願冒獲致更大懲罰的危險去反抗。
薩特作為創作主體,他了解他所面臨的審美主體是一群沉睡麻木的民眾,他們需要被喚醒,更需要自我覺醒;他也知道他所面臨的時代多麼需要一位像俄瑞斯忒斯一樣站出來喚醒人民的反抗意識的英雄。儘管在復仇之後,民眾不理解他,唾棄他,甚至連最初鼓動他復仇的姐姐也背叛了他,但是他又一次勇敢做出了自由的選擇,承擔了一切後果,拯救了整座城邦。薩特想要告訴民眾的是,一個英雄的離開,並不意味著結束,而是真正鬥爭的開始!
薩特的論述者們歷來認為薩特的哲學在本體論上受笛卡爾的影響頗深,“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的一個著名命題,薩特也是試圖從“我思”出發來建構其哲學體系。不過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儘管笛卡爾是一個十足的懷疑論者,他卻絕對無意犧牲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笛卡爾那裡,上帝的存在能保證意識(人)之外所有事物的存在。而作為無神論者,薩特無論如何不會將上帝引入其哲學體系中。他把笛卡爾的懷疑論推至極處,以人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人成為虛無賴以存在的存在者。如果說上帝的本質先於上帝的存在,那麼人的本質也應先於人的存在,因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至少有一個東西先於其本質就已經存在了,先要有這個東西的存在,然後才能用什麼概念來說明它。這個東西就是人”,尼采曾經宣稱:“上帝死了,什麼事情都是允許的,”那麼聲稱自己為無神論存在主義者的薩特將朱庇特描繪成一個困獸猶鬥的形象用以影射、否定上帝,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薩特曾對“自由選擇”作過這樣的解釋:“如果存在確實是先於本質,人就永遠不能參照一個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來解釋自己的行動,換言之,決定論是沒有的——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薩特反對任何形式的決定論,認為人是自由的,無論面對什麼環境,無論想採取什麼行動,怎樣採取行動,都可以“自由選擇”,而人實現自己存在的過程正是不斷進行自由選擇的過程,人一旦終止自由選擇,也就從實質上終止了自己的存在。在薩特的《蒼蠅》中,俄瑞斯特斯與朱庇特之間的對抗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復仇與阻止復仇那麼簡單了,這已經是一場神為維護現存秩序、人為爭取自由的殊死搏鬥:朱庇特降下痛苦悔恨(蒼蠅),要讓阿爾戈斯人永遠生活在懺悔之中;俄瑞斯特斯則要替他們帶走痛苦悔恨(蒼蠅),讓他們從懺悔的陰影中解脫出來。
誠然,對於經歷過二戰的法國人何嘗不是這種心理情形呢,他們為了正義和自由選擇了不再沉默,他們團結一致共同抵抗法西斯,歷史證明他們贏得了勝利;然而,另一面,在他們使敵人付出血的代價的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不也失去了自己最摯愛的親友嗎,他們的內心又怎能不感到痛苦呢,儘管他們選擇了戰鬥,但相信他們也不願在重演一遍這樣的處境。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的選擇,就如同當時一個法國人的兩種心態,俄瑞斯忒斯式的選擇戰鬥是他們理性的現象的心理,而厄勒克特拉式的選擇是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的潛在心理。
因之,《蒼蠅》之所以僅借用《俄瑞斯忒斯》中俄瑞斯忒斯歸國復仇一節就是要在迎合廣大法國公眾渴望救世主願望的同時,使大家認識到“已被德國佔領”這一無情的現實,作者借用這出濃郁的古代神話悲劇的詩意,傳遞出人能戰勝“上帝”,自由選擇生活道路的現代意識。從而喚起大眾為爭取自由和反抗侵略者並使蒼蠅被驅離法國國土而鬥爭。

手法

二十世紀類似這樣借用古代神話情節的戲劇還有很多很多。許多作家借用神話情節,試圖超出社會的、時代的框架,擺脫歷史的具體性來顯示和強調它的內容是適合全人類的。在西方文化學中也形成了關於神話是一種永恆的超社會、超時代的人類歷史模式的觀念。《蒼蠅》借用神話情節進行戲劇創作,不僅能夠反映現實,而且因為喚起了人們意識深處的原始“類經驗”,從而能在一個更深刻的層次上給人們一次“精神”的洗禮,使人們充分體驗到作家蘊蓄於作品中的豐富內涵。
《蒼蠅》一劇是一部典型的“境遇悲劇”。如前所說,它是與古希臘“命運悲劇”背道而馳的,不僅如此,它與西方几個世紀以來傳統的“性格悲劇”也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悲劇”中,性格就是人物的命運,並且人物的性格往往由環境造成。而在薩特的“境遇悲劇”中,沒有先驗的東西存在,性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人物的存在是通過人物在具體情景中的自我選擇來完成的。這一點對於自由的提示和強調,使得“境遇悲劇”雖不說成為傳統悲劇的揚棄,也至少成為後者的一種有益補充。

作者簡介


讓-保羅·薩特
讓-保羅·薩特
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倡者,被譽為“存在主義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噁心》(1938)、《存在與虛無》(1943)、《蒼蠅》(1943)、《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