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彼岸

鄭彼岸，1906年與林君復等銜孫中山命，負責策劃香山起義。1908年創辦《香山旬報》，以文章聲討清王朝。

1910年、1911年參加劉思復秘密組織的支那暗殺團，冀圖刺殺滿清政府攝政王載灃。鄭彼岸與林君復回國后在澳門組織的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總支部，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秘密組織武裝活動。1911年回香山組織群眾響應起義，並率領武裝入城。縣城光復后，又與林君復共率香軍支援廣州起義。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廣東都督府委任鄭彼岸為香山縣第一任縣長，但鄭彼岸婉言辭卻，無意仕途。龍濟光禍粵時，於1914年因受到廣東都督府通緝而逃往美洲，飄泊20餘年。 1937年，中山縣長楊子毅深知其人學識淵博，精通古學，治學嚴謹，勤於史實考據，特邀請鄭彼岸回國主持編修縣誌。抗戰時期中山淪陷，鄭彼岸遷居香港，修志因此暫停。

1946年，鄭彼岸再次受聘主持修志。1947年中山成立文獻委員會，修志工作納入文獻會，鄭彼岸仍任主委。在此期間，鄭彼岸手訂編志大要、體例，搜集大量史料，把修纂縣誌作為晚年的主要事業。中山解放后，鄭彼岸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

1951年調省文物委員會，不久任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鄭彼岸雖信仰無政府主義數十年，但通過實踐最終認識到不可能實現，故晚年轉變為信仰馬列主義。

1975年病逝，終年96歲。著有《孫子年考》。

1904年鄭彼岸、林君復、劉師復、鄭仲超等7人留學日本時，得識孫中山，後來“鄭彼岸、林君復等銜孫中山命，負責策劃本邑起義”。

1906年林君復、鄭彼岸等回國后，即以鄭彼岸為主，在本邑創辦《香山旬報》，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以林君復為主在澳門，創立先稱“醒同仁”后稱“仁聲”的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1910年，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從日本回來的上述幾位以及從南洋回來的謝英伯、林了濃等會合，在澳門建立中國同盟會南鄉統籌總支部，任務主要是組織民軍，進行武裝起義。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同盟會香港總機關決定廣東要首先在香山縣發難。林君復、鄭彼岸、林警魂等當即集結力量，把民軍和駐守在前山的新軍，與小欖李就、伍順添領導的綠林軍等結合，共舉起義。李就領導的綠林軍首先於11月2日在小欖起義。接著是以駐前山的新軍為主力，在營長任鶴年的指揮下於5日在前山起義。最後由林君復、鄭彼岸和林警魂等兵分隆都、良都二路於11月6日進攻石岐。因所向無阻，萬眾歡呼，“淪亡於清王朝二百六十餘年之縣境，遂告光復”。

澳門同盟會成立后，就全力以赴準備策動香山起義，新任主盟人林君復與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負責策動駐在前山的新軍，鄭彼岸等負責策動駐在香山縣城的防營、團練。駐守前山的新軍約有2000餘人。北伐軍

革命軍接管政權后，十八日在水關門協鎮衙門（旅司令部）公推黃龍彰、鄭雨初主軍政，在高氏大宗祠設立民政部，公推鄭彼岸、高拱元和一些士坤主持民政事宜。

當時廣州仍未光復，總督張嗚岐，水師提督李准企圖頑抗，派兵船“江大號”運兵前來鎮壓，當江大艦到達石岐港口外海時，發現沿岸軍民嚴陣以待，便勿忙撤退，當晚前山起義大軍全部到達，人心大定。

十九日，以前山起義軍為骨幹，編成“香軍”，仍由任鶴年為司令，何振為副司令，莫紀彭為參謀長，即日由鄭彼岸，林君復統領向廣州進發，駐紮在西關一帶，由於軍紀嚴明，深得市民歡迎，不久，改編為北伐軍，隨後北上，“南北和會”結束后，始告解散。(唐有淦)

宣統二年（1910）農曆正月，中國同盟會在廣州發動的“庚戌新軍起義”失敗后，清廷為了省垣的安定，將一個標（團）的新軍調防到毗鄰澳門的前山城駐防。這支由“廣東督練公所”以西式武器裝備、訓練的勁旅，自標統（團長）以下各級軍官，均系由陸軍學堂畢業進步青年，富有愛國思想。其中營長任鶴年（湖南人）是同盟會中堅份子，很快就與澳門同盟會支部的林君復（玉盟人）、林警魂、蕭楚碧、簫叔鸞、鄭仲超、劉卓棠等人取得

聯繫。

1911年10月10日（農曆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廣東方面駐香港同盟會機關，決定先在香山縣發難。當時議定，由林君愎、林警魂兩人主持澳門同盟會總機關工作，由林君復、莫紀彭、何振、鄭仲超負責策動駐前山新軍。鄭彼岸等人負責策動石岐城防營及附近各鄉游擊隊。同時先派蕭聘一及簫世冰兄妹在石岐城正薰街（今民生北路）蕭聘一宅內設立機關，作為黨人會議及秘藏軍火之用，革命經費的籌集，則由林警魂在澳門擔任策劃。農曆九月初十，小欖局紳何倍樵（同盟會員），獲知武昌起義成功，立即與當地游擊隊首領李就成、伍順添等取得聯繫，突襲小欖團練局，繳獲大小槍支二百餘桿之後，立即召開民眾大會，針對民眾對土豪劣紳長期壓榨、剝削的不滿情緒，提出“打倒滿清、有平米吃”的口號，獲得群眾的支持、擁護，全鎮高豎反正白旗。次日，駐剖石岐的協鎮（旅長）馬德新率領防勇數百名，乘小輪沿河而上，企圖撲滅義軍，何倍樵、李就成率領義軍迎擊清軍於沙口沿河一帶，激戰三四小時，把官軍打得狼狽撤退，馬德新在途中被義軍俘獲。小欖起義成功消息傳到澳門，以前山鎮恭都小學堂（后改稱鳳山小學）為活動基地的黨人蘇默齋（蘇曼殊兄長）、劉希明、陳自覺、陳永安（陳芳孫兒）齊集在陳芳祖居石室內策劃起義。經過與駐軍營長任鶴年取得聯繫之後，於農歷九月十五日（公元1911年11月5日）傍晚，在一聲暗號之下，前山城遍豎白旗，標統何某倉忙從城牆槌下，向澳門逃去，前山城就在兵不血刃情形下起義成功。次日眾人推舉任鶴年為起義軍司令，何振為副司令

、立刻向石岐開拔，配合小欖義軍進攻石岐城。

“香山起義”前山起義成功后，林君復立即兼程返抵石岐，在正薰街蕭宅召開黨人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發動起義，派人飛赴附城各鄉，通知立即向石岐進軍。十七日下午，溪角鄉由劉卓棠統率，龍聚環鄉由劉漢華統率，象角鄉由彭雄佳統率，豪吐鄉由高勝瑚統率，坎下鄉由梁守統率，港頭鄉由胡孔初統率，安堂鄉由林秀統率，申明亭鄉由揚落雲統率，南文鄉由簫某統率，總數有二三千人。統軍人物有些是華僑，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綠林豪傑，各隊人馬先在龍王廟集合，分成兩隊，一隊由梁守統領由南門入城，一隊由鄭彼岸統領由西門入城。當時由於協鎮馬德新率兵

去鎮壓小欖起義，一時間形成軍中無主，守城的防勇四散逃命，由西城門入城的義軍乘機佔領縣衙，由王作標帶領的親兵乘勢發難投身革命，縣知事譚壽*見大勢已去，俯首投降，按照起義軍的指示“出榜安民”。革命軍接管政權后，十八日在水關門協鎮衙門（旅司令部）公推黃龍彰、梁鴻*、鄭雨初主軍政。

鄭彼岸（1879—1975），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者和文史事業的前驅。前不久，在鄭先生前的廣州寓所內，發現了一本《為彼岸先生祝壽》文集。這是一九四年鄭先生的好友、同事、學生為紀念他七十壽辰而寫成的二十篇文章。這些文章記述了建國前鄭先生大半生的思想言行，是研究他的重要資料之一。對每篇文章，他都曾認真修改過，到處都有他的筆跡。由此，我們可見這位古稀的老人正確對待自己，身體力行，善於聽取、接納別人意見的態度，我們捧讀之後，深受感動。此集一直為他自己珍藏，留作紀念和自勵。從這二十篇文章里，並拜訪了該集的幾位作者前輩，如鄭凌、郭浩如、毛秀娟等，通過他們回憶介紹，我們逐步加深了對鄭先生的思想、性格和為人的認識，了解到鄭先生不僅是一位執著地追求真理、愛國為民的民主人士，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為了宣揚和學習邑中賢達的品德情操，啟迪後人，現試對鄭先生的思想言行作一初步探討。

從無政府主義者到擁護馬克思主義

鄭先生是在封建社會的營壘里走出來的舊知識分子，由於他善於接受先進知識、先進思想，所以，他的步伐是堅定地走向光明的。他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信仰者，“打倒一切偶像，剷除一切階級“是他幾十年來堅守的信條。他認為社會一定可以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實現全人類自由、團結、平等的最高境界。但這一理想卻是建立於個人奮鬥、個人解放的基礎上的，所以，他當初的信仰是有其時代局限性的。但他同時又接受了民主主義，他參加同盟會，跟隨孫中山生生進行推翻清王朝的鬥爭。一九一零年春，他在香港時，就參加了劉師復秘密組織的“支那暗殺團”，謀刺清廷官吏，為爭取大眾的自由，做過許多工作。幾十年來，他都淡薄名利，不當官，不做長，而樂於助人，扶助弱小；他精通古學，學識淵博，卻不潔釣譽，而是熱心教育，關心青年，因而受到眾人的愛戴。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的威望來越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越加廣泛，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解放前夕，在他七十壽辰的宴會上，面對一些與會者祝賀和恭維，他公開宣布：“剛才幾位尊貴的朋友稱讚我信仰無政府主義，四十年如一日，慚愧得很，實則我已經成為安那其的叛徒了。“這是他思想發展的一個標誌。在時代的衝擊下，通過與一些共產黨員進行思想交鋒，他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是行不通的，要救中國只有共產主義。他終於拋棄長期的政治信仰，勇於接受真進，逐步成為一個擁護馬克思主義、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在以後迎接中山的解放和參加建國后廣東省文史研究工作中，他都作出了貢獻。在解放前夕，他以高漲的政治熱情、勇敢的有 的行動堅守崗位，安定民心，勉勵中山修志處和圖書館的全體工作人員加強團結，保護圖書、文物和所有史料，這是對人民的巨大貢獻功績不可泯沒。

革命前驅，亦武亦文

幾十年來，不管是參加民族革命，還是迎接祖國解放；在國內或在國外，他都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他那愛憎強烈、是非分明的品格受到世人的推崇。

鄭先生少負神童之譽，科舉時代曾獲童子試冠軍。而他對滿清封建統治十分不滿，在清末一次演講會中，他舉起自己的辮子說：“此豚尾耳。”一座為之大驚，而鄭先生意氣自若。後來，他放棄舉子的功名，到日本東京遊學，與孫中山先生相識，接受其民族革命理論，遂加入同盟會。一九零八年，他返回香山，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他創辦《香山旬報》，以文章聲討清室，喚起民族覺醒。當時由於《香山旬報》宣揚民族革命，故報販不敢派，鄭先生則親自去派報。一九一零年，他與林君復受命在澳門設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積極吸收會員，擴大組織，並對從廣州調駐前山的新軍和前山邊防軍的官兵做思想工作。一九一一年，他返回香山，策動城鄉兵勇和組織群眾接應起義。是年農曆九月十六日，香山縣響應武昌的武裝起義，他身先士卒，率領革命武裝入城奪取政權。光復縣土之後，又與林君復共同率領他伍（香軍）支援廣州起義，受致電廣州民熱烈歡迎。香軍紀律嚴明，被認為是最遵守紀律、愛護人民的地方武裝之一。后因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在捕革命者，鄭先生才避往美洲。在這期間，他或做店員、報販、洒家傭工等自食其力；或做教師，向華僑子弟灌輸祖國文化。在加拿大，曾因組織華人工黨，維護僑工利益，而被驅逐出境。

淡薄名利，樂於助人

鄭先生一生淡薄功名利祿，他放棄高官的事迹，廣為邑人傳誦。事緣一九一二年，鄭先生因策動香山縣的民軍起義有功，被廣東都督委任為香山縣長。他接接到手令后，卻不赴任，而去活動當時的士紳舉行民選縣長。由清代開海禁起，香山縣便一直是官場中人物羨慕的地方，不少達官貴人不惜紆尊降貴爭當中山縣長，視之為肥差美缺。買官和鑽營之風甚盛，而鄭先生不但不居功作進身之價，反而放棄肥缺，甘願過清苦的生活。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成為美談。一九四六年，他又對縣當局給他的縣參議員一職，在報上登出啟事，聲明不當，而樂於接受擔任實幹的文獻修志工作。鄭先生還樂善好施，扶助弱小。他曾創辦保育善會，幫助孤苦百姓。他飄泊美洲二十多年，用血汗捕得的金錢，全施予窮苦的人。歸國時，除百餘卷書壓囊外，只得兩袖清風。淪陷期間，他在鄉下濠頭，生活清苦，但朋友、師生遇到困難，他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助。光復后，石岐鄭族人重建祠堂，鄭先生利用這個機會，辦起義門小學，專門吸收失學的貧苦兒童，他自任校長，曾將一個學期應得的薪金全部捐出為免費學額，讓貧苦兒童有機會讀書。

熱心教育，愛護青年

鄭先生有四十年教育家之美譽，以教育鄉村兒童為樂。一九三七年春，他從美洲回國，不及一年，日寇已侵入中山鄉濠頭村居住，並執教於鄉村，藉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一縣境。鄭先生避難香港，不久，香港亦為日寇侵佔。他回故九四四年，他與族入創辦五峰中學，並任教職。由於籌集經費困難，所得薪金並不足以糊口。當時，嶺南大學澳門分校欲聘請鄭先生為教授，但他為了堅持辦好五峰中學，沒有答應任教，放棄了月薪五百元葡幣的美缺。其高風亮節，可見一生。

鄭先生青年更是關心愛護，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成為青年的良師益友。鄭先生由於辦學和負責文獻會工作，認識了一批青年，他經常不辭勞苦幫助他們找職業，對有才幹的青年更是關心備至，引導他們不斷進步，從而受到青年尊崇和愛戴。一九四六年初，一位與鄭先生曾共事半年的青年（共產黨員雲），在五桂山區被前來掃蕩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鄭先生與去共事期間，曾因信仰不同發生過思想交鋒，使他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了解到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是好人。所以，當雲的妻子求救於鄭先生時，他安慰她說：“雲是好人，好人所受的苦難是終會解除掉的，我一定替你設法！以後，他為了營救那位青年出獄，不時冒著大暑天由鄉下跑上石岐。由於事情不能馬上解決，被捕青年的妻子不時背著六、七個月的孩子下鄉探聽消息，鄭先生總是儘力安慰她。當鄭先生了解到她生活困苦時，還叫家人把抽屜里的錢盡數給了她。後來，靠著鄭先生的多方努力，親自作保，把雲救出牢獄，同時聘請他在剛成立的修志處工作。

鄭先生還救過兩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誣控的徐桂，另一位是他的同志劉師復。在當時“匪”與“戡亂”的關頭，鄭先生敢於冒這樣大的風險，是為了維護人權，保護人才。這需要很大的膽識和勇略，是十分難得的。

學識淵博，主持修志

鄭先生因有赤子之心而受人尊崇，而且，他那淵博的學識也令人欽佩。由於勤於歷史考據，治學嚴謹，堅持不懈，故精通古學，卓有成就。

鄭先生所作《評廣東文物展欖會》兩文，曾震動當時文壇。緣由一九四零年，簡又文、葉公綽等在香港般咸道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了一個“廣東文物展欖會”。主持人標榜展欖會的主旨是“研究鄉邦文獻發揚民族精神”。其時鄭先生避難香港，他在參觀后，立刻指出該會有五十多件展品有違民族精神，乃以“寶筏”筆名，寫了一篇題為《評廣東文物展欖會》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風》第一百期發表。簡又文即著文展開論辯，鄭先生繼續在《宇宙風》發表第二篇文章。兩文旁徵博引，史料豐富，證據充分有力，論證詳博。特別是對邑人何吾縐、伍瑞隆的降問題，他新聞記者過二十種史籍，在文中就何吾縐降清列舉大量史實，進行無可置辯的考證和論斷，使人為之折服。此事足以表現鄭先生治學的精神，以及對鄉邦文化研究的特殊成就。

鄭先生曾兩次主修中山縣誌。一九三七春，他受當時的縣長楊子毅的邀請，從夏威夷返國主修縣誌。他遍訪大江南北史學方誌專家，與他們磋商志例等問題，並搜集大量文獻，以及各縣誌書數十種，以資參考。可惜不及一年，抗戰開始，本邑淪陷，他遷居香港，仍繼續工作。繼后香港淪陷，修志因此而停止，所徵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諸劫火。直至日軍投降后。一九四六年秋，由中山縣參議會建議成立了修志辦事處，仍聘鄭先生為縣誌主篡。一九四七年，修志納入文獻工作，改為中山縣文獻委員會，鄭先生仍任主委。當時文獻會以報紙和刊物兩種形式出版有關中山文資料。鄭先生對於縣誌編纂手訂大要，體例精嚴，紀述側重社會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設類自，以破除歧視婦女的觀念，如有可傳者，只記述懿行才藝，至於節烈異行不宜宣傳；風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勝照片應隨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部門，並釐正前志之訛廖。他認為修志事關重大，不能求之速成，寧可多些時間，考證確實。由此可見，鄭先生識見過人，治史嚴謹認真，故被公認“對邑乘，研究之深湛，庋藏之豐富，民國以來，縣上恐無出其右者。”鄭先生把重修縣誌作為畢生事業，可惜未能完成，成為終生遺憾。

接近群眾，重視民間文學

鄭先生非常重視民間文學，經常收集和研究民謠、諺語、方言等。他在濠頭任教時，曾與村夫、牧童為伍，去發掘鄉村的寶藏——歌謠、民諺，如濠頭當時流行的燈棚歌等。在這些歌謠里去採集活的語言，並創作了《新新樂府》這些詩歌是採擷人民的語言加以凈化，融合自然的韻律，使之充溢著新鮮活潑的氣息，而其取材是淪陷期間受苦人民的生活實錄。這是用人民的語言，呼出人民內心的哀愁、疾苦與歡欣的詩歌。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篇《走翠薇》，是描寫日寇統治區苦鬥的一個小孤女長途負販養母的動人故事。由於詩歌內容真實，充滿樸素的感情，所以，能激起讀者內心的共鳴，一時為之傳誦。其中有的在《香風》周刊發表，有的被人轉抄流傳。同時，鄭先生經常鼓勵一些有才學的青年專心致力民俗學的研究，到民間採訪、搜集山歌民謠，並把一些外國民俗學研究書籍送給他們進行研究，希望以備異時纂志之用。一九四九年，中山解放，文獻會奉令停辦，修志也暫時停頓，鄭先生轉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一九五一年，鄭先生被調到廣東文物保管委員會任職，不久，改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鄭先生在文史研究工作中畢其一生。他晚年一直堅持看書學習，並用北方話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記，雖年事已高仍然不懈學習，追求新知識。他卒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享年九十六歲。鄭先生不論作為革命者，或作為學者，都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是值得後輩紀念的。由於我們未能親聆教誨，且掌握的資料有限，只能對他的生平作粗略的探討，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敬望先生生平友好及有識之士加以更正、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