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化
禮教與樂教並提而形成的文化
禮樂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養性,體悟天道,謙和有禮,威儀有序,這是我國古典“禮樂文化”的內涵和意義所在,也是聖人制禮作樂的本意。《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是天之經,地之義,是天地間最重要的秩序和儀則;樂是天地間的美妙聲音,是道德的彰顯。禮序乾坤,樂和天地,氣魄何等宏大!所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編鐘是禮樂文華的最顯著的表現
周禮,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禮制。孔子特別推崇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他感嘆自己的年衰,居然許久沒有夢見周公了!程子說,由這句話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時候,“寤寐長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為周公首創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意思是說,周禮是在借鑒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的基礎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備,足以為萬世龜鑒,所以他表示了“從周”的立場。
眾所周知,西周開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這套制度之所以為後世所稱道,因為它是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這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亂,史稱“禮崩樂壞”。貴族們為了權和利,彼此征戰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孔子嚮往周公之禮,既是他對春秋亂世的不滿,也是他對西周道德禮制的嚮往,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態度,讚美春秋亂世,說這是亂了敵人,那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禮體現德治、仁政的途徑。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無形/無色/無聲/無嗅,對於知識程度較低的人來說,甚至會覺得虛無縹緲。而禮就是把德和仁具體化的制度或者行為方式。先秦歷史上有儒、法之爭,爭論的焦點,是實行禮治還是法治。法家認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從令者,就用刑罰加以懲處,這樣,老百姓就不敢作亂了。而儒家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主,通過禮來規範和整齊民眾的行為。孔子評價這兩種治國之道時,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因為老百姓不去觸犯犯法,是因為畏懼刑罰,他並沒有羞恥之心。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禮來保證道德目標的實現,結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為有了羞恥之心,不僅不會去做壞事,而且還會“格”,就是有上進心。
禮是體現德和仁的具體形式,離開了德和仁,禮就不成其為禮。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一個內心沒有仁愛之心的人,怎麼會去推行禮和樂呢?就是說,推行禮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名仁者,一名富於愛心的人。可見,禮與仁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
禮是修身的手段。在人類社會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縱自己的行為,那麼,人就和禽獸沒有了區別,社會也就沒有了起碼的秩序,也就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儘管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人的行為是需要約束的,雙方的分歧在於,究竟用什麼來約束人。孔子主張認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他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作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因為禮是根據道德原則制定出來的。只要在這兩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離道了。
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弱點。因此,無論是哪種性格的人,如果不藉助於禮,都達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舉例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意思是說,恭敬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空自勞碌。謹慎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顯得膽小。勇敢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作亂。直率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說出傷人的話。平心而論,恭、慎、勇、直這四種性格都不是什麼壞毛病,但它們只要離開了禮的指引,都不會結出“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