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

王寧，男，原名許高科，山西省襄陵縣（今山西襄汾）人。出生於1923年4月，1938年7月參加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主任，黨的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2013年8月26日12時23分，王寧同志因病在中國廣州逝世，享年91歲。

2013年9月4日，王寧遺體在廣州火化，習近平、江澤民、胡錦濤等表示哀悼。王寧同志生前好友及幹部群眾代表也前往送別。

1923年4月出生於山西省襄陵縣（今山西襄汾）。

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至1948年12月，先後任襄陵縣二區“犧牲救國同盟會”助理員、華北聯合大學青年隊政治助理員、校長辦公室股長、保衛員、延安大學行政學院黨支部書記、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二科科員等職務。解放戰爭時期，曾任熱河省承德市公安局秘書、省公安廳秘書，熱遼行署公安局偵察科科長、晉察熱遼第二十二、十九專區公安處處長，冀察熱遼中央分局社會部偵察科科長。

1948年12月調進北平后，先後任中共北平市委社會部秘書、市公安局局長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

1949年11月至1952年12月，先後任中共華南分局社會部、廣東省公安廳辦公室副主任，主任、黨組成員，副廳長。

1956年12月至1968年9月，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黨組書記兼中國人民解放軍廣東省公安總隊第一政委，省委候補委員、省委委員。

“文革”中被捕受迫害。

1971年1月，下放省公安機關“五七”幹校勞動；同年9月恢復工作，至1976年10月，先後任廣東省革委會保衛組副組長，省公安局局長，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

1976年10月至1982年12月，任廣東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副省長兼省委政法委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黨組書記，省特區管委會副主任等職務。

1982年12月後，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兼省紀委書記，省委副書記。1988年5月至1993年5月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

2000年8月離休。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王寧同志積極參加 抗日救亡活動，進行抗日宣傳，喚起民眾抗日熱情，發展“犧盟會”會員。

1938年，年僅16歲的王寧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王寧同志離開家鄉，帶領30多名黨員幾經輾轉，來到延安。王寧同志先是分配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嗣後加入抗大和華北聯合大學組成的八路軍挺進縱隊，奔赴晉察冀根據地。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參加打游擊、反掃蕩，1942年後邊工作邊完成了高中課程的學習。直至1944年6月又被選送回延安，擔任延安大學行政學院黨支部書記，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即西北局社會部）二科科員，參加了邊區安保及社會部對“搶救運動”中被審查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次年4月，王寧同志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保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延安和華北聯大的6年戰鬥歲月里，王寧同志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形成了追求真理、實事求是、敢於探索的思想觀念，進一步堅定了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奮鬥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及犧牲精神。

解放戰爭時期，王寧同志被派往冀察熱遼地區從事公安保衛工作，在國共兩黨鬥爭的關鍵時刻，他積極參加解放區的除奸肅特工作，為當地新政權的建立鞏固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年底，王寧被選調到北平市公安局，參加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開國大典的安保工作，為人民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功勞。

1949年11月，王寧同志南下廣州，從此在南粵大地紮下了根。在剛剛解放的廣東，由於國民黨潛伏特務的肆意破壞，局勢很不穩定，老百姓對共產黨能否迅速穩定局面、恢復秩序、發展生產、保障民生抱有疑慮。時任省公安廳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廳長的王寧同志，恪盡職守，為保衛和鞏固新生政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6年12月後，王寧同志擔任省公安廳長，卓有成效地領導全省公安機關一次又一次粉碎了美蔣特務反攻大陸及其他種種破壞陰謀，維護了社會穩定，進一步鞏固了新生政權，為廣東的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穩固的社會基礎。同時大力加強公安隊伍思想政治工作，促進了公安隊伍的發展壯大。

“文革”期間，王寧同志遭受殘酷迫害，戴銬入獄，但他頂住壓力，仍保持了正直、正派的高尚品格，從未寫過任何不實材料和說過不實言論，難能可貴。

1976年10月起，王寧同志主持全省政法工作。“文革”期間廣東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撥亂反正工作任務艱巨繁雜。王寧同志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做了大量紮實細緻的工作，短短兩年時間，全省公檢法系統就恢復正常，並積極有效運作，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等提供了保障。在廣東海豐，中共早期農民運動領導人彭湃的許多親屬及幹部群眾在“文革”中遭到冤殺和關押，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文革”結束后，王寧同志帶領聯合工作組深入調查走訪、查明真相，最終使整個冤案得到平反，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期間，王寧同志還兼任省特區管委會副主任，參與了廣東經濟特區的創建工作。他思想解放、勇於擔當，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進行了大膽探索，積累了大量經驗。例如，改革開放初期，寶安縣逐步放寬粵港間的過界限制，同意農民到香港一側發展種養，但必須早出晚歸。為方便生產，王寧同志毅然批示，支持寶安允許部分農民過境居住的申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1982年年底，王寧同志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分管黨群和統戰工作，在領導全省落實幹部政策、精簡機構、幹部的培養選拔、聯繫黨外人士、指導群眾團體組織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間，王寧同志還兼任省紀委書記，組織查辦了一批大案、要案，同時甄別並糾正了一些錯案、假案，教育、保護了一批同志。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王寧同志還重點負責整黨和糾風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他為廣東省黨風廉政建設，為幹部隊伍建設，為保障和促進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貢獻。

1988年5月，王寧同志任省顧委主任，他帶領省顧委委員積極參加省委重要決策的討論，圍繞改革發展和社會熱點問題進行調研思考，及時向省委及有關部門建言獻策，較好地發揮了助手和參謀作用。

1993年5月，王寧同志從廣東省顧委主任的崗位上退下來后，依然十分關注黨和國家大事及廣東的發展，熱心社會公益活動，在公安部諮詢委員會、省法學會、省顧委委員聯誼會、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等機構擔任職務，繼續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發揮餘熱。

王寧同志長期擔任廣東省地方重要領導職務，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廣東省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參與者和歷史見證人，尤其是擔任廣東省公安廳主要領導20多年，為廣東公安政法工作殫精竭慮，為打造穩定社會環境，促進廣東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王寧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都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他信念堅定，對黨忠誠，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勇於擔當，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勤奮學習，注重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永葆革命青春；他工作勤勤懇懇，處理問題慎重穩妥，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任勞任怨；他高風亮節，光明磊落，顧全大局，處事公道正派，待人忠厚溫和；他心繫群眾，時刻把百姓的疾苦記在心上，竭力為群眾排憂解難；他作風正派，樂觀豁達，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於律己，嚴格要求家屬子女以及身邊工作人員，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

王寧同志的逝世，是廣東人民的一大損失。

王寧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江澤民、胡錦濤、劉奇葆、孫春蘭、李建國、汪洋、張春賢、孟建柱、趙樂際、胡春華、郭金龍、韓正、喬石、朱鎔基、溫家寶、李瑞環、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干、杜青林、王勝俊、王晨、沈躍躍、郭聲琨、常萬全、周強、曹建明、盧展工、齊續春和鄭天翔、張萬年、王漢斌、張震、鄒家華、王樂泉、熱地、烏雲其木格、肖揚、韓杼濱、賈春旺、葉選平、任建新、王文元、李貴鮮、徐匡迪、白立忱、黃孟復、張梅穎、李繼耐；中央和國家機關領導同志陳錫文、楊傳堂、劉家義、章沁生、令狐安、黃華華、歐廣源；廣州軍區領導同志呂丁文；中央和國家機關及有關省、市、區老同志凌雲、鄒瑜等；廣東省領導同志及老同志朱小丹、黃龍雲、朱明國、吳南生、寇慶延、朱森林、盧瑞華、李灝、張幗英、盧鍾鶴、黃麗滿等，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王寧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2013年9月4日，王寧同志遺體在中國廣州火化。胡春華、肖揚、朱小丹、黃龍雲、朱明國和黃華華同志等向王寧同志遺體告別並與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和廣東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有關地級以上市黨委、市人大常委會、市政府、市政協，省直、中直有關單位和駐粵部隊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前往送別或以各種方式對王寧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王寧同志生前友好及幹部群眾代表也前往送別。

正文：俗話說：“河不親水親，人不親土親”。七月的一天，在廣東省委一間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當聽清筆者是故鄉山西來的客人時，已幾十年沒回過家鄉的古稀老人、原廣東省顧委主任王寧禁不住老淚縱橫，一把拉過筆者按坐在他身旁的沙發里，用顫抖、卻是地道的晉南口音連連發問：“你從山西來？山西好哇？我就是咱山西襄汾人，我就是從襄汾走上革命路的……”

東洋鬼子猖撅日 農家少年挽弓時

1923年4月23日，襄汾縣（當時叫襄陵縣）鄧庄鄉南梁村老王家誕生了一個胖乎乎的男嬰。此兒生得虎頭虎腦，哭聲大得驚人，難有消閑的時候。為鎮住他的哭鬧，父親為他起名王寧。小 王寧從小便顯得機靈過人，經常問得大人們目瞪口呆，被村人譽為“神童”。聽鄉親們喊自己的兒子為“神童”，心裡美滋滋、卻大字不識一個的父親，產生了讓兒求學的念頭。但當年求學卻不如如今這麼方便，家徒四壁的王家拿什麼供兒子念書阿？就在王父犯愁的時候，鄉親們伸出了援助之手，這個一塊銀元，那個兩個銅板，硬是為小王寧湊足了學費。這年小王寧才6歲。6歲的小王寧沒有辜負父親和眾鄉親的厚望，以年年第一名的成績讀完了初小、和高小，並以全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臨汾中學，成了全鄉第一名“秀才”。但考上臨汾中學的小王寧，並沒念成中學，因為這年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鬼子掀翻了他喜歡的書桌。讀了兩個月中學的他，讓父母用牛車拉回鄉下，又成了一名農民。讀不成書的小王寧卻因禍得福，回到鄉下后，他碰上了他的小學老師喬冠五——中國共產黨的一名地下黨員。在這個地下黨員的幫助和帶領下，年僅14歲的小王寧積極投身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先後在區、縣犧盟會工作，成了縣裡有名的抗日積極分子。黨看他是個可造之才，也著力培養、幫助他，使小王寧進步很快，到1938年初，他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襄汾中心區最年輕的共產黨員。這年他還不滿l 5周歲。

黑雲壓城仍從容 臨危不懼鋤奸凶

1937年年底，太原失陷；1938年年初臨汾失陷、襄汾失陷，日寇的鐵蹄踏到了小王寧的家鄉。面對兇殘的敵人，已是共產黨員的他，堅決要求黨組織把他留下打游擊。黨組織考慮到他年齡太小，一開始堅決不答應，但經不住他的軟磨硬纏，最後勉強把他留在襄汾縣二區犧盟會裡。

襄汾縣二區當時屬於敵我拉鋸區，雙方經常交鋒。擔任游擊小組長的王寧，在和敵人面對面地打了幾次后，膽子越打越大，經常領著游擊小組摸黑潛伏到敵據點下，打得敵人一晚上不得安寧。1938年夏，為幫助老百姓從敵占區搶收小麥，王寧制定了一個“狼口奪食”的計劃：把游擊小組分成3個小組，分別潛伏到敵據點下，這兒打一陣、那兒打一陣，讓鬼子摸不清虛實，不敢貿然出擊，老百姓則借著夜色掩護進行搶收。這個計劃一直拖了3天才讓鬼子識破，但這時老百姓已搶收了5000多畝的麥子，游擊小組也早巳撤得沒了影蹤，鬼子氣得只能在空麥地里放槍泄憤。

由於王寧的游擊小組神出鬼沒，日本鬼子多次圍剿也不見效果，就想了個損招：收買漢奸。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這漢奸還真讓鬼子找下了。這天晚上，王寧他們在一個村子里睡得正香時，悄沒聲息就讓鬼子給包圍了，一下犧牲了好幾人，要不是從地道撤得快，還不知要犧牲多少人。事後一調查，原來就是這村裡的一個“二混子”告的密。這下王寧火了，領了兩個人，在內線接應下，混進敵據點，第三天就把這傢伙在據點裡給崩了，嚇得據點裡的敵人好多天也不敢放下弔橋。自此，王寧鋤奸的故事便在襄汾一帶流傳開來……

黨的“七大”警衛員 開國大典“守護兵”

也許是因為“鋤奸”出了名，王寧在此後不久，就被調到革命聖地——延安，先在延安大學行政學院學習，後到安吳堡青訓班培訓，最後分配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時間是1938年8月。

延安時期，王寧最慶幸和驕傲的是自己參加了黨的“七大”保衛工作，親眼見到了毛主席，黨的“七大”，是我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由於當時敵我關係錯綜複雜，國民黨頑固派不斷派人破壞，保衛工作非常艱難。就是毛主席也說（對李克農）“搞好了保衛工作，就開好了一半會”。為開好這次會，保衛部門對延安地區進行了過篩子似的清查，查出了一大批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僅王寧所領的小組就查獲特務13人、收繳電台2部。在整個開會期間，王寧作為巡迴警衛，幾乎沒睡過一個囫圇覺，十幾天會下來，人瘦了一圈，感動得李克農同志摸著他的頭直誇獎：“小鬼，你是個好樣的”，特意放了他幾天假作為慰勞。

黨的“七大”后；王寧又作為聶榮臻同志的隨員來到晉察冀邊區，在華北聯大學習了兩年，並隨著學校參加了1944年的冀中反掃蕩，榮立三等功。1944年，他又調回延安，任延安大學行政學院黨支部書記，直到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期間，他先任中共冀察熱遼區社會部偵察科長，參加了爺台山戰役和赤峰保衛戰。接著到熱遼二十專區任公安處長，參加了解放赤峰市的第二次戰鬥。1948年底，他被調到籌建中的北京市公安局，參加了北平和平解放，並任解放后的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北京市委社會部秘書，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開國大典的保衛工作。開國大典作為我黨、我軍、我國人民的盛事，已被永遠載入史冊，但是它召開期間的保衛工作卻一直鮮為人知。當時，剛解放的北京，混雜和潛伏著幾十萬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和特務，社會形勢極度複雜。為搞好開國大典，王寧作為羅瑞卿同志的得力助手，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工作，如對潛伏特務的偵破，對起義人員的登記等等，僅收繳槍支就達10餘萬支。大典當天，王寧受羅瑞卿同志委託，親自領著一連人在天安門廣場外圍值勤，保證了大典的順利進行。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他就站在金水橋的護欄旁，親眼目睹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風采。直到今天，王寧講起這段歷史時還激動不已，說是“自己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幕”。

剿匪陣前“華南虎”安邦定國“一柱石”

王寧在開國大典保衛工作中的出色表現，引起了葉劍英同志的注意，當葉帥率部隊南下時，特意點將王寧跟隨，並在解放廣東后，任命他為中共華南分局社會部辦公室主任、廣東省公安廳辦公室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廣東省公安總隊第一政委、第一書記。

剛解放了的廣東，由於國民黨潛伏特務的破壞，局勢很不穩定，經常發生土匪襲民的惡性事件，有的地方甚至發生暴亂。為保衛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廣東省開始了剿匪鬥爭。剿匪令一下，王寧率領的省公安總隊便奔赴到剿匪第一線，在他指揮下，參加了大大小小的上百次戰鬥，殲滅土匪上萬人。1951年2月，毛主席下達了《處決罪大惡極的匪首、惡霸、特務》命令后，廣東省在葉劍英主持下，由王寧率省公安總隊在2月23日夜間突擊逮捕了大小匪首、特務、惡霸1萬多名，當天夜裡就處決了罪大惡極的1700多名，使廣東局勢得到根本好轉，王寧也被葉帥譽為“剿匪陣前‘華南虎’”。

平息了廣東的土匪叛亂后，王寧隨後被任命為省公安廳廳長、黨組書記，並一干就是十幾年。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偏安在台灣的蔣介石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反攻大陸的時機已到，屢屢派出敵特和武裝人員到大陸沿海騷擾，僅廣東沿海一年間就遭襲擊200多次。為狠狠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廣東省公安部隊配合邊防部隊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一年間作戰上百次，殲滅蔣匪軍上萬人，穩固了廣東邊防。除此而外，公安部隊還在王寧的領導下，抓獲潛伏特務數千名，破獲反革命案件上千起，有力地保證了廣東省的社會治安。為此，陶鑄在一次會上誇王寧是“安邦定國的柱石”。

十年離亂身遭劫 歷盡坎坷志剛堅

就在王寧為社會主義事業幹得正起勁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生耿介的他，自然逃不脫這場劫難，運動一開始，便被打成反革命。昨天還是“安邦定國的柱石”，今天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王寧心裡實在想不通。想不通就要抗爭，抗爭就會付出血的代價——由於他堅決不屈從造反派，大會批、小會斗后，戴著手銬腳鐐、遍體鱗傷的他被投進了監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這一呆，就是3年。3年裡，他和家人互不通音訊，誰也不知誰的死活。

1971年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后，王寧才被放出了監獄。解放后的王寧顧不上養傷療疾，就一頭扎入到祖國建設中。沒想到，他這埋頭苦幹又讓人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幹了沒幾天就又靠邊站。直到粉碎“四人幫”后，他才得到了徹底解放，重新被委任為省公安廳廳長、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主管全省政法工作。恢復工作后，他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撥亂反正，把“四人幫”弄顛倒了的人和事重新顛倒過來。為此，他廢寢忘食地工作，經常十天半月不回一次家。在他領導下，短短兩年時間，廣東省公檢法系統就恢復正常，並為許多受害者平了反，使廣東省很快走上了法制化軌道。

1982年，他被選為廣東省委副書記兼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並一干6年，查辦了大批大案、要案，為廣東省黨風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著名的海南倒賣汽車案，就是他頂著巨大壓力查辦的。他按黨的原則辦事，從不徇私情，被人們譽為“黑包公”。但在特區建設上，他卻是個“先行官”。現在的珠海特區、汕頭特區、深圳特區，無一不留下他的腳印和汗水。特別是在任特區辦副主任的時候，他為特區建設更是操碎了心，現在特區施行的許多政策、法規，都是在他領導下制定的。就是1988年5月，他退居二線、擔任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主任后，也沒減少對特區建設的熱情，經常到三個特區考察、調研，為特區建設出謀劃策，被特區人譽為“特迷顧問”。

老來猶唱“大風歌”不忘桑梓一片情

1993年5月，年過古稀的王老從省顧委主任任上退了下來，但他離休不離志，繼續盡著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和義務。在他提議和召集下，廣東省成立了老同志政法協商討論小組，由他主持每月討論學習兩次。綜合意見、形成方案後送省委參考。他還經常到省公安系統講課，幫公安廳培訓年輕的公安戰士。他還擔任了省關心下一代委員會的主任，為少年兒童健康成長出力流汗。最為可貴的是，王老雖然幾十年沒回過老家，卻一直關心著故鄉建設。襄汾縣修公路、辦學校，他都沒少捐款。當他聽說山西搞引黃工程時，專門組織了在廣州的山西籍老幹部到山西駐廣州辦事處捐款，他個人一下就掏出2000元人民幣。就連這次筆者到廣州採訪，老人也熱心幫助，不僅為我提供了採訪名單，還積極和山西籍老幹部進行電話聯繫，使筆者的這次採訪活動大得其便。但當筆者對他表示感謝、並感謝他為引黃工程捐款時，他卻說：“這算得了什麼，能為家鄉、．家鄉人辦點事，我心裡高興。一個革命者就要一生無私地奉獻於社會，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心聲，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情懷。可謂“凜然浩氣貫長虹”，對此，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