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賓之初筵

這是《小雅》中篇幅之長僅次於《小雅·正月》和《小雅·楚茨》的一首詩。此詩章法結構非常嚴謹。這不僅是指它全部五章每章均十四句，且都是標準的四字句；更是指它章節之間內在組織上的精妙。詩內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兩章寫合乎禮制的酒宴，第二部分兩章寫違背禮制的酒宴，兩者同以“賓之初筵”一句起頭，而所描述的喝酒場面卻大相徑庭，暴露出理想狀態與現實境況的尖銳矛盾。

第三部分為末章，是總結性的言辭，連用“不”“勿”“無”“匪”“矧敢”等表示否定義的詞集中凸現否定意蘊。各部分之間起承轉合脈絡極其分明。第二個印象是詩人的寫作技巧非常高明。詩人之意實在“刺”，前兩章卻用“美”為“刺”作映襯，使醜惡的事物在與美好的事物的對比中更顯出其醜惡，欲抑先揚，跌宕有致。而詩人的“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第三、第四兩章中，也並不劍拔弩張，疾言厲色，只是反覆直陳醉酒之態以為警誡，除了爛醉後手舞足蹈的姿勢不惜重言之以外，“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側弁之俄”寫醉漢吵吵嚷嚷、弄亂東西、衣冠不正，也都抓住了特徵。並且，詩人還善於通過“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之類的委婉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之類的戲謔語，來作“綿里針”式的點染。借形象說話，實招就是高招。當然，並不是說此詩沒有正面的說理成分，末章就主要是說理，但畢竟使讀者對酗酒的害處深感悚惕的還是那些描寫醉態的句子。

詩人技巧上的高明之處，在具體的修辭上，也得到充分的表現，除了消極修辭外，積極修辭更是豐富多彩。而“是曰既醉”的隔章重複，所起作用是將第三、第四這最重要的兩章直接串聯起來。還有一種《詩經》中經常出現的修辭格頂針，此詩也有兩例，即“以洽百禮”之後接以“百禮即至”“子孫其湛”之後接以“其湛曰樂”。這兩個頂針修辭在同章中僅隔兩句，相距很近，也是詩人為加重語氣而作的刻意安排。

這是一首寫貴族飲酒場面的詩。《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周）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宋朱熹以為“按此詩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詩）義”（《詩集傳》）。

中國燦爛的飲食文化中，酒文化和茶文化大約是最引人注目的，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涵幾乎可說是華夏文明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酒文化如此發達，酒文學在中國的肇始自然也很早。陳子展《詩經直解》說：“關於酒文學，《周書·酒誥》之筆，《賓之初筵》之詩，自是古典傑作。厥後揚雄《酒箴》、劉伶《酒德頌》、杜甫《飲中八仙歌》，雖是小品短篇，亦皆名作。但論藝術性與思想性兼而有之，仍推《賓之初筵》為首創傑作。”此可謂不刊之論。至於此詩在後世的社會影響，從明黃榆《雙槐歲鈔》所錄汪廣洋《奉旨講賓之初筵敘》文中講的一件事很可以得到證明。據汪廣洋說，明太祖朱元璋在聽了他講解《小雅·賓之初筵》一詩后，大為感動，命令繕寫幾十本頒賜朝中文武官員，讓他們懸掛在府第的廳堂上，以為警戒。陳子展在轉述此事後，認為朱元璋“厥後大戮功臣，縱酒敗度，亦當是一種口實”（《詩經直解》），則《小雅·賓之初筵》一詩的影響亦大矣。

衛武公（約公元前852年—公元前758年），姬姓，衛氏，名和，衛釐侯之子，衛共伯之弟，春秋時期衛國第十一任國君，公元前812年—公元前758年在位。在位時期，施行康叔政令，使百姓和睦安定。后因勤王有功，升為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