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風暴

1967年1月初，上海《文匯報》被造反派奪權，揭開了所謂“一月風暴”的序幕。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又於1月8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颳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1月8日，毛澤東高度讚揚《文匯報》社、《解放日報》社的奪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毛澤東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

“文革”開始后，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人在上海製造了矛頭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斷鐵路運輸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初，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到上海策劃奪權。1月4日，奪了《文匯報》的權，5日，又奪了《解放日報》的權。6日，張春橋、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組織的名義，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批鬥了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領導人。會後，市委、市府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權力落到張、姚等人手裡。毛澤東對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活動表示支持。8日，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組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並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造反派”的經驗。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加《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為“一月風暴”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自下而上地奪權”。2月5日，張、姚等經過策劃，成立了所謂“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稱為“革命委員會”。1967年1月份上海的奪權，被張、姚等人稱為“一月革命”。

從此，在全國各地颳起了奪權之風，大動亂的局面更加嚴重。

在上海，“文化大革命”運動由學校蔓延到工礦企業較全國其它地區早。其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后，工廠中的部分造反派便醞釀成立跨行業組織，他們在北京南下串聯的紅衛兵的幫助下，於1966年11月6日，由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王洪文等人串聯籌組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對這一組織採取“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方針。“工總司”沒有得到承認，於是在11月10日凌晨煽動一部分成員“赴京情願”，在上海附近安亭車站遇到阻攔，便卧軌攔車，使滬寧線中斷31小時34分鐘。安亭事件發生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隨即派張春橋回上海處理。

江青、張春橋組織批判《海瑞罷官》就是在上海。當時，上海市委由於了解到毛澤東支持的背景，對組織批判文章給予了一定的配合。但是，當“文化大革命”運動迅速擴散到全國時，張春橋立刻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上海市委。1966年11月11日張春橋到上海后，不同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即去安亭會見造反群眾。11月13日下午，他又違背上午在上海市委會議上達成的不承認“工總司”的一致意見，擅自簽字同意“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要華東局、上海市委承擔這一事件的後果，這使上海市委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上海市委對張春橋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但1966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拿出《憲法》，認為“工總司”符合“結社自由”，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上海市委被迫接受既成事實。

12月28日，一老工人、黨團員為骨幹的上海另一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包圍上海市委，也要求承認。由於“赤衛隊”的主張不符合張春橋達到上海市委的方向，他便指使王洪文調集10萬餘人包圍市委門前的“赤衛隊”成員，挑起武鬥，打傷91人。這是上海也是全國第一起大規模武鬥。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群眾，向黨內一小撮中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這篇社論是按照毛澤東1966年12月26日生日便宴上的談話精神撰寫並經他審定的。

張春橋、姚文元等了解到了毛澤東的這一精神，立即加緊了向上 海市委奪權的步驟。當時，上海的“工總司”和“赤衛隊”兩大派組織的鬥爭，使經濟和社會秩序出現了混亂。12月31日，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指示“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的秩序要搞好”。陳丕顯立即召集各派群眾組織開會，起草一個《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於1月5日在《文匯報》上發表，號召“緊急行動起來！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1月9日，《文匯報》又刊載了陳丕顯與幾十個群眾組織起草的《緊急通告》。這兩個文告雖然也帶有當時的“批判資產階級發動路線”的語言，並點名批判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但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局勢、恢復生產。

1月4日才到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對此態度十分冷淡，不同意發《緊急通告》。王洪文還大發雷霆，拒絕出席會議和簽字。1月6日，他們策劃召開了徹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批鬥了陳丕顯、曹荻秋等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並把全市高級幹部數百人揪到會場陪斗。大會發出三項通令，宣布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勒令陳丕顯交代所謂“反革命罪行”，並將由造反派造成的生產癱瘓、交通阻塞的責任強加於上海市委。

出乎他們的意料，毛澤東注意到了上海《文匯報》所發的兩個文告，給予極高評價。1月8日，毛澤東說：“告全市人民書，這是少有的好文章，具體講的上海市，內容是講全國的。”“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1月10日，他又批示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 1月11日，中央四機構發出賀電，對上海的《緊急通告》給予高度評價，號召全國各界“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張春橋等得知毛澤東肯定兩個文告，立即搖身一變，1月11日連夜組織開會，宣讀中央賀電，並說自己已經回電，“請中央放心”。王洪文更絕口不談當初反對這兩個文告，而口口聲聲稱這是中央對“工總司”的關懷。1月12日，張春橋、姚文元策劃召開了誓師大會。他們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取了鐵路、海港、長江航運、郵電等單位的領導權；成立了“保衛委員會”，取代上海市公安局、法院和檢察院；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取代上海市委機關。2月5日，他們成立了上海市黨政機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又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從而公開的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進行奪權。

此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都有相應的負責人，動亂的局面更加嚴重。

（註：黑龍江省最初稱“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3月23日改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山東省最初稱“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2月23日改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上海市於1967年1月11日完成奪權，2月5日成立“上海人民公社”，2月23日改稱“革委會”；貴州省最初則稱“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8月1日改稱“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山西省於1967年1月12日完成奪權，3月19日成立“革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