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副組長有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後來王任重、劉志堅被打倒）主要組員有姚文元、王力、陶鑄、關鋒、戚本禹等人。此時，它的緊跟毛澤東的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們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五個人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陳、康為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另三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同年8月由江青代理組長。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領導。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后，中央文革小組停止活動。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賦予它“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由於當時國家、政治的性質，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幾乎相當於管理國家的全部事務。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組長、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任顧問；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志堅（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張春橋（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姚文元（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力（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紅旗》雜誌副主編）、關鋒（《紅旗》雜誌編委）、戚本禹（《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尹達（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考古所副所長、歷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穆欣（《光明日報》總編）、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鄭季翹（東北局吉林省委文教書記）、楊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等。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台14號樓。

"1966年12月初，江青決定改變辦公室的名稱，成立“辦事組”。辦事組由宋瓊、陳滿池、楊子才、張文榮、王廣宇五人負責，宋瓊、陳滿池分任正副組長。宋瓊、楊子才、張文榮是從《解放軍報》調來的，陳滿池本是記者站的副組長，他繼續留在花園村記者站，始終沒有到釣魚台辦事組就職。沒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軍報社的肖力，於1967年1月13日率領軍報造反派奪權。宋瓊及從軍報一同到辦事組的工作人員被江青打成解放軍報社“胡痴反黨小集團”。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1967年1月12日《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起草）聯合署名。“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當時的政治口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這是一個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的險地，不少人從這裡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后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與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中央文革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澤東以其秘書班子取代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的過程。

同時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該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后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魯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駐地查勘，被定性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郵資。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達北京的從山東省寄“北京文革小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組”的實寄封沒貼郵票——因為革命組織和紅衛兵郵寄文革信件的幾項郵資規定中有一條為：如寄件人有實際困難要求免費郵寄的，按部黨組電黨字第07號密電辦理，即可免費，但不必對外宣傳。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後五位成員全體進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動消亡。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通知》（五一六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而此前，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員都被判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或受到不公開的批判（陳伯達、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