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徠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66年5月28日設立的一個機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設立它的初衷是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進過程中,它很快就成為權力極大的機構。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動撤去。

成員


江青
江青
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副組長有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後來王任重、劉志堅被打倒)主要組員有姚文元、王力、陶鑄、關鋒、戚本禹等人。此時,它的緊跟毛澤東的成員都進入中央政治局。他們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五個人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陳、康為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另三人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同年8月由江青代理組長。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領導。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后,中央文革小組停止活動。

成立


徠康生
徠康生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賦予它“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的性質。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務的專門機構。由於當時國家、政治的性質,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幾乎相當於管理國家的全部事務。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組長、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任顧問;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志堅(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張春橋(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姚文元(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力(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紅旗》雜誌副主編)、關鋒(《紅旗》雜誌編委)、戚本禹(《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尹達(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考古所副所長、歷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穆欣(《光明日報》總編)、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鄭季翹(東北局吉林省委文教書記)、楊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等。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台14號樓。
"1966年12月初,江青決定改變辦公室的名稱,成立“辦事組”。辦事組由宋瓊、陳滿池、楊子才、張文榮、王廣宇五人負責,宋瓊、陳滿池分任正副組長。宋瓊、楊子才、張文榮是從《解放軍報》調來的,陳滿池本是記者站的副組長,他繼續留在花園村記者站,始終沒有到釣魚台辦事組就職。沒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軍報社的肖力,於1967年1月13日率領軍報造反派奪權。宋瓊及從軍報一同到辦事組的工作人員被江青打成解放軍報社“胡痴反黨小集團”。
張春橋
張春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1967年1月12日《給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起草)聯合署名。“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當時的政治口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名詞。
1966年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尹達先後在原單位被打倒。擔任顧問的陶鑄、擔任副組長的王任重、劉志堅,於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繼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關鋒、戚本禹也被剝奪權力。這是一個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的險地,不少人從這裡被投進了秦城監獄(如穆欣、金敬邁、矯玉山、王廣宇等)。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已被定性為反黨集團,1966年文革開始后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相繼被打倒,1967年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因“二月逆流”受衝擊,加之林伯渠羅榮桓已病故,朱德、陳雲、董必武“靠邊站”,劉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中央文革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澤東以其秘書班子取代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的過程。
同時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權威至高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該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
中央文革的作為引起了聯動等組織和社會力量公開或私下的批評、反對、抵制。為了給天下大亂的造反奪權活動提供安全保證,《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被概括為“惡攻罪”)。但這條規定的精神后實際上發展到對適用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全體成員(包括中央文革)——“誰炮打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魯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駐地查勘,被定性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郵資。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達北京的從山東省寄“北京文革小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組”的實寄封沒貼郵票——因為革命組織和紅衛兵郵寄文革信件的幾項郵資規定中有一條為:如寄件人有實際困難要求免費郵寄的,按部黨組電黨字第07號密電辦理,即可免費,但不必對外宣傳。

消亡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後五位成員全體進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復正常活動,權力運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動消亡。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通知》(五一六通知)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撤銷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而此前,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員都被判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或受到不公開的批判(陳伯達、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