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證
紅樓夢新證
《紅樓夢新證》周汝昌同志所著，自1953年，到現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已經銷行了三版，在群眾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某種意義來說，它是最近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相併行的一部書。
這是一部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她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是中華文化藝術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作者的經典作及成名作。
海外著名學者評之為“無可否認的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考證《紅樓夢》的基本材料大部分是他一手挖掘出來的”，國內學者則稱之為“是任何有志於紅學研究的人都無法繞行”的巨著。……
周汝昌
治學以語言、詩詞理論及簽注、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注、賞析、理論皆所用心，併兼研紅學。有20多部學術著作問世，尚有幾部正在印製之中。其中《紅樓夢新證》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主編了《紅樓夢辭典》、《中國當代文化大系·紅學卷》；校訂過新版《三國演義》、《紅樓夢》、《唐宋傳奇選》，並撰序文；為《中國古代文學詞典》、《唐宋詞鑒賞詞典》、《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詞典》、《中國歷代短篇小說選》、《詩詞典故詞典》。《〈紅樓夢〉世界語版》等撰寫了序文；另有大量學術論文、序跋與專欄文章發表於各地報刊。
《紅樓夢新證（增訂本）》
定價：128元
版式：簡體橫排
裝幀：平裝
版次：1-1
開本：16開
頁數：1060頁
字數：800千字
套裝數量：全三冊
《紅樓夢新證》簡體字版
作者：周汝昌
書號：9787544723503
出版：譯林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發行
定價：68.80元
分類：文化紅學
《紅樓夢新證》影印版
作者：周汝昌
書號：978-7-5447-2350-3
合併圖冊
定價：68.80元
分類：文化 紅學
《紅樓夢新證》影印宣紙版
作者：周汝昌
書號：978-7-5447-2103-5
出版：譯林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
定價：1280.00元
分類：文化紅學
其他版本
作者：周汝昌
《紅樓夢新證》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日：2008年7月
ISBN：978-7-5426-2786-5
版次：1版
裝幀：平裝
開本：16
中文：中文
套裝數量：3
第一章 引論
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現實主義的小說家之一，《紅樓夢》是世界偉大文學作品行列中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義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國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亞，蘇聯人民一提到托爾斯泰而感到驕傲一樣，我們中國人民也就以同樣的驕傲感而念頌曹雪芹的名字。
第二章 人物考
第三章 籍貫出身
第四章 地點問題
第五章 雪芹生卒
第六章 紅樓紀曆
第七章 史事稽年
第八章 文物雜考
本書是2008年由上海三聯書店重新影印版的《紅樓夢新證》的文字，全書三卷套裝，禮品盒精美包裝，總定價100元。與之前的版本有很多不同之處，部分內容是經過周汝昌老先生重新修訂得文字。較之前1976版等幾箇舊版本相比，08版《紅樓夢新證》可謂是一個“飛躍”！
紅學大師周汝昌，當代紅學研究大師和泰斗，是首屈一指的紅學研究領軍人物。
紅學家周汝昌撰寫的第一部《紅樓夢》考證書。
他是繼胡適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她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是中華文化藝術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作者的經典作及成名作。
周汝昌一生沉醉紅學，正如他自己所說：“借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
劉心武說，周汝昌畢生最愛《紅樓夢》，一生翻閱研究過的古本十 余種《紅樓夢新證》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早在1953年，周汝昌就以一部《紅樓夢新證》而轟動了海內外學界，從而成為考證派紅學的代表人物。連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也為此在文章中寫道：“汝昌的書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1982年新本《紅樓夢》的來由，《倡導校印新本〈紅樓夢〉紀實》一文粗有敘記。那主要是想說明：從1947年起，與家兄祜昌立下誓願，一為努力恢復雪芹真本，二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間流行的偽本與學界不甚精確的考證結論。上文只敘了一個問題，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經歷——複雜，曲折，鮮為人知。
《紅樓夢新證》本體完成於1948年。《燕京學報》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頭記三真本之脂硯齋評》，文末提到撰作那部書稿的事——初名《證石頭記》。
此文出后，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銑、文懷沙、張慧劍、黃裳……諸位(以下行文為避繁贅而省篇幅，俱不具稱某某先生。但絕無失禮欠恭之意)。張氏在滬上《新民報》發文讚賞，朱氏洽借“甲戌(錄副)本”……而黃裳(南開中學同窗摯友)則主動寫信，推薦此書稿交開明書店出版。黃裳信函是寫給葉聖陶的，遂將此信並書稿寄與葉老。久之，原件退回(內中連一紙退稿便箋亦無)。而此際文氏亦已注意到《證石頭記》，他拜訪孫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詢問我在何處，要謀一面。孫老設晚餐，派夫人來邀我去一會——但孫太太只言“文化部來人要見你，孫先生請吃晚飯……”而那天恰值我在忙著收拾衣物，滿室凌亂不堪，火車票都已訂好，急於趕車回津(已放寒假)，心緒如麻，實難應命赴宴款談，只好懇辭。孫太太連來兩次，終於無法解決。此事定會讓孫老很不體諒。
及假滿回校，一位清華大學友人來晤時，忽談及他與文懷沙因某場合見面，也提起我“拒不接見”的事，說我這個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與我交久，深知其人最為儒雅謙和，斷無此理——當時必有緣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於為《證石頭記》出版的要事——而孫太太懇邀時並無一言及此也。
話要簡斷：由此我這才與文懷沙取得聯繫。約好將書稿交他。家兄祜昌比我還重視，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將近四十萬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繕出來，交付完妥。
我1951年秋，受成都華西大學電聘，去做外文系講師(因聞在宥教授於Studia Serica學報上見到我一篇研究陸機《文賦》的英文論文。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於次年5月 1日到達華大。當年秋高校大調整，我調入四川大學，冬季開始分批接到書稿的校樣(滬排，寄北京文懷沙轉我，我校畢寄還文處。如此往複多次方全部校完)。到1953年9月5日，我收到了樣書。書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長風書店發行。文懷沙不喜《證石頭記》這個名字，建議改成了《紅樓夢新證》——是針對胡適的《考證》而取義的。他還請沈尹默題了封簽，蔣兆和夫人蕭重華繪了清代旗裝少女的圖像。見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書問世后，其反響可謂名副其實的盛極一時——但也很快招來了莫大的“後果”。
“盛況”一言難盡。今只舉幾項罕逢的現象，或亦可為出版史、學術史上的一頁軼聞掌故。
先說上海，長風書店門前排隊了，書出脫銷，連三個月內趕出三版。大學者張元濟(菊生)、顧廷龍等皆在閱讀——此聞在宥到滬后特函相告。不久張菊老令兒媳代筆來函詢問一二問題，隨後又親筆復我去函(他病癱已久，原不能書寫，因高興破例親書，然手顫，書字幾不能辨識)。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來信，說：“文代會”上幾乎“人手一編”，某單位已要調你……
在成都，川大圖書館館長告訴我：“館里一次買了十部!”(說時以手指比畫為十叉狀，因蜀音“四”、“十”難分)。校中師生多人在購讀，一位不熟識的外文系教師忽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了!”聞之愕然，忙問何事相累。他說：“我日來患了重感冒，正在難挨，誰想你的大作忽然買來了，我這一開讀不打緊，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還多！這兩日才剛好些……”諸如此等，佳話趣談甚多。
在海外，很快盜版了。美國趙岡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國賣多少美元？連看舊了的一部，也要驚人的高價呢!……”
在英國，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證》多處(據雲七十餘處)並注云：篇幅如此“重”(heavy)的學術論著，三月連出三版，印數高達一萬七千，實印刷史上罕見之例。
如此敘來，不必再舉，已足證明我在彼時已成了“紅人”——誰想，這部書也就招來了嫉嫌，以致把我捲入了一種“險境”之中——此險境真可謂多方受敵、四面楚歌，而當時我這三十三歲的“大孩子”尚在“春風得意”之中，一點兒也無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風波之航與荊榛之旅——?
先是友人傳來“內訊”：社科院文研所已準備調我。其後受阻而告“內消”。再后則原燕京大學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學出版社聶紺弩(古典部負責人)有意邀請，特煩函商。我雖也喜歡成都，到底更願回京，於是答應了。該社總社長是馮雪峰，副領導是巴人(王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樓適夷則主管魯迅、翻譯等編室)。故調我是由當時中宣部特電川大，而川大不放行，傳出風聲：“外文系即使不辦了(當時學生不願學英語了)，中文系也請留。並且即可晉陞副教授……”
后聞特調電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長彭迪先方說：“再不放他，就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了!”並召見我，囑我回京后仍然關心川大的事業。
我於1954年春末，穿三峽而北返，放棄了高校的副教授，當了一名可憐的編輯。
入社之後，聶紺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復”已出之《三國演義》中的題詠詩(聶云：毛主席見該社所校印的《三國》盡刪其中“後人有詩嘆曰”等大量詩句，說這不行，要恢復！對此我另有專文敘及了，今不重複)。此事完成，即命組成一個專組，專門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紅樓夢》。因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願，故很高興，即訂出計劃，交上去了，聶老等也點了頭，立待執行。
當時我被安排在一樓，與舒蕪同室辦公。一日，舒蕪忽從二樓聶處(聶獨一屋，生活與辦公皆在其間，不另坐班)回室，推門進來，向我傳達指示：領導有話，新版《紅樓》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許改——實在必須變動的(如顯誤、難通等原有的訛誤字)也要有校勘記，交代清楚。
舒蕪話很簡潔，面無表情，此外無一字閑言。我雖書生氣十足，卻也直觀意識到事情大不簡單；而且，聶公對此，從頭到尾，絕無片言向我直接傳示與解釋(這與他給我的任務恰恰相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實際，與聶老交又不深，故此總未敢向他請問一句——這都是怎麼一回事?!
此事於我，至今還是一個大謎。我只好服從命令，做我最不願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後，漸漸得聞，原來“人文社”調我也有原因：該社所出的頭版《紅樓夢》，是采了亞東圖書館的(胡適考證、陳獨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個不甚好的“雜校本”，又經當時負責的編輯汪靜之“整”了一番，不知怎麼弄的，反正是問題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見，就向胡喬木提出批評。胡據俞說，又批了“人文社”。這下子，社之有關領導、負責人等吃不住了，據雲在內部和公開的會上，做了檢討。這樣，當然心裡窩著氣，又無善策——才想要調我來“重整旗鼓”。未料此策失靈，也不知怎麼反覆決策：硬命令堅持那個“程乙本”。
再說說我這“紅人”的事——
大約我剛返京華，《文學遺產》創刊版在報上問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對《新證》提出批評，記得其要點之一是說曹雪芹還是“漢軍”，而拙考謂為“內務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標新立異”，是“錯”的，云云。約在1948年，俞平伯已為《圖書》撰文發表，大意表示兩點：一、自己無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則“自傳說”即不復能成立了，云云。我也發了一文，指出胡氏反響雖只同意“一半”，但對此題之討論表現了很大熱情。隨後，又有署名“粟豐”的批評文章，大意是說我的觀點不正確，對“寫實”的概念有不同見解(魯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一義，加上雪芹原文“實錄其事”等等，我很強調芹書與西方虛構小說不同，而這是它“自傳性”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須“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對)。
以後，《文學遺產》及其《增刊》還有其他鴻文續予批貶。我這部“走紅”為時甚暫的“大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聶老函邀時，由該社重印《新證》(給高酬)是一個許諾條件。但事勢發展后，再也不提這一協議了。
我剛回京，首次見聶老，就對我說：《新證》出后，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問，但相信這不會是訛傳。如今證實，見徐中遠著《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有兩處提到《新證》。我之所知，限於此一句傳聞，這對我此後的“命運”影響如何？也不深知，無從探究。但當年下半年，批俞批胡運動就逐步展開而升級了，我很快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來越凶，有一篇說我“比胡適還反動”!
我由“紅”變“黑”了。爾時我年方三十四歲，哪裡經過(理解)這麼複雜而嚴峻的“形勢”，嚇得驚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純學術著述到底具有何種大逆不道的“極端反動性”。
雖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後來方知：美國有一位紅學家叫米樂山(Miller)，在其專著中把我叫做“紅色紅學家”。這真有趣之至。
詩曰：
一證《紅樓》百事叢，當年辛苦倍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