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證

紅樓夢新證

《紅樓夢新證》是1953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周汝昌

內容簡介


《紅樓夢新證》周汝昌同志所著,自1953年,到現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已經銷行了三版,在群眾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某種意義來說,它是最近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相併行的一部書。
這是一部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她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是中華文化藝術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作者的經典作及成名作。
胡適紅學開端之後,本書方是紅學的真正“實體”,後來的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諸多分科,乃至影印的有關資料亦由她而引發。
海外著名學者評之為“無可否認的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考證《紅樓夢》的基本材料大部分是他一手挖掘出來的”,國內學者則稱之為“是任何有志於紅學研究的人都無法繞行”的巨著。……

作者簡介


周汝昌
周汝昌
周汝昌,字玉言。男,漢族,1918年3月4日生於天津鹹水沽鎮;2012年5月31日凌晨1點59分辭世,終年95歲。我國著名紅學家,曾就學於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後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員、華西大學與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是第五——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和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楹聯學會、中國大觀園文化協會顧問,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治學以語言、詩詞理論及簽注、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注、賞析、理論皆所用心,併兼研紅學。有20多部學術著作問世,尚有幾部正在印製之中。其中《紅樓夢新證》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主編了《紅樓夢辭典》、《中國當代文化大系·紅學卷》;校訂過新版《三國演義》、《紅樓夢》、《唐宋傳奇選》,並撰序文;為《中國古代文學詞典》、《唐宋詞鑒賞詞典》、《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詞典》、《中國歷代短篇小說選》、《詩詞典故詞典》。《〈紅樓夢〉世界語版》等撰寫了序文;另有大量學術論文、序跋與專欄文章發表於各地報刊。

圖書信息


《紅樓夢新證(增訂本)》
定價:128元
版式:簡體橫排
裝幀:平裝
版次:1-1
開本:16開
頁數:1060頁
字數:800千字
套裝數量:全三冊
《紅樓夢新證》簡體字版
作者:周汝昌
書號:9787544723503
出版:譯林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發行
定價:68.80元
分類:文化紅學
《紅樓夢新證》影印版
作者:周汝昌
書號:978-7-5447-2350-3
合併圖冊
合併圖冊
出版:譯林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發行
定價:68.80元
分類:文化 紅學
《紅樓夢新證》影印宣紙版
作者:周汝昌
書號:978-7-5447-2103-5
出版:譯林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
定價:1280.00元
分類:文化紅學
其他版本
作者:周汝昌
《紅樓夢新證》
《紅樓夢新證》
市場價:¥100.00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日:2008年7月
ISBN:978-7-5426-2786-5
版次:1版
裝幀:平裝
開本:16
中文:中文
套裝數量:3

作品目錄


第一章 引論
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現實主義的小說家之一,《紅樓夢》是世界偉大文學作品行列中的一部非凡作品。正如義大利人民一提到但丁,英國人民一提到莎士比亞,蘇聯人民一提到托爾斯泰而感到驕傲一樣,我們中國人民也就以同樣的驕傲感而念頌曹雪芹的名字。
第二章 人物考
雪芹始祖,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下簡稱《氏族譜》)作曹錫遠;而康熙六年曹璽之祖父誥命又作曹世選。至康熙十四年之誥命則又作曹錫遠。
第三章 籍貫出身
第四章 地點問題
第五章 雪芹生卒
第六章 紅樓紀曆
第七章 史事稽年
第八章 文物雜考

編輯推薦


本書是2008年由上海三聯書店重新影印版的《紅樓夢新證》的文字,全書三卷套裝,禮品盒精美包裝,總定價100元。與之前的版本有很多不同之處,部分內容是經過周汝昌老先生重新修訂得文字。較之前1976版等幾箇舊版本相比,08版《紅樓夢新證》可謂是一個“飛躍”!
紅學大師周汝昌,當代紅學研究大師和泰斗,是首屈一指的紅學研究領軍人物。
紅學家周汝昌撰寫的第一部《紅樓夢》考證書。
他是繼胡適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她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是中華文化藝術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作者的經典作及成名作。

專業書評


周汝昌一生沉醉紅學,正如他自己所說:“借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
劉心武說,周汝昌畢生最愛《紅樓夢》,一生翻閱研究過的古本十 余種《紅樓夢新證》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早在1953年,周汝昌就以一部《紅樓夢新證》而轟動了海內外學界,從而成為考證派紅學的代表人物。連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也為此在文章中寫道:“汝昌的書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相關信息


1982年新本《紅樓夢》的來由,《倡導校印新本〈紅樓夢〉紀實》一文粗有敘記。那主要是想說明:從1947年起,與家兄祜昌立下誓願,一為努力恢復雪芹真本,二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間流行的偽本與學界不甚精確的考證結論。上文只敘了一個問題,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經歷——複雜,曲折,鮮為人知。
《紅樓夢新證》本體完成於1948年。《燕京學報》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頭記三真本之脂硯齋評》,文末提到撰作那部書稿的事——初名《證石頭記》。
此文出后,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銑、文懷沙張慧劍、黃裳……諸位(以下行文為避繁贅而省篇幅,俱不具稱某某先生。但絕無失禮欠恭之意)。張氏在滬上《新民報》發文讚賞,朱氏洽借“甲戌(錄副)本”……而黃裳(南開中學同窗摯友)則主動寫信,推薦此書稿交開明書店出版。黃裳信函是寫給葉聖陶的,遂將此信並書稿寄與葉老。久之,原件退回(內中連一紙退稿便箋亦無)。而此際文氏亦已注意到《證石頭記》,他拜訪孫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詢問我在何處,要謀一面。孫老設晚餐,派夫人來邀我去一會——但孫太太只言“文化部來人要見你,孫先生請吃晚飯……”而那天恰值我在忙著收拾衣物,滿室凌亂不堪,火車票都已訂好,急於趕車回津(已放寒假),心緒如麻,實難應命赴宴款談,只好懇辭。孫太太連來兩次,終於無法解決。此事定會讓孫老很不體諒。
及假滿回校,一位清華大學友人來晤時,忽談及他與文懷沙因某場合見面,也提起我“拒不接見”的事,說我這個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與我交久,深知其人最為儒雅謙和,斷無此理——當時必有緣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於為《證石頭記》出版的要事——而孫太太懇邀時並無一言及此也。
話要簡斷:由此我這才與文懷沙取得聯繫。約好將書稿交他。家兄祜昌比我還重視,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將近四十萬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繕出來,交付完妥。
我1951年秋,受成都華西大學電聘,去做外文系講師(因聞在宥教授於Studia Serica學報上見到我一篇研究陸機《文賦》的英文論文。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於次年5月 1日到達華大。當年秋高校大調整,我調入四川大學,冬季開始分批接到書稿的校樣(滬排,寄北京文懷沙轉我,我校畢寄還文處。如此往複多次方全部校完)。到1953年9月5日,我收到了樣書。書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長風書店發行。文懷沙不喜《證石頭記》這個名字,建議改成了《紅樓夢新證》——是針對胡適的《考證》而取義的。他還請沈尹默題了封簽,蔣兆和夫人蕭重華繪了清代旗裝少女的圖像。見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書問世后,其反響可謂名副其實的盛極一時——但也很快招來了莫大的“後果”。
“盛況”一言難盡。今只舉幾項罕逢的現象,或亦可為出版史、學術史上的一頁軼聞掌故。
先說上海,長風書店門前排隊了,書出脫銷,連三個月內趕出三版。大學者張元濟(菊生)、顧廷龍等皆在閱讀——此聞在宥到滬后特函相告。不久張菊老令兒媳代筆來函詢問一二問題,隨後又親筆復我去函(他病癱已久,原不能書寫,因高興破例親書,然手顫,書字幾不能辨識)。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來信,說:“文代會”上幾乎“人手一編”,某單位已要調你……
在成都,川大圖書館館長告訴我:“館里一次買了十部!”(說時以手指比畫為十叉狀,因蜀音“四”、“十”難分)。校中師生多人在購讀,一位不熟識的外文系教師忽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了!”聞之愕然,忙問何事相累。他說:“我日來患了重感冒,正在難挨,誰想你的大作忽然買來了,我這一開讀不打緊,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還多!這兩日才剛好些……”諸如此等,佳話趣談甚多。
在海外,很快盜版了。美國趙岡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國賣多少美元?連看舊了的一部,也要驚人的高價呢!……”
在英國,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證》多處(據雲七十餘處)並注云:篇幅如此“重”(heavy)的學術論著,三月連出三版,印數高達一萬七千,實印刷史上罕見之例。
如此敘來,不必再舉,已足證明我在彼時已成了“紅人”——誰想,這部書也就招來了嫉嫌,以致把我捲入了一種“險境”之中——此險境真可謂多方受敵、四面楚歌,而當時我這三十三歲的“大孩子”尚在“春風得意”之中,一點兒也無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風波之航與荊榛之旅——?
先是友人傳來“內訊”:社科院文研所已準備調我。其後受阻而告“內消”。再后則原燕京大學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學出版社聶紺弩(古典部負責人)有意邀請,特煩函商。我雖也喜歡成都,到底更願回京,於是答應了。該社總社長是馮雪峰,副領導是巴人(王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樓適夷則主管魯迅、翻譯等編室)。故調我是由當時中宣部特電川大,而川大不放行,傳出風聲:“外文系即使不辦了(當時學生不願學英語了),中文系也請留。並且即可晉陞副教授……”
后聞特調電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長彭迪先方說:“再不放他,就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了!”並召見我,囑我回京后仍然關心川大的事業。
我於1954年春末,穿三峽而北返,放棄了高校的副教授,當了一名可憐的編輯。
入社之後,聶紺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復”已出之《三國演義》中的題詠詩(聶云:毛主席見該社所校印的《三國》盡刪其中“後人有詩嘆曰”等大量詩句,說這不行,要恢復!對此我另有專文敘及了,今不重複)。此事完成,即命組成一個專組,專門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紅樓夢》。因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願,故很高興,即訂出計劃,交上去了,聶老等也點了頭,立待執行。
當時我被安排在一樓,與舒蕪同室辦公。一日,舒蕪忽從二樓聶處(聶獨一屋,生活與辦公皆在其間,不另坐班)回室,推門進來,向我傳達指示:領導有話,新版《紅樓》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許改——實在必須變動的(如顯誤、難通等原有的訛誤字)也要有校勘記,交代清楚。
舒蕪話很簡潔,面無表情,此外無一字閑言。我雖書生氣十足,卻也直觀意識到事情大不簡單;而且,聶公對此,從頭到尾,絕無片言向我直接傳示與解釋(這與他給我的任務恰恰相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實際,與聶老交又不深,故此總未敢向他請問一句——這都是怎麼一回事?!
此事於我,至今還是一個大謎。我只好服從命令,做我最不願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後,漸漸得聞,原來“人文社”調我也有原因:該社所出的頭版《紅樓夢》,是采了亞東圖書館的(胡適考證、陳獨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個不甚好的“雜校本”,又經當時負責的編輯汪靜之“整”了一番,不知怎麼弄的,反正是問題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見,就向胡喬木提出批評。胡據俞說,又批了“人文社”。這下子,社之有關領導、負責人等吃不住了,據雲在內部和公開的會上,做了檢討。這樣,當然心裡窩著氣,又無善策——才想要調我來“重整旗鼓”。未料此策失靈,也不知怎麼反覆決策:硬命令堅持那個“程乙本”。
再說說我這“紅人”的事——
大約我剛返京華,《文學遺產》創刊版在報上問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對《新證》提出批評,記得其要點之一是說曹雪芹還是“漢軍”,而拙考謂為“內務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標新立異”,是“錯”的,云云。約在1948年,俞平伯已為《圖書》撰文發表,大意表示兩點:一、自己無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則“自傳說”即不復能成立了,云云。我也發了一文,指出胡氏反響雖只同意“一半”,但對此題之討論表現了很大熱情。隨後,又有署名“粟豐”的批評文章,大意是說我的觀點不正確,對“寫實”的概念有不同見解(魯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一義,加上雪芹原文“實錄其事”等等,我很強調芹書與西方虛構小說不同,而這是它“自傳性”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須“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對)。
以後,《文學遺產》及其《增刊》還有其他鴻文續予批貶。我這部“走紅”為時甚暫的“大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聶老函邀時,由該社重印《新證》(給高酬)是一個許諾條件。但事勢發展后,再也不提這一協議了。
我剛回京,首次見聶老,就對我說:《新證》出后,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問,但相信這不會是訛傳。如今證實,見徐中遠著《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有兩處提到《新證》。我之所知,限於此一句傳聞,這對我此後的“命運”影響如何?也不深知,無從探究。但當年下半年,批俞批胡運動就逐步展開而升級了,我很快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來越凶,有一篇說我“比胡適還反動”!
我由“紅”變“黑”了。爾時我年方三十四歲,哪裡經過(理解)這麼複雜而嚴峻的“形勢”,嚇得驚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純學術著述到底具有何種大逆不道的“極端反動性”。
雖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後來方知:美國有一位紅學家叫米樂山(Miller),在其專著中把我叫做“紅色紅學家”。這真有趣之至。
詩曰:
一證《紅樓》百事叢,當年辛苦倍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