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際春

在中共黨史中，有兩位湖南的張際春。一位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宜章人張際春，一位是黃埔一期畢業生醴陵人張際春。

宜章人張際春，早已為黨史界所熟知。他1900年出生，早年結業于衡陽第三師範學校，后參加井岡山鬥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西南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南局組織部長兼紀監委書記、農村工作部部長、西南局第二書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等職，1968年9月12日病逝。

6歲讀私塾，15歲入初級小學，17歲考入縣城高級小學。1920年到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常因經濟困難時而輟學。

1922年後受革命思想影響，參加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

1925年畢業后，在本鄉小學任教，兼辦農民協會。

192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任區黨部常務委員。組織農民協會、農民自衛軍和農民夜校，開展反對北洋軍閥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本鄉第一個黨小組組長。

1927年初到宜章縣立女子初級師範學校任教，擔任黨小組組長。同時任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開展學生工作和教員聯合會的工作。

大革命失敗后，受國民黨反動派通緝被迫流亡；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任中共宜章縣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和縣農民協會秘書長。4月隨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隊伍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先後在紅四軍第三十二師黨委會、第十師第二十八團黨委會工作。

1929年初調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部宣傳科科長。

1930年6月至8月任紅四軍秘書長。同年8月至1931年1月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處處長。1930年12月調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幹事兼機關黨支部書記。

1931年春調任紅三軍秘書長。5月至9月任紅四軍第十一師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師黨委書記。同年9月至1932年3月任紅四軍第十三師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師黨委書記。

1932年3月至8月任第四十五師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黨務委員會書記，開始歸紅十五軍后歸紅三軍指揮。8月任紅一軍團第三十一師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2月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主辦《戰士報》。

1933年兼任紅一軍團軍事裁判所所長。

1934年初任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即公略學校）政治委員兼政治處主任。同年夏因抵制和反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受到排斥和打擊，改任校訓育處副處長。不久調任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參加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隨紅五軍團擔任後衛的第十三師第三十七團行動，協助部隊進行宣傳鼓動、收容和籌糧等工作。

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任紅軍大學政治主任教員。

1936年6月至9月任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期間，與劉伯承等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進行鬥爭。年底到達陝北后，學校改編為紅軍大學第二校，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

1937年1月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第二期第二隊學習，兼任黨支部書記。3月至8月任中國抗日紅軍大學附設步兵學校政治部主任。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任八路軍後方政治部副主任。11月調任綏德河防警備區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綏德特別區委委員。

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1938年5月任抗大黨務委員會書記，1942年9月起任抗大代理政治委員兼軍政委員會主席。

1939年7月和羅瑞卿等率抗大總校經晉綏、晉察冀向太行地區遷移。

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宣傳部部長（至1943年10月）。

1943年9月起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兼做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審干工作。

1945年4月返回延安。4月至6月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併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8月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常務委員，同月至1946年9月兼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部長。

1945年8月至1948年5月任晉冀魯豫軍區副政治委員，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兼任政治部主任。

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務委員。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第二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2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5月至6月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5月至9月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9月隨部隊向西南進軍。協助劉伯承、鄧小平制定作戰方案，組織指揮部隊。

參與領導上黨、邯鄲、進軍大別山和淮海、渡江、西南等重大戰役的政治工作，總結推廣王克勤班團結互助運動等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任第二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1949年12月兼任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1950年2月至1955年5月任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至1952年11月），1950年4月至1955年5月任西南軍區黨委第一副書記，1950年9月至1954年3月兼西南軍區幹部管理部部長。

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務委員。

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兼任西南局辦公廳主任、組織部部長，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至1951年1月）。1950年2月至1954年12月兼任西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0年11月起兼任西南局黨校校長。1951年6月至1953年4月兼任西南局保密委員會主任。

1952年9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副書記兼西南局農村工作委員會書記（至1953年2月），1952年12月起兼任西南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1953年2月至1954年12月兼任西南局農村工作部部長。

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

1953年1月至1954年11月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任西南行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1953年3月起）。參加部隊進軍西藏、改造國民黨投誠起義部隊和剿匪的任務；參與領導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參加接管和改造重慶市工作。

1954年1月至1967年6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其間，1957年6月至1959年6月任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195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成員。

1959年6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和迫害，由於張際春多年來主持國務院文教辦公室的工作，這就成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教方面進攻的主要目標；張際春堅決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的陰謀。

1966年7月30日，陳伯達、江青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張際春的所謂“錯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千方百計要把張際春置於死地，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夫人、紅軍老戰士羅屏曾揭發過江青的醜事，他們認為張際春是羅屏的後台，因此盜用中央的名義誣陷他。1967 年初康生在中央黨校的會上煽風點火，公開造謠說：“蘇振華、張際春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蘇振華的兒子、張際春的女兒都在黨校，他們是階級鬥爭晴雨表，你們要注意他們的情緒。”從此，他們通過對張際春的監察、審查、捕風捉影，大搞黑材料，千方百計羅織罪名。

在他們接二連三的迫害打擊下，際春同志的夫人羅屏同志，心臟病突然發作，於1966年9 月9 日不幸逝世。

1967 年1 月4 日，陳伯達、江青接見所謂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代表時，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點了陶鑄同志的名，並對陶鑄同志進行了惡毒的誣衊和陷害。張際春拿到這張傳單后，義憤填膺，立即裝入信封送給毛主席。他說：“陶鑄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江青有什麼權力隨便點名打倒？黨內怎麼能這麼干？我要報告給毛主席。”這更加觸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他們多次對他圍攻和批判，把什麼“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中央文革”等罪名加到他頭上。

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摧殘，際春同志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極大的損傷。當時他已年近70 ，還常常要擠公共汽車去接受“批鬥”，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急劇惡化，1968年9月含冤辭世。

張際春同志遭受的不白之冤，黨中央已於1979 年1 月24 日在全國政協禮堂為他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會。鄧小平同志主持追悼會，韋國清同志致悼詞，悼詞說：“張際春同志長期在軍隊中擔任領導工作，是我黨我軍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幹部，在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期間，他為培養大批治黨、治國、治軍的人才建立了功績。抗戰勝利后，他是劉伯承、鄧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為取得我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為加強西南部隊和地方的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領導全國宣傳文教工作中，他堅決貫徹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宣傳、文教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