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5條詞條名為謝國良的結果 展開
謝國良
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
謝國良，中共黨員，曾任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部長、黨委書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
1944年小學畢業後進入海門錫類中學。
1945年考上南通師範學校。
1949年2月參加革命，他從上海回南通參加了革命，先在華中大學工學團學習，旋即旋即隨軍渡江，在新華社松江支社任見習編輯，後任松江縣委工作隊員。
1951年轉業入伍，在25軍75師225團任文化教員。
1953年7月“抗美援朝”停戰協定即將簽訂時才實現了入朝的願望，回國後於1954年在南京文化師範學校學習。
1955年在“高級步兵學校”任教員。
1959年調到軍事科學院政治部任任宣傳幹事、秘書。
1970年任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86年任戰略研究部副部長。
1988年任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部長、黨委書記，軍事科學院黨委第二、三屆委員。
2003年9月離休。
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
謝國良長期從事軍事理論研究，專於軍事戰略學和中國古代軍事戰略、軍事思想。學術成品頗多。
主要有：《新時期國防建設指南》、《建國以來國防建設的幾個問題》、《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是制勝衛國之寶》、《拿破崙的戰略運用和特點》、《拿破崙的作戰和治軍》、《中國軍事史略》（副主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概論》、《孫子思想研討》、《孫子兵法在中外軍事史上的地位》等。
——記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原部長謝國良
[ 作者：丁惠忠 黃是春 文章來源：啟東縣政協
六月的北京就像一盆火爐。我們採訪組的同志冒著酷暑，來到軍事科學院第二干休所，採訪戰略研究部原部長謝國良少將。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英氣逼人，有著一種軍人獨有的威嚴、精幹、誠懇、樸實的氣質，健康的膚色、敏捷的思維、流利的談吐很難讓人相信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長者。
我們手捧一杯清茶，坐在整潔的會客室里，聽他用帶有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娓娓講述蘇北家鄉的童年生活，講述離開家鄉參加革命的經歷，講述軍事理論研究生涯中的甜酸苦辣。
1932年，謝國良出身於啟東縣海復鎮一個革命家庭。那是一個水深火熱的戰亂年代。父親謝之屏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就接觸共產黨，宣傳、傳播《共產黨ABC》、《共產黨宣言》。由於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熏陶，他早年就參加了革命，是墾牧地區最早的建黨人之一，在啟東革命史上留下了他光輝的一頁。抗日戰爭時期，謝之屏到延安學習，後到武漢工作。武漢淪陷后，回到家鄉，雖因戰亂，與組織失去了聯繫，但仍為黨繼續工作。父親對黨執著的追求和堅定的信念，給謝國良幼小的心靈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於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兄妹七人先後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謝國良的幼年在海復鎮慕疇小學和海復小學度過。謝國良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然那樣親切，那樣清晰，一切彷彿都在昨天。他回憶道：學校有好幾個教師思想很激進，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地下黨，其中校長宋雲旃和彭迪穎老師對我印象最深。他們思想先進，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宣傳黨的政策，傳播進步思想。這不僅使我學到了文化知識，還學到了共產黨和新四軍抗日救國、為民族生存奮戰的革命道理。1944年小學畢業後進入海門錫類中學。1945年考上南通師範學校，這是一所傳播革命思想的學校，老師灌輸的是進步的思想，革命的道理，介紹蘇聯的情況，介紹八路軍、新四軍全面抗日、抵抗外來侵略的情況，還搞一些分田保家、勸人蔘軍等社會活動，培養了很多革命人才。家庭的熏陶和學校教育，對謝國良的人生之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949年2月，他從上海回南通參加了革命。先在華中大學工學團學習，旋即隨軍渡江，在新華社松江支社任見習編輯，後任松江縣委工作隊員，在漕涇區松衛鄉、金山鄉工作。1951年轉業入伍，在25軍75師225團任文化教員。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這對年輕戰士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他積極要求赴朝參戰，但組織上把他留了下來，至1953年7月停戰協定即將簽訂時才實現了入朝的願望。回國后在南京文化師範學校學習，后在總高級步兵學校文化教授會任教員，1959年調北京軍事科學院，一干就是45個年頭，先後擔任文化教員、宣傳幹事、秘書等職。由於他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很快脫穎而出，得到了首長的賞識，要他去搞研究工作，1970年2月調至戰理研究部任研究員。
謝國良並沒有講他所從事的軍事理論研究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奮鬥歷程，也沒有具體講他本人在軍事科研上的成果和學術上的造詣，更沒有講自身獲得的榮譽、獎勵和待遇，但我們從他的言談中不難體味出他對葉劍英元帥的敬重和佩服，體味出他對事業的執著、熱愛、奉獻和追求。謝老滿懷深情地說：軍事科學院是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成立的。葉帥是軍事科學院的倡始人，第一任院長兼政委。葉帥很重視軍事理論的研究，除了重點研究馬恩列斯、毛澤東等軍事思想外，還注意總結古今中外軍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他明確提出，在總結蘇聯先進經驗的同時，還要總結和研究我軍的軍事實踐和理論，於是成立了戰術研究部、戰略研究部、戰役研究部（后改為戰爭理論研究部）、戰史研究部、外國軍事研究部。從研究機構的設置上看，這樣的劃分是相當科學與嚴謹的，充分體現了葉帥的高瞻遠矚和雄才大略。
在葉帥的諄諄教誨和組織安排下，謝國良走上了專門從事古今中外軍事理論研究的探索之路。他認為，軍事理論研究首先應著重於研究人和事。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研究歷史科學的任何一個門類，都離不開對於人物的研究。因此，謝國良特別重視人物研究，在外國軍事戰略方面重點研究法國的拿破崙。拿破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經歷中充滿驚險與傳奇，軍事實踐相當豐富，但軍事理論相對薄弱。為此，謝國良萌發了研究拿破崙的念頭，重點研究拿破崙的戰爭和軍事理論。於是，他像海綿吸水一般，用一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悉數搜集拿破崙的有關史料，撰寫和編纂了論著《拿破崙戰爭》、《拿破崙的戰略運用和特點》、《拿破崙的作戰和治軍》、《拿破崙以少勝多的主要戰役》等，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研究的另一個人物是孫子。孫子是我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家、思想家，他的軍事思想在軍事學術史上首屈一指，在“武經七書”中也名列榜首；另外，日本研究孫子也很熱門，而作為孫子故國更應加強研究，走在前列。對此，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驅使謝國良下決心重點研究起孫子來。隨即，《孫子思想研討》、《孫臏兵法初探》、《孫子善戰思想》、《孫子兵法在中外軍事史上的地位》、《孫子兵法與評述》等，一篇篇有關孫子的論著相繼問世，在軍事理論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他也因此成為研究孫子兵法的專家。1985年，應“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和理事服部千春邀請，他以“中日友好孫子兵法研究訪日團”團長身份，率團赴日交流學術。為了搞好孫子兵法研究，擴大孫子兵法的影響，謝國良在院首長的領導、支持下，和有關同志、單位合作，於1989年5月，召開“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成立“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作為“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和顧問，謝國良先後組織或參加了五次“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俄國、印度、韓國、希臘以及中國台灣、香港等2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在國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人類文明無國界”，孫子兵法研究走向了世界。
謝國良深有體會地說：“搞研究是一個苦差使。一是枯燥乏味。就拿研究拿破崙、孫子兵法來說吧，有些同志不理解，認為這是一個冷門，沒有發展前途，不像有些學科那樣受到眾人的青睞。但我是‘弱水三千’，認為把古今中外軍事戰略思想挖掘出來，變成我軍的寶貴財富，是軍事理論研究工作者的責任。於是憑著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埋下頭來，潛心於軍事理論研究。當時全國上下強調政治，鑽研業務難免受到困擾，什麼‘崇洋迷外’、‘厚古薄今’、‘只專不紅’等議論很多，但我認為，只要有正確的思想認識，有較高的思想境界，蔣介石、希特勒都可以去研究、去探討、去挖掘。二是資料搜集難。有些課題資料少，查不到，很費周折；有些課題資料浩如煙海，要去整理、提煉，很費工夫。所以要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非下苦功不可。三是創新難。若要迎合傳統思想、習慣性的思維，作一般性的研究問題不大，但要提出有價值的看法、有見地的設想，需要膽略。所以，我認為，科學研究要‘推陳出新’、‘貴在創新’、‘科學無禁區’。要“博觀約取，厚積薄發”。我們既要敢想、敢說、敢寫，還要會想、會說、會寫。同時要正確處理好宣傳與研究的關係、發展與繼承的關係、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對內與對外的關係。”
謝國良對拿破崙和孫子的研究可以說是成績斐然，多方延譽；在國防建設研究和中國古代軍事戰略研究方面也是情有獨鍾，頗有成就。
中國是一個擁有遼闊的領土、領海、領空和擁有漫長邊、海防線的大國。國防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榮辱和存亡。謝國良時刻關注著並傾力於中國國防建設這一課題研究。一是從學術研究的現狀考慮，以服務於現實為基點，考察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的諸多問題，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總結經驗教訓，探求發展規律。二是從歷史的角度，回顧、分析中國國防發展史；三是從文化的層面上，追溯中華傳統文化與國防理念對建設現代化國防的影響；四是從時代的高度，將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置於國際大環境、周邊環境和當代世界高新技術的軍事態勢中考察，剖析和研究外國在建設發展國防事業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他和戰友撰寫了《新時期國防建設指南》、《我國國防建設理論的重大發展》、《建國以來國防建設的幾個問題》、《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是制勝衛國之寶》、《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等。這些論著不僅闡述了我黨在國防建設上的基本理論問題，同時也展示了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脈絡、基本規律和經驗教訓，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社會地位和現實意義。另外，他還勤於中國古代軍事戰略、軍事思想研究，學術著作有《中國軍事史略》（副主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概論》、《中國古代戰爭戰例選編》（集體編寫）、《中國古代軍事戰略和國防政策》等。他是一位筆耕不輟、碩果滿枝、名副其實的軍事理論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