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藝術

新版《羅伯特法語詞典》對“敘事學”所下的定義是：“關於敘事作品、敘述、敘述結構以及敘述性的理論。”

而《大拉露斯法語詞典》對“敘事學”的解釋是“人們有時用它來指稱關於文學作品結構的科學研究”，顯然，這裡的“文學作品”並不只包括敘事作品一種。羅蘭·巴特認為任何材料都適宜於敘事，除了文學作品以外，還包括繪畫、電影、連環畫、社會雜聞、會話，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有聲語言、固定或活動的畫面、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①實際上，敘事學的發展並沒有完全遵循這種設想，它的研究對象局限於神話、民間故事、尤其是小說這些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敘事作品中。即使是進入到非語言材料構成的敘事領域中，也是以用語言作載體的敘事作品的研究為參照進行的。

連巴特撰寫的《時裝體系》一書，也是在研究報刊雜誌上關於時裝的文字元號。單就神話，民間故事，小說而言，敘事學早期關注的是前二者，主要研究的是“故事”；敘事學發達以後主要研究後者，關心的是“敘事話語”。所以它們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這樣，從實際發展情況來看，敘事學是對主要以神話、民間故事、小說為主的書面敘事材料的研究，並以此為參照研究其它敘事領域。

“敘事學”一詞最早是由托多羅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發表的《〈十日談〉語法》中寫道：“……這部著作屬於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於敘事作品的科學。”②實際在此之前，敘事學的研究設想和理論輪廓已經相當完整。敘事學的產生是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雙重影響的結果。結構主義強調要從構成事物整體的內在各要素的關聯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特別是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從共時性角度，即語言的內在結構上，而不是歷時性角度、歷史的演變中去考察語言，這種研究思路對敘事學的產生起了重大影響。

敘事學理論起源於俄國形式主義。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鮑姆等人發現了“故事”和“情節”之間的差異，“故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順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節”側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現的實際情況，這些直接影響了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最直接的影響還是來自於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這本書被認為是敘事學的發軔之作。普洛普打破了傳統按人物和主題對童話進行分類的方法，認為故事中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從眾多的俄國民間故事中分析出31個“功能”。他的觀點被列維—斯特勞斯接受並傳到法國。列維—斯特勞斯主要研究神話之中內在不變的因素結構形式，並試圖用語言學模式發現人類思維的基本結構。

到了60年代，大量關於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開始出現。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都開始譯介俄國形式主義的論述。1966年，《交流》雜誌第8期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標題發表的專號宣告了敘事學的正式誕生。羅蘭·巴特正是在這一專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為以後的敘事學研究提出了綱領性的理論設想。這篇論文中，巴特總結前人成果，並闡發了自己獨特的觀點。他建議將敘事作品分為三個描寫層次：功能層、行為層、敘述層，任何語言單位可能結合到各個層次之中產生意義。也是在1966年，格雷馬斯的《結構語義學》問世，他主要研究意義在話語里的組織，還編製出符號學方陣作為意義的基本構成模式，並進一步深入研究了敘述結構和話語結構。

可見，在敘事學被正式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以前，它的發展已經蔚為壯觀，由神話和民間故事等初級敘事形態的研究走向了現代文學敘事形態的研究，由“故事”層深層結構的探索發展為對“話語”層敘事結構的分析。托多羅夫就是建議在“故事”和“話語”兩個大層次上進行敘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談〉語法》中，從分析文學作品的語法結構入手來研究其文學性，把敘事分為三個層面：語義，句法和辭彙，把敘事問題劃歸時間，語體和語式三個語法範疇。通過對《十日談》的分析，把每個故事都簡化為純粹的句法結構，得出“命題”和“序列”兩個基本單位，試圖建立一套敘事結構模式。

熱奈特吸收了托多羅夫的敘述話語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發表的收在《辭格三集》中的《敘事話語》是他對敘事學研究的重大貢獻。該文以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逝水年華》為研究對象，總結文學敘事的規律。他從時間、語式、語態等語法範疇出發分析敘事作品，這些範疇實質上表示的是故事、敘事和敘述之間的關係――他在引論中首先對故事、敘事和敘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敘事話語為重點，同時注重敘述話語層次與所敘故事層次之間的關係。1983年他又撰寫了《新敘事話語》，回答了范·雷斯、朵麗特·高安、米克·巴爾等學者對《敘事話語》的批評，對自己的某些論點作了修正或進一步的闡釋。

歐洲大陸並發展到英美

敘事學理論從法國傳遍歐洲大陸並發展到英美時，發生了一些變化。布斯的《小說修辭學》、馬丁的《當代敘事學》、瓦特的《小說的興起》等是英美敘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學者更多地從修辭技巧入手，研究比較直觀，比較經驗化。③比如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對“隱含的讀者”和“聲音”的探討，便不是從敘述語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種修辭學的觀點進行了敘事學的分析，同樣對敘事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意義。

逐步介紹到中國

80年代中期，敘事學理論開始被逐步介紹到中國，特別是傑姆遜在北大的演講，帶來了中國敘事學的繁榮。1986—1992年是對敘事學譯介的最活躍的年頭，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敘事理論作品基本上都是這期間翻譯過來的。

中國本土化的敘事研究

中國本土化的敘事研究也有了顯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羅鋼的《敘事學導論》（1994）、楊義的《中國敘事學》（1997）等。他們在借鑒西方敘事理論的同時，也以中國所特有的文學資源和話語形式，展開了自《詩經》以來的包括《山海經》、話本小說、《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以及現當代小說的敘事研究，豐富了敘事學理論，為西方敘事學理論的中國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敘事學的發展也給當代小說創作實踐帶來了重大影響。新時期小說特別是先鋒小說，無疑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敘事革命。在他們的小說里，故事真實這一傳統觀念被打破，作者在敘述中對虛構的故事進行自我顛覆，甚至敘述者直接出面點破故事的虛構過程。馬原是這種由故事轉向敘事的肇始者，敘事時間突破了故事時間的自然程序而獲得自由。80年代以來小說在敘事上另一大顯著變化表現在敘事視角上，傳統現實主義全知全能式的視角轉移到敘事者所處的內視角，以“我”的所見、所聞、所感引導敘事，或者採取內外視角交叉、多元敘事視角達到對全知視角的叛離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