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作者陳平原借鑒托多洛夫的敘事理論,從敘事時間、敘事角度、敘事結構三個方面\"把純形式的敘事學研究與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說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不僅填補了文體研究的空白,而且推進了文學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

內容簡介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以1898到1927年的中國小說為主要研究 對象,借用西方的敘事理論,從西方小說的啟迪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傳統文學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中的作用兩個視角探討晚清與"五四"兩代作家是如何完成從古代小說到現代小說的過渡。

作者簡介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等從事研究或教學。近年關注的課題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圖像研究等。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全國高校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1998,2003)、第一、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一等獎(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6)、第三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06)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當年遊俠人》、《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著作三十。種。另外,出於學術民間化的追求,1991-2000年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2001年起主編學術集刊《現代中國》。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導言
中國小說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側面——敘事學研究的理論模式——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的上、下限時間——小說傳播方式的轉變——作家知識結構的轉變——兩代人的共同努力——艱難而又令人神往的歷史進程
上編 西方小說的啟迪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第二章 中國小說敘事時間的轉變
情節時間與演述時間——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時間——政治小說“一起之突兀”——偵探小說“令讀者駭其前而必繹其後”——言情小說之“前後倒置法”——“五四”小說理論家對敘事時間之冷淡——為了更真切地表現人物情緒——聯想並不依自然時序出現——過去與現在同時存在於人物瞬間的感受中——不同時空場面疊印造成的美學效果
第三章 中國小說敘事角度的轉變
三種敘事角度——文言小說部分採用限制敘事——章回小說的全知敘事——“新小說”家從謀篇布局角度切近限制敘事——錄見聞的第一人稱敘事——自敘體小說的革新意義——作為觀察者、記錄者的視角人物——“五四”時期的視角理論——第一人稱敘事受青睞的原因——日記體、書信體小說風行一時——作為行動者、思考者的視角人物——純客觀敘事——兩代作家的區別——真實感的追求——發揮個性與表現自我——間離與反諷
第四章 中國小說敘事結構的轉變
小說三分法的傳入及其影響——“敘事結構”的界定——“寫人心”的托爾斯泰不如“講故事”的哈葛德受歡迎——風土人情的描寫讓位於科學理論的宣講——山水名勝的描寫讓位於怪現狀的刻畫——注重“內面生活”的“新小說”——政治小說中情節功能的削弱——“五四”小說實現結構重心的轉移——對西洋小說的“創造性誤解”——“五四”小說的獨白傾向——“所寫正是一時的感覺”——“清新的詩趣”——小說中詩趣的三要素
下編 傳統文學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中的作用
第五章 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接受新知與轉化傳統並重——產生誤解的原因——古典文學而不是古典小說——對“叔侄繼承”理論的修正與補充——小說從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移動——詩人、文章家作小說——小說概念的模糊——轉化而不只是接受——轉化三型——兩種移位的合力
第六章 傳統文體之滲入小說
暫把小說當文章讀——“笑話小說”——引笑話入小說——“軼聞小說”——引軼聞入小說——長篇小說結構的解體與短篇小說之興起——“假設問答以著書”——小說中的演講與辯論——對傳統敘事結構的衝擊——遊記的視角——旅人成了大時代的見證人——記游式小說統一視角的成效與代價——日記作為一種“文學形式”進入作家視野——中國古代日記的著述化傾向——日記與日記體小說——書信之為文體——中國古代書信的著述化傾向——辛亥革命后艷情尺牘的盛行——日記體、書信體小說的特點及作用
第七章“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
史傳之影響於中國小說——詩騷之影響於中國小說——兩代作家的不同選擇——“補正史之闕”——社會史式小說——“拾取當時戰局,緯以美人壯士”——旅人與限制敘事——小說中之引錄詩詞——對小說詩趣的尋求——即興與抒情——“情調”與“意境”——突破情節中心的敘事結構
第八章 結語
“擁有一個更大的針線筐”——敘事模式轉變的深層意識——轉變只是初步完成——移位過程中的“損耗”——移位過程中的“對話”——四種合力論其二——小說的文人化與敘事模式的轉變——文人化、主觀化與書面化——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對話”——敘事學理論框架之簡化——歷史的啟示
附錄一 小說的書面化傾向與敘事模式的轉變
文學生產工具的變革——報刊、書籍的出版與銷行——以刊物為中心的文學時代——“每號全回完結”與“每回自成起訖”——短篇小說的興起——說書規則與小說敘事模式——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從“說-聽”到“寫-讀”——小說的書面化傾向——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附錄二 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
被稱為“詩史”者——“以韻語紀時事”對抒情詩傳統的衝擊——史詩與“詩史”——限制中國敘事詩發展的“三座大山”——紀事之切於“史感”——事之近乎“詩”——用典、詩題與聯章合詠——在直陳時事與感事抒情之間——講“詩史”者避開敘事詩——“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對“詩史”的限制與改造
主要參考書目
書評摘錄
索引
新版後記

前言


還是《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談到的,我主張“小題大作”。口子不妨開得小,但進去以後要能拓得寬挖得深。並非每個“小題”都值得“大作”,這要靠對重點文學現象的理解和把握。就整個中國小說史來說,從1898到1927年這三十年未免太短暫了些;但就其承擔的歷史重任——完成從古代小說到現代小說的過渡——而言,這短暫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視。對這三十年小說發展的歷史,可以從文體學類型學主題學、敘事學等諸多角度綜合把握(一開始我正是試圖這樣做);但如果抓住表現特徵最為明顯而且涉及面較廣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也許更能深入論述。當然,選擇這被稱為“形式革命”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作文章,不無對以往過分強調“內容層面”的研究進行反撥的意圖。
在論述過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現代西方文學研究方法。這既不值得誇耀,也沒必要隱瞞。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種假設,能否落實到實際研究中並藉以更準確地透視歷史才是關鍵。不曾與研究對象結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話;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沒有一種“新方法”足以涵蓋整個文學現象。

精彩書摘


中國小說家對傳統敘事模式的突破,無意中選擇“情節時間”為突破口,這並非偶然。中國古典小說大都以情節為結構中心,作家們最為關注的自然是故事的布局;而金聖嘆毛宗崗輩以古文筆法評小說,關注的仍然是故事的布局。這就難怪20世紀初的中國文人只能從“布局”角度來評判外國小說。更為重要的是,當年翻譯介紹進來的外國小說,“大都只能譯出原書的情節(布局),而不能傳出原書的描寫方法”,因此,即使作家們想學習借鑒,“也只能模仿西洋小說的布局罷了”。而對外國小說“布局”的讚歎,又大都集中在小說的開篇。居然可以“後者前之”,不從神猴出世或者洪太尉誤走妖魔講起,而是直取故事中心。驚嘆之餘,不免紛紛模仿。在頗長一個時期內,如此簡單的“開局突兀”居然成了不少“新小說”家和“新小說”理論家喋喋不休的話題與互相標榜的旗幟。
1894年上海廣學會出版李提摩太節譯的政治小說《百年一覺》,1896-1897年上海《時務報》刊出五篇中譯福爾摩斯偵探案,1899年福州刊行林紓翻譯的“言情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這三部早期譯作,不單開啟了“新小說”三個重要的故事類型,而且代表了“新小說”家學習外國小說敘事時間的三種傾向和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