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

他少時桀黠難制，安國以讀書移其心。嘗從祭酒楊時學。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進士。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歷官司門員外郎、起居郎、永州知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侍講、徽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因譏訕朝政，檜將其安置新州。檜死，復官。與弟胡宏一起倡導理學，繼起文定，一代宗師，對湖湘學派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嘗著《崇正辯》闢佛：“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釋氏之弊，豈不甚於此乎？”“不別親疏，故不辯賢否。”其上高宗皇帝萬言書云：“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咎不可不改。”（《斐然集》卷十六）表露其一片愛國之心。著作還有《論語詳說》、《讀史管見》、《斐然集》等。

（據《湖湘文化名人衡陽辭典》，甘建華主編，爾雅文化出品）

胡寅生於宋哲宗元符元年，卒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年五十九歲。（宋史本傳作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此從《三續疑年錄》據《福建通志》）安國養為己子。少桀黠難制，閉於空閣。閣中有雜木寅盡刻成人形安國道：“當設法移其心。”乃置書數千卷。年余，寅悉能成誦，不遺一卷。宣和間，中進士甲科。靖康初，（公元1126年）因何桌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學。遷起居郎。金人南侵，上書宋高宗，言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歸。復召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遺使入雲中，他上疏寢罷使命。高宗稱他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未幾，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秦檜素惡他，雖巳告老，憤尚不平，坐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得復官。卒，謚文忠。學者稱致堂先生。寅為文，根著理義著有斐然集三十卷。他在謫所，曾作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均《宋史本傳》皆行於世。

縱觀胡寅思想，我們可以對胡寅的社會政治思想的主要特點作一小結：

第一，其思想始終以“尊王攘夷”為其宏旨。維護宋王朝的統一、加強中央集權，這是胡寅理論和行動的出發點，也是其終點。無論是修內政，還是平內亂、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復北宋王朝時期大一統的局面，并力圖實現其理想中的統治模式。

第二，輕民思想。對於下層民眾，胡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雖然他也曾上書建議統治者愛民、以民為本，但他僅僅把民眾看作是被統治的對象，只要求統治者作到使民不亂即可。“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他還認為民眾是是非之端，“凡事皆本於民，無民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民終不能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民眾奉養官吏成了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對於人民的起義理所當然地應予以鎮壓。可見胡寅地政治思想指向是從上到下，由內而外的，這完全是儒家內聖外王之道的現實體現，走的是修、齊、治、平的思想理路。

第三，堅守儒家傳統學說。胡寅論事皆以儒家元典為據，其言行皆以禮為守則。湖湘學派務實的思想、原始儒家身體力行的實踐思想在其身上明顯體現出來，從這個角度來說，胡寅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儒家。但是正因為如此，胡寅反對激烈的社會變革，對王安石的變法和其新學都有所排斥，他要求的是用儒家傳統的治世之道來拯救南宋王朝衰亡的命運。然而其學說多不符合當時的實際需要，後人這樣評價他所著的《讀史管見》：“寅作是書，因其父說，彌用嚴苛。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彥、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為存天理，遏人慾，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這也可以作為對胡寅整個思想的一個評價，雖然此評有刻意抨擊宋明理學之嫌，但也有可借鑒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寅的社會政治思想深深根源於當時的社會現實，是南宋政府的腐敗無能和遼、金等國強悍的攻勢相交織而形成的強弱鮮明對比為其背景的，而其思想源頭則終歸於儒家正統元典。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有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一特有的思想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新儒學的興起是否因單純的道統延續的使命感使然；近世以來的實學救國思想的淵源何在；儒學的真正意義或其真諦是什麼，等等。胡寅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理學家、政治家、思想家，我們如何去正確、客觀地對待他以及他所反映的歷史和由他而引發的思考，這是應該繼續深入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