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樹梅

處順境之人往往沒出息，處逆境之人往往毀志氣；人若在順境中能夠下的辛苦，在逆境中能夠振作精神，方為不負厚，爾後生玉爾成。又曰，有福氣之人定有志氣。-- 摘自《路過老家通渭》文，此句為牛樹梅書法中堂，藏於牛志敏家祖屋。

過關山

一路青雲接，蒼茫碧翠橫。

山花皆有態，野鳥半無名。

煙岫晴偏聳，溪流激更清。

隴秦天與界，長此奠承平

立馬正峰中，乾坤一望通。

人歌流水曲，我唱大江東。

瑞氣迎關紫，朝暾透海紅。

登臨饒勝概，摩撫看衡嵩。

牛作麟，字振風，號愚山，今通渭縣雞川鎮牛家坡人，祖籍河南偃師。生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一日，卒於咸豐元年（1851）八月二十七日。先世在明中葉成化年間（1465—1487）宦隴，徙家於金城鎮（今通渭雞川鎮）之牛家坡。愚山少時，家赤貧，身任薪芻，嘗以不獲讀書，夢中哭醒。年二十后始從父受業，然以奇貧亦無專攻，如趁電穿針，三十后始補弟子員。四十三歲足得痼疾，以家計就館，遂不復事舉業，專務為本源之學。自道光四年，辭館家居，一面操持家務，一面讀書治學。道光三十四年（1844）被兒牛樹梅迎至四川任所就養，凡留二年，道光三十六年（1846）自彰明回里。期間往返數千里，年逾古稀的愚山“輿內端坐，未嘗倦倚”，“寢饋書卷，晝則點閱，夜則背誦”（牛樹梅語）。愚山先生一生堅苦卓絕，百折不回，如水寒火熱，無往不至，對“剛密”二字有著非常深刻的領會與體味。他教子懇懇，以不見棄程朱門外為望。他的門人與子侄憑藉攻讀為官之後，愚山先生仍不忘諄諄教誨，時時勵策，備言廉潔奉公、勤政愛民之治道，因此其長子牛樹梅以理學循良而聞名於當時。晚年意志愈堅定，精力愈充沛，“年七十餘，猶端坐無傾容”，實踐於身心性命之地，並於先儒諸書間有所發明。他曾言道：“吾安靜中常覺此心虛明有受用處，此亦禪意。若貪此種境界，一入鬧場，未有不顛亂無措者。”愚山先生有《家言類纂》、《牛氏家言》等著作遺世，其中《牛氏家言》部分內容為《皇朝續經世文編》採用。

一、窮且益堅揚“先聲”

愚山先生世代為書香門第，有著良好的讀書治學家風。先世在明中葉成化間任通渭教官。其太高祖牛寬知書達理，鄉里稱善人，明末崇禎十三年，勢家為利其貲，結黨謀害牛氏，牛寬攜家 (其中包括二子，其一名騰漢，為愚山高祖)遠逃，流離播遷十六年後，於順治十三年始歸里。還鄉后，太高祖“有繼先業之志，且時貴紳士，猶有明代風。”曾祖牛星煥入邑庠后，百責俱萃，“外御強暴之迕，內開耕讀之業”。伯祖父牛魴，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科中舉人。祖父牛魯為乾隆年間拔貢，官鳳縣訓導。父親牛增懋亦為乾隆年間拔貢。

由於幾代先祖的艱苦創業和辛勤耕耘，在祖父前半世時，牛家生活雖不大豐，衣食未缺，猶可度日。但因其祖“專讀不能兼理生業”，後半世乃以大窘。而到父親牛增懋時，饑寒交迫，“心乎讀而耕廢，迫於耕而讀荒”，幾乎耕讀兩廢。逮及愚山，自祖母告終，家道益窘，貧困不堪。愚山九歲時，就與兄長給富人家更迭牧羊，備受牧長的詈罵拷打。十三歲時獨當家中薪芻之勞，“嚴寒冷食，短薄鶉衣，早出暮歸”。自十七歲之後，飢荒頻遇，為養家糊口，常常轉役佣力，甚至掩門乞討。其間飽受飢餓之煎熬，歷經逃荒之磨難，橫遭主人之凌辱，幾斃於青物之破腹。四十三歲時腿得痼疾，病魔纏身於後半生。家庭生活貧窶到如此地步，人生命運乖舛至如此景況，但他始終不忘“家聲”，藉堅忍不拔之志，不棄家業，不墮夙志，勤於詩書，痴於儒學。少與兄長牧羊時輪日間讀；十五六歲時心愿讀而情不允，晝思夜愁，夢中往往哭醒。二十三歲時父就館治平川，從父攜讀，然“農忙不得去，衣敝不得去，年荒不得去，亦少學而多曠也”。至三十餘歲，躬作勞役，偷暇而讀，后才勉強入邑庠。每至耕作所，樹下陌頭為讀書之地；耕余小憩，為教書之時。夜無油燈，或就火於鄰，或香火照讀，或蹲牆隅借月色就讀，古人“負薪掛角”、“囊螢燃糠”的頑強意志和苦讀精神在愚山身上得到了充分彰顯，令人可欽可感。愚山先生的後半生家庭生活雖逐漸好轉，但腿疾卻一直困擾著他的身心。可他為了恢宏先緒，光其先業，酬其夙志，使後人有所憑藉而起，愈加奮勉，專心治學，樂此不疲，“勞精瘁身而不悔”。

二、情有獨鍾耽儒學

愚山先生一生勤讀不懈，學養深厚，境界良高。四十三歲之前家境雖貧窶之極，胸中猶懷科考之志，沉溺於儒家經典，對《易經》尤有頗深的研究和造詣。四十三歲之後因得腿疾，就館執教，放棄科考，一心治學，對以程朱為代表的宋明理學用功尤勤。他在其《牛氏家言》中屢次言及攻讀二程、朱熹、王陽明、鄒文庄、李二曲（李顒，明清之際哲學家，字中孚，號二曲，陝西周至人）等大儒著述之情景，對其思想言論體會頗深、感悟良多，不但予以理論闡發且能身體力行、躬親實踐。他曾說道：“歷閱晦庵（朱熹）、陽明、鄒文庄、李二曲諸先生書，其於教人處，雖略有不同，然其於敬謹之功，無不欲其縝密之極，而無頃刻之或間者。”他這樣發揮朱熹的“說貧”觀點：“朱子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卻以錢相委，此則斷然不可，兒輩深思之。”對當世著名儒學大家薛煊的“知行”觀點他如此感言：“薛文清曰：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況益之以講求之功乎？惟於所知而不之行，故過不得去凡入聖之關，如謂亦由知有未至，此言雖是，然予謂終是不行之故。蓋腳下行得一步，眼前自亮得一步，知亦需行而進也。”愚山先生曾讀《鄒文庄公集》，忽覺心中開朗，如久陰而霽者，悉心體之，當是“虛公”二字，他嘆息地說：“雖非孔顏之樂，亦是甘旨不如的物事。”愚山先生讀書治學不為古人的闡述和觀點所囿，往往能別開生面地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例如他在《讀<易>偶記》中聯繫自己的生活閱歷與人生經驗對順逆、動靜、吉凶、喜憂等幾組矛盾對立面之間及相互之間辯證關係的精闢認識：

《易》之為書，因時順理則吉，違時逆理則凶，此聖人覺世前民之大端也。而欲去逆效順，亦曰善厥動靜而已。夫人之動靜，性天將之，人物受之，氣運系之，其所官器不大哉？善其動而吉，與善其靜而吉，均可喜也；動不善而凶，與靜不善而凶，均可憂也。然吾於觀象玩辭之餘，見其動之善而吉，與動之不善而凶者，其憂喜獨切，愚意切於動故也。蓋兩間之理，否極必泰，剝盡必復。予當是時，否已極矣，剝已盡矣，而猶泯然無振作之意，日需之無已，晉之無時，潛后無見，貞下無元。只可以畜，不可以壯，天下有如是用靜者乎？故《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是苦節執一以靜者也。予既已志於動也，故不以為憂。《革》之上六曰：“征凶，居貞吉。”是革道既成而靜者也。予不敢效其靜也，故不以為喜。至若動之如何致吉，如何致凶，吾必由后以窺厥由來，亦必由前以推其必至，此蓋切實急務焉。然是心也，皆讀書時無心之心，蓋誠心也。

再如他在《讀書偶記》中對《乾卦》四德之一的“貞”與人的“智”的關係的深刻理解：

元亨利貞，四德也。自生物而言，以“元”為始；自所以生物而言，以“貞”為本。“貞”何以為本？蓋非積無以為流，非藏無以為顯。而流何以不窮？惟其積之者厚也；顯何以不乖？惟其藏之者正也。乾之貞，於時為冬，於行為水，於人為智。人不智，則不知仁義之美。胸中黑塞，流顯何有？是無積無藏也，不足論也。智不精，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由於中而流顯於外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則亦積之不厚，藏之不正之故也，不可不訓也。若是者，何以免焉？惟智為然。然則智其即乾之貞，而為萬化之本乎？

難怪與牛樹梅同科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的趙畇無不感慨地說：“善哉，先生之為學也！其事為日用飲食之事，其言為家人婦子之言，其文為布帛菽粟之文，而其義則足以補聖經賢傳之所未發。世人窮年讀書，能身體而力行之者，殆不易覯如。先生可謂善讀書矣。”

三、勤儉務本樹家風

愚山先生認為生產是治家之本，勤儉為治家之則。他說，“生產不治，便為所不為者多矣”，“惟勤儉務本，子孫可以長久也。常記吾言。為治家之寶”，“夫惟勤儉二字為治家千金不易良方也”。他曾引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陳白沙言：“治家之道，以生產為本。”他還引先君之言：“人雖官居一品，家中規模只可為不窮不富之秀才。不窮則不陋，不富則不奢。”其子牛樹梅妻景氏隨夫居四川任所，先生擔心她變成一個無所作為、奢侈享樂的官太太，他寫信勸誡兒媳說：“不但用度有增益，即身心亦有依著，故處窮約不至無聊，處富貴不至驕淫。汝雖閑居，須於女工中尋個生理，每日計做若干工程，此所以伴一人身心，即所以合千古婦道，斷不要存高富貴有的心事。”後來當他聽到兒媳每日親手紡線，就對她放心了，他說：“兒媳景氏紡線，能而且勤，予聞之甚喜，豈為每斤多見數十文錢哉？亦所以習勤勞，養身心，如魯敬姜所云云爾。既不為錢，賣之可惜，若能織成布匹，自做衣服，亦必服之無豚。再若有餘，帶到家中，更覺可珍可重，亦足以諷訓親族也。”

他聽到兒子樹梅與李門定親，立即回信鄭重勸誡兒子要從儉從簡而為，不可奢華鋪張、大搞排場。他非常嚴肅地說：“吾聞南省嫁女，朕奩（陪嫁的東西）必厚，甚至有蕙蘭過時、限於無力破產嫁女者，此何禮也？不知川省如何？若果有此，須預前力止之。吾家本自寒薄，吾性又復儉素，親迎之事，不宜隨風而靡。吾家娶一婦，本欲以勤儉成家，首先犯之，何以繼后？身自犯之，何以令人？況汝輩有移風易俗之責，顧可為風俗所移易之人乎？”

愚山先生非常重視對子孫的文化教育，而且憑著自己曲折坎坷的讀書經歷和豐厚紮實的文化功底給子孫現身授課。他希望自己的子孫能夠把先祖留下來的讀書做人的“家風”和“家聲”繼承並延續下去，一方面光宗耀祖，另方面澤及後代。他自己一生苦讀，夙夜不懈，其目的也是如此，“亦欲後人少有所資，以光先世遺澤耳”。本著光先澤后的思想，愚山懇懇執教，耿耿授業。“每至耕作所，樹下陌頭為讀書之地；耕余小憩，為教書之時”。而陪兒苦讀，更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之事。即使家中生活再窘困，條件再艱苦，環境再惡劣，也不能讓子孫廢讀。“以我之不才，而汝輩尚無廢讀者，徒以堅忍之性，差所自信。使人歷我之境遇，而能如我之教汝輩者以教其子孫，斯誠不敢概忘也”。其子樹梅中進士（道光二十一年）官至四川按察使加布政使銜；子樹桃、侄樹楠皆為拔貢；孫牛瑗又中進士官刑部主事進員外郎，牛瑜中舉人先後出任四川巫山知縣等職。牛氏一家人才濟濟，聲名顯赫，成為遠近聞名的望族，不可謂非愚公先生治家勸學之功也；樹梅為官四川，勤政廉潔，果斷幹練，百官讚賞，群眾擁戴，有“牛青天”之美譽，這與其父愚山先生的人格感染、家庭熏陶及精心培植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趙畇所言：“向疑雪橋（牛樹梅）朴誠肫摯，或得於天獨厚，今而知有自來也。”可以說是愚山先生成功的治家之道為鑄就一代“青天”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四、位卑未敢忘國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愚山先生一生讀書耕田，操持家務，但始終不忘國事，特別是其子樹梅中進士出仕四川后，對國家大事更為關注。他頻訓樹梅為政之道、興衰之理，勤勉樹梅做一個對國家忠心耿耿、對人民高度負責的好官員，這充分反映出愚山先生愛國愛民的高尚情懷。

他勸戒兒子要時刻牢記“官箴”，勤政為民，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己任。他說:“感恩圖報，總以天良為主，上憲是為國家，非私我也。能奉天良，不忘官箴，即所以報恩也，夫復何求？此率屬之始也。”他殷切希望兒“忠君愛民，作個好官，以為垂裕之本”，“出則潤澤百姓，處則培植子孫”。自道光年間起，英國殖民主義者為達到瘋狂掠奪中國的目的，把大批大批的鴉片推向中國，一時吸食鴉片的淫靡風氣在國土上蔓延肆虐，極其嚴重地毒害著中國人民的精神和靈魂，強烈地震撼著滿清王朝的統治。愚山先生敏銳地洞察到鴉片對中國社會帶來的莫大危害，對此深惡痛絕，頗為焦慮，他給身為朝廷命官的兒子寫信到：“鴉片煙之風，日盛一日，悖德、耗財、損壽，種種可憫。兒力能到處，或權或禁，勿以忽心放過也。”字裡行間流露出他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

清朝後期，統治者與人民群眾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日益尖銳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掠奪變本加厲、愈演愈疾，滿清政府處於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之境。愚山先生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慘無人性的外國侵略者、喪權辱國的民族敗類以及危害社會民生的強盜土匪，憂心忡忡，焦慮不安。他說：“兒書所言，其他猶可，惟口英夷、漢奸與四川冖匪，是吾憂也。”當然愚山先生對當時的農民起義缺乏一定的正確認識，有時把官逼民反的義軍也視為“匪”，反映出他思想意識上的局限性，但在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下也無可厚非。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朱熹也說：“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民心的得失關乎一個國家興衰存亡，愚山先生對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的認識是最清楚不過的，因此“以民為本”的親民意識在愚山先生的言行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他的這種可貴的、具有進步意義的愛民思想對其子牛樹梅及其他後代、族人為官從政產生了十分深遠的積極影響。當他了解到兒為官能得民心時，感到由衷的欣慰：“接涇邨書，見說兒得民心一節，不勝喜悅。”“兒作官，父每見得人心處，第一喜。”他還給樹梅說：“兒勤於民事，父本心也。然須節養精神，不宜過勞，非自為也，乃其所以為民也。況為政之道，本自不宜欲速。志之。”

愚山先生的一生是與貧窮病魔頑強抗爭的一生，是與儒術理學相依為命的一生，是一心為著光耀先聲、澤被後人而奮鬥拼搏的一生。他勤儉持家、嚴謹治學、嚴格教子，成功的家庭教育不僅為家族培養了一批傑出的人才，也為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堪稱家庭教育的楷模。在愚山先生的影響下，牛氏家族後繼有人，人才輩出；其故里雞川至今學風蔚然，學子莘莘。在全社會高度重視家庭教育的今天，愚山先生的家庭教育思想尤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一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〇一〇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是愚山先生去世一百五十九周年紀念日，謹以此懷念愚山先生。

參考文獻：

1.牛作麟著、牛樹梅整理《牛氏家言》（連振波、蘇建軍校注），道光庚戌孟春鐫本。

2.清光緒十九年《通渭縣新志》，2008年翻印。

3.《通渭縣誌》，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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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樹梅（1799-1882），字雪樵，號省齋，今雞川鎮牛坡村人。牛樹梅自幼性聰慧而喜讀書。胸含志而多勤奮，作詩為文，語多驚人。12歲時，在《左傳》書背題詞："太公釣於渭水之濱，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彼皆然矣，吾何為獨不然？"13歲作一春聯："今日魚龍相雜，他年雞鳳各殊"，鄉人稱氣宇不凡。清嘉慶二十年，入鞏昌府學就讀。道光四年，應鞏昌府試，選為貢生。十一年以第六名中舉。后多次進京會試，二十一年中進士，歷任四川省雅安、隆昌、彰明知縣，資州、茂州直隸州知州，寧遠知府等職。后升任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銜。

每到一地，他都深入民家、了解疾苦。"臨民之官，以不擾民為第一要務"，"勤聽斷，少科派"是他的從政格言。任雅安知縣時，他抑富濟貧，限制高利貸盤剝。對那些為富不仁、巧取豪奪的劣紳惡霸嚴懲不貸，在隆昌任職時，他見衙役有乘民爭訟而巧立名目，進行敲詐勒索之事，即進行追查和處治，並制定規約，發布告示，以堵塞吏目之訛詐。他在查訪中，發現有虐待父母的事件，深感悚懼和內疚，認為地方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便在大堂牌示：一月之內不用葷，出入不用炮，行香不用樂，不用傘扇旗鑼，不用號掛，以示自罰。並對不仁之子給予勸導或處治。到資州后，他不顧代皰之嫌，稽查稅契，減輕民眾負擔，對文牘公案，都及時予以清理，有未清者則夜以繼日。並作《勸民語》、《釐正風俗事》以教育民眾。在彰明，他辦起義學，親自撰寫碑記，規定辦學章程。整飭縣學，建立考棚；設養濟院，收容孤寡老人。彰明大治，民受其惠，及至調離，扶老攜幼為其送行者，充塞道路。彰明、資州百姓為他建立生祠，他深感不安地說："此等迂闊事斂錢招怨，是損我德，益我過，折我福，造我孽，是魏忠賢我也。"表示了決不允許為他建立生祠的明確態度。

在四川任職期間，牛樹梅還經常關注家鄉群眾的疾苦，有一年，通渭受災，群眾生活困難，他寄銀200兩，周濟災民，深得家鄉父老愛戴。

他作為一代循吏，被清廷屢次考評為“循良第一”，是一個真正視民如父母的“青天”。《清史稿·牛樹梅傳》稱：他為“臨民之官，以不擾民為第一要務”，他把恩師祁寯藻給他的“勤聽斷，少科派”當成為政的座右銘；且“決獄明慎，民隱無不達，咸愛戴之。”（《清史稿 牛樹梅傳》）他以民為本，實心實政，為民請命，為“當時第一好官”。他從四川彰明縣令做起，一直做到州官、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曾三次從軍、三次辭官歸隱，最終在同治元年，由北湖巡撫胡林翼、河南巡撫嚴樹森等的極力推薦，四川總督駱秉章及高延祜聯署恭請，清政府的嚴旨催逼下，牛樹梅出任四川按察使。駱秉章的奏章稱：“該員歷任地方，循聲卓著，悃福無華，廉靜不擾。在官之日，每朴被親歷四鄉，諮詢民間疾苦，抉求民隱，彰別是非，善良賴其扶持，頑梗漸以格化，風聲所樹，民俗為厚”。而四川百姓聽說牛樹梅出任蜀臬時奔走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牛樹梅作為封建士大夫，能夠以民為本，不貪不腐，銳意改革，親民愛民，實屬難能可貴。1936年，當徐海東率領的紅軍戰士經過牛家坡牛青天故里，許多四川、湖南的戰士都不進屋而是在屋檐下冒雨過夜，以示對這位滿清循吏的尊敬愛戴。

牛樹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的進士。傳說當年科考前，一個晚上，安寢在龍榻上的道光皇帝突然驚醒，滿頭大汗。第二天上朝逐將夢中的情景與負責解夢的官員說起。原來道光皇帝夢見自己掉進一口枯井中，頓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正當道光皇帝絕望之時，一頭牛打此路過，只見牛用觸角將井旁一棵梅樹順著井壁拱進枯井裡，於是道光皇帝便順著這棵梅樹爬出枯井才得救。

聽完皇帝的講述，負責解夢的官員立馬跪倒恭賀：

“陛下大喜！”道光問喜從何來？解夢官員說皇帝可得一良臣，此人不姓牛必姓梅，且名字的組合與樹有關。於是，一道聖旨令下，速查全部考生試卷，果然找到有人名叫牛樹梅。道光帝御覽薦卷，果見牛樹梅會卷文筆流暢，才氣溢於卷上。欲委其重任，但輾轉一想“文可識其才而非識其人”，還是謹慎一、二為好，遂接連放任數縣，以作考驗。

牛樹梅果然不負“皇恩”民望，繼任隆昌縣期間，執政勤勉，惠澤百姓，疾惡如仇，除暴安良，以減徭役，勸農桑，興教育，淳民風，戒科飲，抑胥吏，禁強暴，清獄訟的卓著政績深得百姓擁戴。由於其仁施德政，善舉無數，政績豐碩，深受百姓擁戴，後任四川按察史，受道光皇帝重用。

牛樹梅素以斷案公正而被喻之為“牛青天”。

初任隆昌縣時，經過一段時日的訪查和審理舊案發現，官史多有私貪腐敗之行，衙役有敲詐勒索之事。即行整肅吏治，認為：凡審案不清，或久拖不決，或冤假錯案，除主官擔其主責外，書吏差人也不無關聯。遂發布告示，揭露查處舞弊，革除腐敗之行。他為之立下審辦案格言“勤聽斷，少臆斷，不枉斷，公而斷，斷必公”。凡遇歷年積案，必審其案理，查其原委，務求明白透徹而後斷；凡遇官與民爭或民訴官訟，必施其徹查，審其細節，排除舞弊干擾，公正而斷，為民伸冤，替民做主。常曉喻屬下“惟鄉間民眾受害最烈”，官史衙役辦案務求勤勉，“當官作差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害，案必受其染”，明訂規約，使其“案無留牘，訟無冤獄”。一時吏風大治，官風日揚，民心大振，呈現出如“德政坊”所頌：“匪蹤斂跡，人歸鄉里，安堵無虞，蓋公之威先抑也”，“而公之澤惠人益遠矣”。“牛青天”之美名在隆昌以及所任縣、州、府乃至巴蜀大地傳頌近二百年。

相傳牛樹梅之

牛樹梅有時候出人意料，令人啼笑皆非。一天早晨，牛樹梅獨自一人微服出衙。當走到衙門前中和巷口時，突然一聲斷喝：“湯圓！”牛樹梅正低頭思索著什麼問題，被嚇得倒退數步。便回衙令三班衙役開始升堂，吩咐衙役將剛才斷喝之人帶至縣衙堂上，一拍驚堂木：“你知罪否？”漢子嚇得不知所措，顫聲應道：“不知！”牛樹梅喝道：“與我掌嘴！”衙役一聲吆喝，剛要掌嘴，牛樹梅急喝道：“慢！”又問漢子：“你知罪否？”漢子嚇得渾身亂顫，小聲道：“小民實不知身犯何罪！”牛樹梅又喝道：“與我重責二十大板！”兩旁衙役一聲吆喝，將漢子丟翻在地，正要扒褲子，牛樹梅急止之：“慢！”再問漢子：“你可知罪否”那賣湯圓的漢子嚇得魂不附體，哭道：“老爺，小人實不知呀！”牛樹梅喝道：“夾棍伺候！”兩班衙役一聲“威武！”三根夾棍堂上一擺，嘩啦啦驚心動魄，正要上刑。牛樹梅急止道：“慢！”笑問那漢子：“你嚇著沒有？”那漢子早已三魂嚇掉兩魂，七魄驚走六魄，躺在地上渾身散了架一樣，半晌時候方悠悠道：“大老爺，嚇煞小人了，小人確不知罪在何處呀！”牛樹梅笑道：“你方才在街口大聲吆喝，把我大嚇一跳，如今也讓你嘗嘗被嚇的滋味，以後記住千萬不可如此，免得驚嚇行人。去吧！”

這些流傳在民間市井百姓中的故事是否真實，誰也不曾考究過，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老百姓喜歡牛樹梅這樣的官。在老百姓眼中，他理政不同於一般，既是那麼凜然威嚴，又是那麼平易近人；既是那麼果毅嚴肅，又是那麼幽默詼諧，快樂可愛。真正是以平常快樂之術，布施君子之道。

政協通渭縣委員會文史委主任南志明告訴記者，前些年參加長征沿線政協聯誼會，為了多徵集和補充些牛樹梅在川的文史資料，他們抽空去了一趟隆昌。在感慨先賢牛樹梅以其崇高的聲望和口碑在二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如此深厚影響的同時，在當地，他們耳聞目睹了牛樹梅在其任職時的政績及其歷史聲望。感受之切、感慨之深，是他們所始料不及的。

在其調離隆昌一年之後，由隆昌坤耆士民出資在縣城北關道光坪巴蜀驛道修建了“牛樹梅德政坊”，為“中國石牌坊之鄉”（史考牌坊69座，現存17座）——隆昌石牌坊五座德政坊中的第一座坊，也是五座牌坊中唯獨採用鏤空雕刻技藝建造之坊。牌坊正背兩面正匾額移用道光御筆“德政”，正上匾分別書“樂之君子”、“民之父母”，承重橫樑書“邑侯牛大老爺官印樹梅德政坊”，牌匾正文稱其為“才德兼全，恩威並濟”，“清慎勤儉，慈惠廉明，尊賢樂善，雅化作人，民安盜靖，政理公平”。正如隆昌南關廣場石雕《石牌坊賦》所贊：“詠遊子春暉寸草，詳清官明鏡甘霖。雖然七品令，何止百萬才，觀一群德政牌坊，嘆千年清官情結”。與此同時，鄉民們又自發捐資在縣城南關春牛坪為其樹立“牛樹梅德政碑”，現移至南關石牌坊古驛道之側。“憩棠留蔭”四顆陰鐫大字雄厚深邃，第二之“棠”字上面至今留存一大塊白灰泥漿抹面的殘跡將其字覆蓋於下。原來“文革”期間破“四舊”之風甚囂塵上，為了保護“牛樹梅德政碑”，縣文化館兩位同志商量了一個好辦法，經彙報時任縣委常委、副縣長楊祖華同意，用白灰水泥將石碑覆抹一層再刷上白粉，書寫上“毛主席語錄”，“四舊”頓成“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動。這樣，德政碑被完好地保護了下來。今天仍保留一塊殘漿，一方面反映了今人對歷史知縣牛樹梅“德政”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是對當時保護者“功績”首肯的實物見證，同時也見證著那一特定歷史時代的印記。

同治十三年，牛樹梅返回故里，致力於讀書立說。雖然年近古稀，但好學如故。著有《省齋全集》12卷、《聞善錄》4卷。都有刊本流行。另有《湑葉文存》和《牛氏家言》傳世。平生酷愛各種典籍，搜集了大量圖書，建有牛氏藏書樓一座（在牛樹梅故鄉通渭縣雞川鎮牛坡村，現已不存）。可惜這些圖書大部分已散失。殘存部分解放后移存於省、縣圖書館。

牛樹梅晚年回籍后，彰明縣民於數千裡外送來壽木一副，他贈銀80兩，以資酬謝。但不久這些銀兩被退了回來。樹梅感而作書：“竊思自以菲材作令，有何好處於民？且在彰僅二年，離彰已近二十年，何以得此厚報”“今將原銀仍交原差帶回，或書院，或養濟院，以添一滴之潤，其心尚可稍安也。”樹梅84歲時卒於家。四川各界送輓聯一副云：“巴蜀頌名臣，斯人不負蒼生望；關西傳道統，夫子堪稱漢儒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