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

1942年，蔡美彪參加了天津崇化學會舉辦的國學專科講習班，三年後，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由此確定了一生道路。本科畢業后，他在北大史學研究部繼續讀研究生。

讀研三年，蔡美彪只修過一門歷史系的專業課。原來，開學伊始，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湯用彤便找蔡美彪專門談話，給了他意想不到的告誡：“你是南開過來的，基礎不錯；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聽聽他們的課。我跟你談話，就是勸告你：別只顧聽他們的課！你要跟他們學，就讀他們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時再請教他們，不要忙於聽課，把時間都浪費了。”

蔡美彪回過神來后喜上眉梢。可是回頭一想，不選課就得不到規定的學分，學分不夠就不能畢業。結果還是選了向達的“中西交通史”，旁聽了金毓黻的“東北史”。他同時在東語系選修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語系選修法文。讀研期間，他基本都在學語言課，為其日後的滿蒙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礎。

這樣的求學經歷，使蔡美彪對當今教育頗多感慨：“現在，學校對學生選課限制太嚴。其實教學最欠缺的一環就是讀書。歷史專業的學生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居然還有沒通讀過《史記》的。前些年，我為社科院出考研試題，發現有些學生的本科成績雖然很好，卻答不上來出的很一般的考題。應該懂得的基本知識，僅僅因為老師沒有講到，他就保持著心安理得的無知。”

1947年，蔡美彪用文言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遼史王鼎篆正誤》，次年寄給當時頗有名望的學術刊物《學原》，主編徐復觀當即回信表示准予採用，並足額付給稿費。然而文章未及發表，天津就解放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南遷至香港，發表計劃似乎不了了之。蔡美彪再接再厲，大學三、四年級時在《大公報》、《議事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多篇。幾年後，蔡美彪根據《遼史王鼎篆正誤》底稿用白話重新修改，於1952年發表在羅常培先生主編的學術刊物《國學季刊》上。

公案還沒有結束。1985年，蔡美彪出訪美國。美國學者見到他后驚呼“太年輕了，有沒有搞錯！”說什麼也不信他就是《遼史王鼎篆正誤》的作者。他們質問：按照常理，蔡美彪其人應該已年逾耄耋了，怎麼才五十七歲？

蔡老一頭霧水，百口莫辯。直到同事出來作保，才使美國人的疑惑冰釋。原來，這篇文章引用新證，解決了王國維沒能解決的問題，而且下筆老成，海外人士於是都認定蔡老和王國維應是同輩人，見到蔡老后難免大吃一驚。驚訝繼而轉為讚賞：“蔡，原來您是治史的天才！”

1978年，一位來訪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對蔡美彪說：“久仰！我在學生時代就讀過您的《遼史王鼎篆正誤》。”蔡美彪納悶，看對方歲數不輕，五十年代了他還在校當學生？那時在美國怎麼看得到中國大陸發行的這本刊物？一問方知，《學原》於1950年在香港發表了這篇文章的初稿。在《學原》那一期上發表文章的很多人戰後留在了香港，其中就有王叔岷。就是這篇文章，海外不難求得，蔡美彪卻在事隔三十年後才覓得芳蹤。

天才的背後卻是過人的勤奮。年輕時，蔡美彪借得圖書館的書來做校對和抄寫，每每直至深夜。現在展卷，還能看到當年寫下的“夜二時半校畢”等字樣。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國科學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進了原文科研究所駐地。時任所長羅常培先生對八思巴字(八思巴是元朝國師，《書史會要》中記載他“采諸梵文創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很感興趣，讀到蔡美彪寫的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大為讚歎，把他從明清史研究室調到藏有幾萬張拓片的金石拓片室。蔡美彪不負眾望，從拓片中發現了一批八思巴字材料。因緣際會，羅先生後來又安排他到社科院語言所工作。期間，蔡美彪和羅常培合著了《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又獨力著成《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

轉眼過了半個世紀，較之當年，蔡美彪的工作和生活節奏都沒有太大變化。他用食指在空中劃了一個圈，“五十多年來，都是在這個院子裡面。‘文革’時人家批我，說我是‘三門幹部’——從家門到校門，然後到機關門，脫離工農兵，走白專道路。我心說，我哪裡是‘三門幹部’呀，我是‘一門幹部’，從來就沒有出過這個院門！”就是這道坐落於東廠衚衕的小小院門，串連起蔡美彪長達半個世紀的生命軌跡。庭前梧桐一年年生芽落葉，手中書卷卻仍似舊友，常伴朝昏。

蔡美彪一生與史結緣。19歲發表極具學識的論文，贏得了“治史天才”的美譽；在蒙元史和八思巴字的研究上卓有建樹；從1953年起，協助史學大家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他擔負起這項未竟事業，主持編寫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洋洋洒洒十二卷，氣勢恢弘，風骨朗朗，萬千雍容。他兀兀窮年，在歷史的幽暗深處，尋找著蒙塵的美和故事。

從1953年起，蔡美彪協助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他主持編寫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由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蔡美彪先生聯合其他學者編寫的《中國通史》第11、12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屆時，洋洋12卷的《中國通史》將全部出齊。《中國通史》架構宏大，史實準確，選材精當，筆法洗鍊，代表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從1953年協助范文瀾先生編寫《中國通史》前四卷，到主持編寫五至十卷，再到《中國通史》的完美作結，蔡美彪先生完成了一段艱難的歷史探詢之旅。

從1953年起，蔡美彪就協助范文瀾編寫了《中國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蔡美彪擔負起這項未竟的事業，主持編寫了第五至第十卷。他認為，《中國通史》第十卷寫到嘉慶朝後就不繼續寫下去是沒有道理的，應該補寫從道光繼位至宣統退位這一部分，以清朝及其封建帝制的滅亡作結。十卷出齊之後，他每天仍然堅持工作六七個小時，與汪敬虞、楊天石、茅海健等專家合作完成《中國通史》第十一卷和十二卷。斗轉星移已近十載，即將付梓。

蔡美彪秉承范文瀾的觀點，認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後要會通。”按照范文瀾的解釋，直通，就是要精確地具體地劃分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旁通，就是社會中各個現象不是孤立的，它們互相有機聯繫著，互相依賴著，互相制約著；會通，就是兩個方面的綜合。蔡美彪說：“如果沒有水乳交融的會通，就算不得具有時代氣息的完備通史。”當年，蔡美彪訪問普林斯頓大學，和《劍橋中國史》的主編杜希德見面。兩人互相稱讚對方，一稱對方為“大將軍”，一稱對方為“大元帥”。惜乎杜希德先生已經作古，沒有能夠看到《中國通史》的萬千雍容。

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是蔡美彪的專長。他強調，研究八思巴字，僅憑對現代蒙語的熟悉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關於元代的金石歷史知識。即使具備了上述條件，為證得一字，有時也要付出很大心血。

2005年8月，為取得北京平谷區(縣)元代興隆寺蒙漢文聖旨碑碑文的第一手材料，老先生親自攀登瑞屏山，臨碑摩挲審辨，終於辨識出拓本中模糊不清的字，於次年發表文章，糾正了某些流傳的誤釋和誤譯。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2月。

《遼金元史十五講》，中華書局，2011年7月。

《學林舊事》，中華書局，2012年4月。

《中華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6月。

《遼金元史考索》，中華書局，2012年6月。

小心“夫人代管”

蔡美彪習慣了事必躬親。“我的習慣是自己做，稿子也是自己寫”，這種習慣，深受范文瀾先生的影響。談及范文瀾，蔡美彪目光如水，語調和神態都變得愈加恭謹，如同范老就在面前。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范老就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院子里。儘管一隻眼睛視力不好，仍然堅持每天早上八點多開始工作，下午至少六點才離開辦公室。研究所的都住在所里，入夜，人人都點燈學習。人們說這是范老的影響所致，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晚飯後，范夫人在院子里散步，走家串戶后回來告訴范老某某不看書顧自下棋呢。開始，大家不明所以，琢磨著范老怎麼那麼明察秋毫；後來真相逐漸大白，於是家家燈火通明，久而久之，范夫人的夜巡就被謔稱為“夫人代管”。

後來，國務院曾撥給范文瀾一套住房，他一個人難免寂寞，蔡美彪就搬來住在二樓，兩人朝夕相處，生活上互通有無，學術上切磋砥礪。范文瀾除學術外別無愛好，很少看電視看戲，偶爾看一次，遇到不懂的時新事物還要問蔡美彪。他懷有一種嚴肅的編纂通史的使命感。為寫作通史不惜推卻或辭去許多行政領導職務，幾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談及《中國通史》，蔡老謔言：“也很平常，‘通史’就是普通人寫的通俗的歷史書。”出語平易，其實艱辛。就在和筆者見面之前，蔡老剛解決了《中國通史》清樣的一個校勘問題：書引黃遵憲詞“展冰奩，試照桃花血。影如此，淚重灑”，清樣中作“展世奩”，平仄與文理皆不通。但錯訛的是哪個字呢？老人專程到書店尋覓，靠著書架打開黃遵憲的詩詞集翻查，知原字確是“展冰奩”。“奩”原義為鏡匣，後來引申為嫁妝的意思。用冰來形容鏡子，蘊含玉潔冰清之意。蔡老說，回顧過去的論述總存在不足，亦因觀點進展和新材料的發現而有待深化。維度需要開拓，但下筆益須審慎。“越不懂就越敢寫；越懂，才越會惜墨如金。像范文瀾先生寫唐代儒學，只用了幾千字，那是因為他從年輕時就研究經學，對經學太熟悉了，才能做出這樣的高度概括。史筆簡潔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寫書的境界，就是以己少許，勝人多許。”

“寸陰難求，寸金何用？”

蔡美彪學術道路的緊要關節處，往往如有天助，水到渠成。他謙言，“人能做什麼，不能擺脫環境影響。我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被動’的。主編《通史》，是范老身後的應盡之義；主編地震史料，是唐山地震后全國減災工作的一部分；研究八思巴字，是通過羅常培先生才接觸到金石拓片，從而發現了別人難得見到的新材料。”

蔡美彪說。“我對寸金沒有興趣。我要寸金何用？老一輩先生叫學生做學問不要貪名圖利，真才實學才是根本。范文瀾生前曾向出版社寫信聲明不收稿費，稿費全部上交國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萬冊，《中國通史》印了幾十萬冊，多少年來卻從未領過稿費。古人將錢叫做‘泉’，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於沒有。但學問卻能不斷充實自己，不會流失。”

蔡美彪當過不少獎金的評委，他不贊成作者自己申請，希望採取學者推薦的方式。他自己就從未主動申請過獎金，得到的獎勵都是別人代為申請的。有一段往事被當作笑話講：前些年由出版社申請，蔡老主編的書獲得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國家獎和獎金。他說，大家分了吧。二十五個人每人獲得四百元。直到蔡老打算買一部書送人的時候，才發現這部書定價五百元。

學術會議不請官員捧場

蔡先生不止一次說過：學術會議不請官員捧場。有一次，蔡先生到外地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研討的主題是有關蒙古史問題。由於他是國際蒙古史學會執行委員，又是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德高望重，因此名正言順地被推舉為大會組委會主任。會議開得很順利，但閉幕式時卻發生了一件事情，使與會學者對蔡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大會閉幕式開始后，主席台上坐滿了會議所在地的政府官員，桌簽顯示留給學者的僅有兩個席位：一位是蔡先生，另一位是南開大學著名教授楊志玖。楊先生是蔡先生南開求學時的恩師，但這次排序被排在蔡先生後面。而其他國內外與會學者，均無在主席台上落座的資格。閉幕式主持人一再請蔡先生上台就座，蔡先生執意不上。直到閉幕式結束，給學者留的兩個座位也一直空置在那兒。學術會議的閉幕式在主席台上卻無學者身影，我生平還是第一次遇到。蔡先生抵制不良風氣、維護學術尊嚴之舉，贏得了與會中外學者的尊敬。

不給別人寫序

時下，常見當紅學術名流為他人新作寫序。更有甚者，為他人作序成癖，並結集出版。據說，不少序言為書作者自己所寫，不過是借用名流之名添彩增色。蔡先生是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撰著的歷史學家。1992年3月《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面世，距今不足20年，但榜上有名的中國史學家在世的已寥寥無幾。蔡先生完全可以憑藉其身份地位，在為他人作序上撈取名利。然而，我們幾乎見不到蔡先生的墨寶。不少熟悉的學者，請蔡先生作序而被拒絕。甚至連他的博士生出版的博士論文，亦未索得隻言片語。他不止一次說過：“人之患在好為人序”，“挾名人以自重”，以此為對社會上不知自重者的蔑視。

但有一次，他破了遵守多年的戒律為內蒙古大學周清澍教授所著《元蒙史札》作序。之所以破一回例，他說：“老友周清澍兄把他的蒙元史論文結集出版，要我在卷首寫幾句話。這回破了我的例。這並不是因為我對文集的內容有多少研究，而是由於與著者結識四十年，相交無間。他的處世治學，每令我心服。說幾句我的親身感受，或許有助於讀者了解著者。”

不作空頭主編

目前，學術界存在著某些不勞而獲擔任挂名主編的所謂專家。蔡先生從不當挂名的、空頭主編。蔡先生說過，當主編就得從頭到尾、一字一句地編寫。他以此為理由拒絕了不少請他當主編的上門者。據我所知，蔡先生名列主編的只有三部著作：《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彙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和《范文瀾全集》。編地震歷史資料時，蔡先生的辦公室就搬到鼓樓西大街的編纂委員會，每天與編者們共同辛勤工作。直到七卷資料書出版后，蔡先生才回到近代史所的辦公室。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時，從擬條目到寫稿、審稿及定稿等，每一個環節，他均參與其間。主編《范文瀾全集》，蔡先生更是事必躬親。經蔡先生主編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其 高質量、高水準至今仍被學術界稱譽。

不慕名逐利

常聽蔡先生說：“務虛名而受實禍”，“蝸角名蠅頭利”。蔡先生多次拒絕新聞媒體採訪，理由是不想當“演員”，尤其是不能容忍採訪者曲解原意或任意拔高。他在國內外學術機構和團體兼職很多，但他的名片上始終只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幾個字。他極少主動申請課題經費和參與評獎。他幾乎用畢生精力為之奮鬥的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總共僅申請了兩萬元科研經費。教育部曾將《中國通史》作為大學教材，擬給他一筆錢，卻被他堅拒。當《中國通史》獲得國家圖書獎一萬元獎金時，他將獎金平分給所有作者和參與者。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他的一些做法，看似不合時宜，卻折射出高尚的風範。

2015年2月1日，87歲歷史學家蔡美彪為母校南開大學捐款100萬元，以其妻子名義設立“南開大學胡文彥助學金”，今後該助學金將用於資助南開大學家境貧寒、學習刻苦、成績優良的女生。

根據協議，南開在學女生都可申請“南開大學胡文彥助學金”，經管理委員會審定，每年評選出8~10名學生，每人資助5000元。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將由1名南開大學女性副校長、1名歷史學院主管院長、2名歷史學院教師代表、1名教育基金會代表組成。

蔡美彪、胡文彥同為南開大學歷史系1946級同班同學，蔡美彪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夫妻二人伉儷情深，三年前胡文彥不幸逝世，蔡美彪決定在兩人共同求學的母校建立助學金以紀念妻子。

2021年1月14日2時，蔡美彪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