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夢尋

《西湖夢尋》對杭州一帶重要的山水景色、佛教寺院、先賢祭祠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按照總記、北路、西路、中路、南路、外景的空間順序依次寫來，把杭州的古與今展現在讀者面前。尤為重要的是，作者在每則記事之後選錄先賢時人的詩文若干首（篇），更使山水增輝。這些詩文集中起來，就是一部西湖詩文選。在七十二則記事中，有不少有關寺院興廢之事，可以給研究佛教者提供豐富的資料

崇禎十六年，明朝滅亡，張岱成為舊朝遺民。張岱在明王朝行將毀滅之際離開杭州，入山隱居，內心的痛苦不堪。這本《西湖夢尋》既是張岱對當年在杭州的生活為背景而寫成一書。那其中對西湖名勝如數家珍般的詳盡記錄，對六橋煙柳情絲難斷的回憶，對風流前輩所作湖山詩文的詠誦，生動地展示出他昔日吟鳳弄月、徜徉山水的公子哥兒生活。終於在康熙十年（1671年）結集出版併流傳下來。

《西湖夢尋》有對明代時美好富足生活的回憶，亦有在兵燹之後重返西湖的所見所聞，即使是沿革、掌故等舊資料，在張岱筆下也寫出了新意思，這不能不說有賴於張岱的“筆具畫工”，特別是其中有的篇章夾入了作者的亡國之痛，那就不純粹是介紹西湖旅遊景點的小冊子了。作者常常抑制不住感懷故國與往昔繁華，不願從美好回憶中掙脫出來，不願承認一個已經破碎的“夢”，使得這本小書與《陶庵夢憶》同樣所具有一種特質：述改朝易代的滄桑感，表現人在歷史潮流前的無助。

《西湖夢尋》中，張岱用自己親身經歷的過去的那些支離破碎的生活細節構造了一個美好的夢境，其中描繪過去生活中的一切平凡場景，無不細膩動情，飽含眷戀。如他描繪繁華燈景：“紹興燈景，為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為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為恥。故自庄逵以至窮檐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掛雪燈一、竹球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回視巷內，復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寄寓於破屋之中，張岱卻描繪了一個盛世光華，鮮妍飄灑的燈火與籠罩在這街燈下的俗世生活，可謂如夢似幻。可以想象晚年窮困凄涼的張岱，只有在這看似清淡的語辭中尋找少年時代的風光與繁華。他凝結一段痴情，用手中的筆追憶尋夢境，傾倒世人，卻先迷醉了自己。

雖是夢，《西湖夢尋》一景一物卻如在目前，似乎伸手就可摘取一盞街燈，照亮前塵。這樣的夢，張岱不想破壞，總是想把這樣的美麗珍藏起來，但想歸想，滄桑互換，這樣的美夢總有一天要破滅的，那就是國破家亡之時。崇禎初年，國勢已經危殆。而在杭州，地方官員依舊是歌舞昇平，明朝焉得不亡！也正因為朝代變遷，兵燹肆虐，作者所鍾愛的西湖也染上了一層濃重的亡國之恨，置身於清代，作為遺民，遙想當年西湖的人物風流，湖光山色，這種美只會讓人感到更加沉重。不過張岱從來也不只是個閑適人物，在明代末年文人的旅遊熱中，張岱的流連山水並不奇怪，而他作為遺民在成為大清朝事實上的“子民”后，緬懷故國的一種方式，就是通過旌揚歷朝忠烈來曲折傳達他不屈服的意志，正如他在史學著作《石匱書》中通過樹立英雄人物、貞烈婦女彰顯其浩然正氣一樣。

有人評論這本書是一本歷史書，是一部歷史題材的電影，是一張見證歷史的畫。張岱滿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重任，目睹明朝的覆滅。這時候，他的夢也應該醒了，反正遲早總得醒的。春天來了匆匆間還要歸去，轉瞬便是烈日當空，焦灼得夠受。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春天，也沒有久長的夢。

張岱在每一篇美文中都在艱難地回顧往昔，只是現實的困頓使逝去的一切比真實更美好，幾分痴人說夢，多少難言過往，委婉地表達了他對現實的感慨。在理智上，張岱想忘記過去的一切，不做以夢境代替現實的“痴人”；但在感情上，又不能忘記過去，夢魂依舊牽繫著昔日的繁華，他也仍然是個“痴人”，他的作品中傳達著婉轉曲折的哀痛，他的作品飽含國破家亡之恨，讓作者在作品中追思過去。所以，表面上看，《西湖夢尋》很像一本旅遊風光指南，但其實是以景物輯略的方式來塞進張岱想要表達的“忠烈千秋”的內核。如《越王墳》、《於墳》、《關王廟》、《伍公祠》、《城隍廟》諸篇，表揚忠烈廉直，張禮所謂“更有關於名教，豈徒于山水逞游哉”正可見出。

康熙刻本《西湖夢尋》序作“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歲辛亥七月既望，古劍蝶庵老人老岱題。”

張岱的《西湖夢尋》多被視為其散文代表作之一，但該書中有不少文字並非出自張岱本人之手，例如該書有大量文字直接引自前人《西湖遊覽志余》。鑒於這個原因，雖然《西湖夢尋》仍是張岱晚年的重要散文作品，但該書更值得研究的是張岱在明清易代之際，作為明朝遺民的特殊心態下的文化思考，該書至少體現了以下三方面的文化價值：它保存了明清之際西湖一帶的自然、文化風貌；它反映了江南一帶的名士文化；它是張岱堅持儒家文化信念的明證。

西湖風韻

自唐代以來，杭州就以繁華著稱。明代中後期杭州的繁華程度超過南宋，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西湖及其周邊的碧水青山，本是天然圖畫，又有自白居易以來眾多名人的遺跡或墓冢，其人文內涵也十分厚重。晚明時代，西湖不僅是杭州市民的遊覽休閑場所，也是文人韻士聚居之地，湖邊私家園林林立，許多著名的文人如袁宏道、陳繼儒、李流芳、譚元春等都曾長期寓居湖上。這裡的文化交流活動非常頻繁，汪然明的“不系園”就是文人雅聚的絕佳場所。

張岱成長於晚明時代，他的祖父、父親在西湖邊建有園林，他喜愛西湖，明亡前經常住在那兒，見證了晚明西湖世俗社會的繁華熱鬧和文人聚會的風雅清高。當山河易色、劫后餘生，暮年的張岱面對瓦礫狼藉的西湖，心中該有多少感慨與辛酸。亡國之後再來回憶晚明的西湖，這種寫作行為中包含有解不開的興亡之感、滄桑之嘆，正如楊炫之有感於故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奇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蒼羅荊棘”（《洛陽伽藍記序》）的荒涼景物才撰寫《洛陽伽藍記》。

名士文化

張岱一生都居住在杭州西湖邊，他熟悉的話題只有和西湖有關的人和事物，因此“盤礴”在他心頭的只能是他為之“一往深情”的故人和往事。正如陳平原所說：“訴說遙遠的往事，很容易帶有溫情；而這種溫情，多少掩蓋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只呈現其‘富有詩意’的一面。”作為遺民的張岱失去了名士身份，但是讓他終身留戀和自豪的恰在於此《西湖夢尋》中，他將這個心中的夢想寄托在筆下的人物身上，所以，該書延續和發揮了名士張岱“一往深情”的審美偏好和人物品評標準。

江南的名士文化底蘊深厚，隨著江南經濟文化的發展，名士文化也由清賞演變為對物質的極度追求。講求精緻，崇尚奢靡成為明後期江南一帶名士文化最突出的特徵！張岱早年深受這種文化的熏染，至晚年回憶中仍不能忘懷。《包衙庄》、《青蓮山房》分別記載了張岱祖父的朋友包涵所的風雅軼事。他打造樓船，修建“八卦房”，營造山房別墅，其間之繁華難以盡言，“金谷、郿塢，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包氏的名士雅好何嘗不是張岱所迷戀的呢？《自為墓誌銘》道：“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即使這一切都已經遠離，但並不妨礙張岱在記憶深處一遍遍地回味和咀嚼，這也正是他要在《西湖夢尋》中找尋的“夢中的世界”。

儒家信念

書中不少篇目記錄了在生死大義問題上為後人景仰的死士、忠臣和義士。如《岳王墳》詳細記錄了岳飛、岳雲、牛皋等人在國難之時身死奸人之手的史實，引文中的詩歌和柱銘沉鬱而激憤；《於墳》中載錄明忠臣于謙之冤屈，並寫詩高度評價於少保之功績；《城隍廟》記載臨刑前大呼“生作直臣，死作直鬼”的冷麵判官周新。

明清易代之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的文人不能不面臨生死大義的問題，張岱在這個問題上用行動給出了答案。甲申之變后，張岱一方面“繼續增補、修改早期重要著作《古今義烈傳》，從400餘人增至572人，所增主要為甲申死難者”；一方面在“死節”的糾結中發憤著書，於1654年完成了明史《石匱書》。雖然無法憑藉《西湖夢尋》一書推斷張岱在遺民身份下關於生死問題的具體思考，但仍可以看出，他在後半生中始終恪守著儒家的生死價值觀，至晚年整理修訂《于越三不朽圖贊》便可以為此證明。

康熙刻本《西湖夢尋》序作“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歲辛亥七月既望，古劍蝶庵老人老岱題。”

張岱(1597一16897)，字宗子，改字石公，號陶庵，又自號蝶庵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僑寓杭州、．張岱生於仕宦之家，高祖、曾祖均為顯官。年輕時生活優渥，明亡后隱居於浙江剡溪山中，生活困頓，著書多表達對故國鄉土的追憶。

張岱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沿襲公安派與竟陵派，但又不囿於二派，其散文題材廣泛，文筆清新，時雜詼諧，趣味盎然。著作有《琅瑕文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此外，還有《石匱書》、《史闕》、《夜航船》等大量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