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

1903年11月23日，饒漱石出生於江西臨川鍾嶺環洲饒家的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青少年時代，先後在臨汝小學、省立第七中學、南昌心遠私立中學讀書。

1922年考入九江南偉烈學校，1924年入上海大學。精通英語、俄語。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饒漱石在南昌讀書，他積極參加南昌的學生運動。暑假回到臨川后，他和從上海回來的傅烈一道，聯絡縣城的學生和社會上的進步人士成立了一個劇社，利用演戲進行反帝愛國宣傳活動。劇社多次在撫惠堂公演，每夜觀眾達2000多人。對此，反動勢力極為仇恨，臨川商團的團丁闖入撫惠堂搗亂。饒漱石、傅烈帶領群眾與商團進行堅決鬥爭，迫使商團向劇社認錯，並賠償了打傷糾察隊員的醫藥費，取得了鬥爭的徹底勝利。

1923年，饒漱石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九江地方團組織第二支部書記。他創建了“潯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潯光》和《江聲報》。他多次領導南偉烈學校的學生運動，並組織成立了“裁縫工會”“女工工會”。后被推選為九江首屆學生聯合會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首界全國學聯會議。

1924年夏秋之間，饒漱石轉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滬西小沙渡創辦的工人俱樂部的領導工作。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度擔任滬西區罷工委員會黨團書記，分工負責工人和學生團員工作，同時參與上海絲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人的罷工鬥爭，參加領導了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鬥爭運動。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擔任由陳獨秀、周恩來等人組成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特別行動委員會委員。他工作積極，能力強，在白區工作處於低潮時期，為白區黨組織的恢複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因而很快嶄露頭角，成了上海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饒漱石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江西省委特派員到贛東北巡視工作。

1928年，任中共贛東北特委書記、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先後在弋陽、橫峰創建了中共弋陽縣委、中共橫峰縣委，並委任黃道為中共弋陽縣委書記、方誌敏為橫峰縣委書記。和方誌敏、黃道等人組織領導了著名的弋橫暴動，為創建贛東北根據地和組建紅十軍奠定了基礎。

1928年4月，饒漱石受黨派遣回到家鄉臨川負責策反工作，當時臨川駐軍是楊如軒師。饒漱石召集楊如軒師下級軍官十餘人(多是我黨地下工作人員)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組織“士兵委員會”，發動士兵暴動，因楊師不久離開臨川，沒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饒漱石險遭逮捕。

1928年12月，饒漱石調回上海，任團中央秘書長。

1929年到東北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並一度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出獄後任中共滿州省委宣傳部長，曾一度為饒的部下)。在東北工作期間，饒曾負責組織了營救劉少奇的活動，並取得成功，又成功組織了奉天紡織工人大罷工。多次到哈爾濱巡視工作，並與唐巨經等人成功組織過著名的哈爾濱皮鞋廠工人大罷工。

1930年4月，饒漱石因所謂“滿洲破壞案”，與趙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獄，內定為槍決，后經黨組織派人做張學良的工作，才改為監禁。在獄中，饒漱石經受了各種酷刑，但他堅貞不屈。他在獄中建立了黨團支部幹事會，領導難友們與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自己帶頭絕食，並取得了勝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險些喪命。“九一八”事變后，饒漱石和趙尚志等人一同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饒漱石出獄后赴蘇聯學習，被共產國際派往西歐、東歐、美國等地開展黨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饒漱石回國在上海做工會工作，先後任上海工人聯合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兼秘書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多次組織領導上海工人罷工和學生遊行。

1933年，饒漱石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8月兼任河北臨時省委代理書記。由於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都轉移到中央蘇區，饒漱石曾一度主持了黨在白區的各項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繫。

1935年至1938年，饒漱石被派到蘇聯工作，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外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在此期間，饒漱石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奠定了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基礎。他穿梭於法國、英國和美國，從事國際統戰工作，在海外華僑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了大量錢物。並通過美國和加拿大共產黨動員白求恩來延安救治傷員。還先後主編或創辦過《先鋒報》《救國時報》《華僑日報》。為擴大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2月，饒漱石出席了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世界反侵略大會，並用趙建生筆名撰寫了《為自由和平而戰的中國工人階級》一文，很受與會者歡迎。饒漱石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國際政治活動家。

1939年，饒漱石主動要求回國參加抗日救國鬥爭。

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華僑委員會書記，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協助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工作。當時，饒主管的也是白區工作，在新四軍受國民黨壓迫的情況下，饒漱石具體領導的白區工作卻卓有成效，分別在福建、安徽、江蘇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軍在國民黨的四面包圍中仍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這不光為新四軍在南方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且打開了國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工作局面。劉少奇稱饒漱石是“優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項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決定：新四軍由葉挺、饒漱石負責。敵人喊話要葉挺去談判，但葉挺思想不通。饒漱石一再勸葉挺出去談判，葉還是不通，最後，饒漱石不得不以黨的名義，請葉挺下山同國民黨談判。饒說，這是為了黨的事業，不是個人行為，只要能活著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證。葉挺最終聽從了饒的勸告，帶了身邊的人員去談判，為新四軍軍部將士突圍贏得了時間，保護了一大批新四軍的骨幹力量。饒漱石見葉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組織人員分頭突圍。他被國民黨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銀元賄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脫，歷盡艱險來到上海。後來，饒回到鹽城新四軍軍部，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可以說，皖南事變，饒漱石經受了嚴峻的考驗，體現了他過人的膽識，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軍的地位。

1942年3月，劉少奇離開華中去延安，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饒漱石代理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和陳毅等人共同組織指揮淮北1942年冬季反“掃蕩”、大小悟山冬季反“掃蕩”、郯城戰役、鹽阜1943年春季反“掃蕩”、蘇中反“清鄉”鬥爭。

1943年11月，陳毅去延安彙報工作，后參加黨的七大，饒漱石全面主持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工作。他和張雲逸、賴傳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組織指揮了車橋戰役、挺進蘇浙皖邊和1945年春季攻勢。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在華中解放區實行戰略反攻，解放縣城30餘座，殲敵5萬餘人，狠狠地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饒漱石領導新四軍期間，也是新四軍發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新四軍已經發展到30多萬人，並有100多萬地方武裝，還建立了蘇、浙、皖、豫、鄂5省的8個抗日根據地。順利實現了將蘇中、蘇北、淮南、淮北解放區連成一片。

1945年4月，饒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44人)。

1945年8月，饒漱石任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

1945年12月，饒任中共華東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

1946年春，饒漱石和周恩來、葉劍英、羅瑞卿同為北平軍調部的中共代表，饒任書記，主持軍調部工作。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權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國代表白魯德、國民黨代表趙家驤等飛往瀋陽，參與國共東北停戰協調。當時，我軍還沒有實行軍銜制，為便於同國民黨軍方代表進行平等工作，我軍派往各地代表被臨時授予軍銜，瀋陽代表饒漱石為中將，而太原代表陳賡(1955年授大將)、本溪代表許光達(1955年授大將)、北平代表宋時輪(1955年授上將)、徐州代表韋國清(1955年授上將)等人僅被授予少將軍銜，由此可見，饒漱石當時在我黨我軍地位非常之高。饒漱石也是新中國成立前被我黨授予軍銜最高的將領之一。當時授予中將的只有周恩來、葉劍英、羅瑞卿等人。饒漱石舌戰美蔣代表，堅決捍衛了我黨我軍利益。在他的調停下，三方簽訂了短暫的15天停火協議，為林彪指揮東北民主聯軍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隨後，饒悄悄返回延安，向黨中央彙報情況后便返回山東，領導華東軍民進行土地改革、整軍備戰。

1946年10月，饒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組織部部長，仍兼任中共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解放戰爭初期，由於饒不在華東，華東局和新四軍兼山東軍區的工作暫由陳毅主持，但陳毅難以有效地統一領導華中、山東兩部，甚至發展到山東、華中兩部的主要領導相互指責。

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陳毅21日建議：山東、華中兩野戰軍集中行動，兩個指揮部也合一，合一后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員，譚震林任副政委。但兩野戰軍意見不能統一，兩方面的領導人包括陳毅在內紛紛給中央發電報，盼饒漱石回華東主持大局。

1946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華東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兼山東軍區政委的饒漱石從延安趕到臨沂，撤銷了華中分局，把鄧子恢、張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員調到華東局當常委(鄧任副書記、張任組織部長);組建了華東我軍統一的指揮機關——華東人民解放軍總部(后改為華東軍區)。將華中、山東野戰軍兵合一處，正式組建成華東野戰軍，徹底結束了山野、華野互不買帳的混亂局面。陳毅任華東軍區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饒漱石兼任華東軍區政委(華東野戰軍行政上隸屬華東軍區領導)。分工為饒漱石、張雲逸指揮華東軍區的部隊(30萬人)，陳毅、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約27萬人)。

1947年1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時，饒漱石領導當地黨政軍民頑強地堅持鬥爭，而且有一套堅持鬥爭的辦法，又採取了比較正確的鬥爭策略，在陳毅、粟裕、譚震林、黎玉、許世友等領導人的協助下，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殲滅了敵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擴展了根據地，並成功地組織指揮了魯南戰役(1946年12月)、萊蕪戰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戰役(1947年5月)、膠東戰役(1947年9月)、宿北戰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饒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揮了宛西戰役(1948年5月)、宛東戰役(1948年5月下旬)、豫東戰役(1948年6月)和濟南戰役(1948年8月)。

1948年10月，饒漱石、粟裕、譚震林等人組織策劃指揮了著名的淮海戰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上海市委書記。

1950年8月，第三野戰軍前委與華東軍區合併后，饒漱石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政委。

1953年，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后鄧小平、陳雲向毛澤東揭發他與高崗陰謀分裂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開除出黨。

1965年8月30日，因潘漢年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被假釋出獄。文化大革命爆發后，1967年被重新收監。

1975年3月2日，在牢獄中因病去世，享年72歲。

1943年在淮南黃花塘，借全黨整風、審干之機，製造所謂陳毅反對毛主席和一向反對政治委員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

新中國成立后，饒漱石先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並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毛澤東第一次提議由陳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但陳毅覺得自己已經兼任上海市長一職，工作非常忙，就謙讓說“讓漱石同志挑起這個重擔吧”。毛澤東在一次碰到饒漱石時再次提議由陳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當時也向毛澤東表態不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讓給陳毅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但後來陳毅再一次向饒漱石表態不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於是，毛澤東指示華東局進行研究，後來，華東局組織部提名饒漱石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將華東局組織部提名文件給在上海的華東局委員看過並批示，最後在上海的華東局委員同意饒漱石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任命饒漱石、高崗、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分別為華東、東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區主席的決議。

在“三反”“五反”期間，1952年1月26日的除夕之夜，中央特派粟裕來到華東，1月30日到31日，粟裕到達上海向上海華東一級機關、上海市委、駐上海部隊負責同志傳達毛澤東關於“三反”的指示，饒漱石因眼睛呈痙攣狀態，難於堅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向中央建議饒應離職休養。中央同意粟的建議，特別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饒赴京休養。

當時饒漱石對華東、上海“三反”“五反”的一些做法和中央有些區別，華東和上海的“三反”、“五反”和全國各地比不夠積極，政策比較寬鬆、偏右，而中央當時的政策是比較嚴、偏左。饒漱石懷疑：（一）為什麼中央對偏右的饒漱石沒有正面提出批評？（二）中央要派彭真、薄一波去上海指導“三反”、“五反”，是否是去檢查饒漱石工作中存在不力的行為和錯誤？（三）後來中央決定不要饒漱石回華東去休養，饒漱石認為是要調離他，以便能夠查處饒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問題，因為如果饒漱石不調離華東，中央很難查出饒漱石的“三反”、“五反”中存在的問題。饒漱石在奉電到京時即有懷疑揣測中央要調離他，到京后聽說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同志去上海幫助“三反”“五反”懷疑更深，到北京醫院治療時，也向當時同住醫院的同志聊天時表示過自己的懷疑。

出院后，饒漱石暫時搬到新北京，住在毛澤東隔壁。搬去的第二個晚上，饒漱石在十分懷疑自己是被調虎離山的情況下，在夜半三時堅決要同毛澤東同志談話。在三小時的談話中，主要是懷疑中央是否對他信任。他向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質問約為三點：（1）他對敵鬥爭是否勇敢？（2）他在華東工作是否犯了路線錯誤？（3）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進京的方式調京？經過毛澤東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釋然於信，毛澤東同志最後提出如你（饒）自己認為健康能夠支持，可以立即讓你回華東工作。饒漱石當時始感覺自己無理，同時中央表示確無別意，饒漱石才辭出。

此後，饒立即在大連轉入長期休養。在休養時，聽說各中央局書記確定調京工作，饒漱石更加確認以前的懷疑：是中央在調虎離山。饒漱石當時和人聊天表達過不滿情緒。

在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后，經過對饒漱石歷史問題的揭發，發現饒漱石深夜責問毛澤東是疑神疑鬼，對中央極不信任，懷疑中央要將他調虎離山。饒漱石後來也在檢討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在1953年，揭露於1954年初，於1955年春處理完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內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鬥爭。

高崗、饒漱石都是20世紀2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新中國成立前曾長期擔任重要職務。1952年11月，高崗調任國家計委主席。1953年2月，饒漱石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此後，他們出於個人野心和權力欲，互相勾結，進行了一系列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在黨中央醞釀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人事安排時，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高崗、饒漱石以為他們篡奪權力的機會到了。在1953年6月—8月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9月—10月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他們散布流言蜚語，捏造所謂的“軍黨論”，鼓吹“黨是軍隊創造的”。進行宗派活動，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吹噓自己。會後高崗還私下活動，要求由他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公開向黨要權要官。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以利總路線的貫徹執行，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崗提出嚴厲的警告，並提出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建議，對高、饒的反黨罪行初步進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揭露和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委託，周恩來召開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參加兩個座談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座談會進一步揭發、查證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各項事實。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了總結髮言。鄧小平、陳毅、譚震林根據座談會揭發材料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來的總結髮言和鄧、陳、譚的報告。隨後，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4月召開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和華東局擴大會議，5月召開山東分局擴大會議，6月召開上海市委擴大會議，8月召開山東省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都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對少數跟高崗、饒漱石犯錯誤的人進行了批評、教育。高崗拒絕黨的挽救，於1954年8月17日自殺身亡。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同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准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作出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

1955年4月2日，又冒出了一個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是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在會議上聽了毛澤東講到“與高崗、饒漱石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請楚”。這對他震動很大，加之楊帆“反革命案”的發生，與他這個當時主抓上海社會治安的常務副市長有關聯，因此心理壓力更大。為了向黨表明心跡，4月1日，潘漢年找到上海市長陳毅，報告自己與饒漱石工作交往的情況。因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饒漱石，同時這件事也是潘漢年隱藏多年的心病。那是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出發，奉饒漱石之命赴上海對大漢奸李士群進行統戰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潘漢年從利於工作起見，經匆忙電報請示饒漱石后，去見了汪精衛。這件事他怕受到組織的誤解一直沒有向中央報告過。

陳毅覺得這件事情不小，便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處。毛澤東在看了材料后，大為震怒，認為潘漢年對如此重大的問題隱瞞多年，現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筆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任，立即逮捕！”由於潘漢年的問題直接與饒漱石糾纏在一起，這樣，饒又成了“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毛澤東這樣說：“我感覺到，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些。”經過毛澤東的“拍板”，饒漱石以“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審訊。

1955年4月3日上午，饒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憂鬱而坐，公安部的警車開到，公安幹部宣讀中央的逮捕令后，一雙手銬銬在了時年51周歲的饒漱石手上，押上警車解走了。

饒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后，公安部成立了“饒漱石問題專案組”，對他進行審訊。專案組經過將近一年的內查外調，對於懷疑饒漱石被捕后變節一事予以否定。證據表明饒在皖南事變中不曾被捕，只是被圍困，當時確由警衛員用錢成功地買通了敵連長才得以脫險。新中國成立初期楊帆實行“以特反特”的方針，除找到饒漱石請示同意實施外，具體的人和事與他牽連不上。至於在“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上，沒有發現什麼新情況。但饒漱石的問題是毛澤東欽定的，已在黨的代表會議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結案報告中，仍然確定“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首犯”。

1978年下半年，陳雲兼任重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向中央建議複查潘漢年“見汪”的問題。經過反覆核查檔案材料，最終證實，抗日戰爭期間，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並非潘的個人行為。至於被李士群拉著去見了汪精衛，那也不是什麼過錯，也向中央請示過，而且中央當時對這些都是了解的，曾對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漢年的問題得到甄別後不久，中央有關部門又查實，楊帆的問題，純粹是江青插手在裡面攪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饒漱石批准使用“以特反特”的方針並無原則錯誤。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饒潘楊反革命集團”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得以平反昭雪。既然這個“反革命集團”都不存在，那麼饒漱石的“首犯”帽子也應該摘掉。為此，中央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饒漱石的“錯定為內奸”與錯定為“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兩項罪名平了反。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時，於第436條註釋中這樣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發表的註釋，實際上以獨特的方式為饒漱石的“內奸”罪平反。

1954年5月，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的饒漱石專案組給中央提出了一個結案報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對饒漱石在執行中央路線方面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觀點，會議做了很多的揭發。初步揭發的主要問題有：

（1）饒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發動群眾，不敢徹底摧毀舊秩序，表面上以“穩重”出現，而實質上是拖延整個社會改造，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華東和上海黨員幹部大會上說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方針是教育、團結與提高。……共產黨員要自覺地團結民族資本家，作為對付封建勢力的動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與四百多個資本家會面時，他預言將來必有許多資本家進步到可以加入共產黨。這證明饒是竭力為資產階級在黨內擴大其影響的，這與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2）在執行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中，他片面地強調團結，取消了應有的鬥爭，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不敢提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在他個人的掌握下並曾一度布置上海資產階級進行“自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極不重視，遲遲不敢動手，不調配幹部，不討論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舉棋不定，多方約束，致時間拖長，搞得不徹底。

（3）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早在一九四二年蘇北鋤奸會議上，他即認為“強調階級成分的原則是不對的”，主張“各抗日階層、抗日黨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為階級服務的原理。解放后對上海鎮壓反革命運動，他表現了沒有決心和勇氣，不是採取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動員一切力量來肅清反革命的方針，而是採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義的錯誤做法，不敢長期放手發動群眾。一九五二年取締聖母軍，他估計“斗得愈狠，敵人將愈團結”，再壓下去會發生“慘案”，因而臨陣退卻，使這一鬥爭遭受失敗。對清理“中層”和“內層”工作也沒有抓緊貫徹，展開不久，就草率收兵。

（4）饒漱石對農村工作的指導也是如此。解放以後很久不敢提“反霸”口號，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強調反“左”、防“左”，而不談或很少談放手發動群眾。他主張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張一般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糾紛”應採取調解仲裁的方式解決。

（5）關於建黨工作。他在土改后仍過分強調“慎重”的一面，而沒有同時強調“積極”的一面，在他的這種錯誤指導思想的約束下，華東各地建黨計劃普遍沒有完成，這對以後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難。

（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時，饒通過情報關係把日寇參謀部代錶帶來，舉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謂“受降”儀式，這說明饒在重大事變面前也在玩弄投機手法。上述這些事實，充分暴露了饒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它與黨的正確思想是帶著綱領性的對抗，只是由於中央領導正確，華東各地黨委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因而他的右傾錯誤除在某些問題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發生過一定的影響外，在實際工作中並未得到貫徹，這是尚未造成更大損失的基本原因。”（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