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

梅曾亮生當封建制度解體之際，主張“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他有些比較客觀的“因時”之作，反映一定的社會問題，但表示束手無策。梅曾亮曾批評駢體文矯揉造作，但他對於散文的見解，基本上未脫桐城派窠臼。雖然他還認為"性情異，文章亦異"，但也只是桐城派內部的大同小異。因此，他的散文在藝術上往往選聲練色，姿韻安雅，筆力微弱，與其盛名不能相符。梅曾亮作文之餘，常以悲歡為詩。著有《柏梘山房集》31卷。

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蔭，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時移籍江蘇。他生長於一個頗有文化氛圍的詩書家庭，其祖輩為著名數學家梅文鼎，其父梅沖，飽學詩書，嘉慶五年(1800)中舉，母親侯芝親自改訂過彈詞《再生緣》。因此他從幼年時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環境熏陶。“少時工駢文”，年輕時以詩文見長，所交管同、方東樹、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學之士。18歲時拜姚鼐為師。“姚鼐主講鐘山書院，曾亮與邑人管同俱出其門，兩人交最篤，同肆為古文，鼐稱之不容口，名大起”。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舉，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以知縣銜分派貴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於次年告病繳照。此後數年，曾入安徽巡撫鄧廷楨與江蘇巡撫陶澍之幕，然都歷時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四年授戶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鄉，在京師度過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稱：“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強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發出“我寄閑官十九年”，“故人憐我久京華，宦味誰知薄似紗”的感嘆。終於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別京城朋友，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

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豐初年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咸豐三年(1853)，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攻佔南京，梅曾亮輾轉避亂於王墅村，后“曾亮依河督楊以增”。咸豐六年卒於清江，年71歲。著有《柏梘山房文集》、《詩集》、《文續集》、《詩續集》、《駢體文》等，另編有《古文詞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生活的時代，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已經暴露，國內、國際矛盾日益激化。他身處動蕩不安的政治形勢之中，與姚瑩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樣，仍然維護封建禮教和統治，心繫國家安危，表現出對國事與現實極度關心的熱情。

他主張讀書人要以救時濟世為己任。他在《上汪尚書書》中寫到：“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捨之辨，以為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群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他認為那些仕途暢達的人，有其位當應行其志，要以佐君濟世為己任。那些才學高超，仕途阻塞，升遷無望的人，不要灰心喪氣，要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這樣才能真正有益於世。他在《復鄒松友書》中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倡導仕人，要麼立功，要麼立言，人人都要為濟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他就寫下了《士說》、《民論》、《刑論》、《臣事論》等政論作品，揭露和批評官場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說：“天下之患，非事勢之盤根錯節之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為患也，非財不足之為患世。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為大患。”主張“法之加必自貴者始”，“任重而責之者厚”，“任輕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敗，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在《上方尚書書》、《上汪尚書書》、《復汪尚書書》等文中，他多方探討國計民生之大事，謀划治國之道，心繫國家安危。他在《記日本國事》一文中，根據自己聽到的日本國的治國之道，比照中國社會的現狀，讚歎日本政治“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旨在抨擊中國社會官多級多，層層專權，相互掣肘，不辦實事，人浮於事的不良社會風氣。鴉片戰爭爆發后，他更是表現出一腔愛國熱情，為抗擊外國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氣而奔走吶喊。在《上某公書》中，他積極支持抗擊英國帝國主義侵略。在寫《王剛節公家傳》、《正氣閣記》等文中，謳歌抗擊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悼念英勇抗敵的陣亡將士。在《與陸立夫書》中，他總結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歷次失敗的教訓，提出誘敵登陸以揚我之長、制敵之短的克敵制勝的戰術。在《徐柳臣五十壽序》中，他指出中國在戰爭中失敗的原因是“中國非兵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上述這些都表現出他關心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是他學術思想和文學思想形成的基礎。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於他官場失意，仕途不暢，潛心古文學習，其古文創作成就高於同時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許多文人歸附門下。方東樹推崇他：“讀書深，胸襟高，故識解超而觀理微，論事核，至其筆力，高簡醇古，獨得古人行文筆勢妙處。此數者，北宋而後，元明以來，諸家所不見。為之不已，雖未敢許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與宋大家並立不朽。”姚瑩說他：“伯言為戶部郎官二十餘年，植品甚高，詩、古文功力無與抗衡者，以其所得，為好古文者倡導，和者益眾，於是先生(指姚鼐)之說蓋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後期桐城古文家較有名者，相繼謝世，?這為古文創作形成以梅氏為中心，客觀上提供了優越的外部環境。梅曾亮這一時期，久居京城，交結文士，遍納門徒，自然成為弘揚桐城派大師方、劉、姚散文理論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繼承並發展桐城派文學創作理論的呢?

徠梅曾亮把劉大提倡的“氣”說，進一步闡述發揮。在桐城派四祖中，劉大？論文已經非常重“氣”。他說：“昔人云：‘文以氣為主，氣不可以不貫，鼓氣以勢壯為美，而氣不可以不息’此語甚好。”梅曾亮把劉氏的觀點進一步發揮拓展，他說：“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為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復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可見梅曾亮非常強調行文的一氣呵成，氣脈流暢。他還說：“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暢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故善為詩文者主乎達而已矣。”這就是說文章在主題鮮明、一氣呵成的同時，要善於曲折盡意，不能一味直露。因為客觀事物總是複雜多變的，作文要表達精深的思想，豐富的內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這樣才能表達得準確與完備，收到良好的效果。

梅曾亮論文重“氣直體曲”，在學文的方法上，繼承了劉大?“音節者神氣之跡”和姚鼐“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人”的主張，重誦讀則輕文法。他說：“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人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讀熟成誦，就能憑自身之至精之氣，得古人之至精之氣，可見“讀誦”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論文書後》中說：“台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世俗以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氣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讀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誇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文言、質言雖然說法不同，其實是一回事。可見梅氏在學文途徑上，是繼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張的。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寫到：“蓋後世文人既以古文相號召，則勢不能不取則於古作。然而取則古作，學其字句則嫌太似，學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學其精神則理論雖高，奈苦無下手之處。論文到此，真人窮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節字句上以體會古人之神氣，則學古有途徑可循；同時再在音節字句以體驗己作之是否合古，於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說”。這對梅曾亮繼承的桐城派文論的實質作了較為深刻的評述。

梅曾亮成為繼姚鼐之後影響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在當時及後世均享有很高的評價。“京師治文者，皆從梅氏問法。當是時，管同已前逝，曾亮最為大師”。梅曾亮六十壽時，朱琦作詩志賀，曰：“桐城倡東南，文字出淡靜。方姚惜已往，斯道墮塵境。先生年六十，靈光余孤炯。絕學紹韓歐，薄俗厭鶉黽。古稱中隱士，卑官樂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請”。吳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誄辭》中說：“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桐城派後期古文大家吳汝綸說：“郎中(姚鼐)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為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文法。”王先謙說：“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為不足為。梅郎中、曾文正之論，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所以說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聲望“僅次於方苞、姚鼐”，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