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君章

1938年，入國民政府中央軍委政治部第一廳工作。1939年，任中央軍委第三處幹事，后升總幹事。1940年，任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專員。1941年以後，歷任中央軍委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秘書、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中央宣導部專門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國民政府秘書、兼任《中央日報》主筆、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教授。

1948年，任行政院新聞局主任秘書。1949年到台灣，就任《新生報》總編，兼任總裁辦公室第五組副組長及《中央日報》、《民族晚報》主筆。1950年，先後任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秘書、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中央黨部第四組副主任，兼任《中華日報》副社長。1951年，調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代理主講。1955年，蒙受免除一切職務的之處分。1957年，停止處分，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專門委員，應聘為政治大學教授，兼任《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主筆及台灣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學院和軍法學校教授。

1977年退休，繼任政治大學教授，受聘為“國史館”特約纂修。1986年4月28日逝世，享年82歲。

蔣君章畢生從事教育、新聞工作，是著名的地理學家。他長於寫作，一生著作甚豐，出版有上百冊，曾獲台灣最佳傳記文學獎、優良著作獎、中正文化學術著作獎及中山學術著作獎，被評為台灣十大作家之一。

自幼發奮讀書學業優良

蔣君章出身耕讀中農之家，父親早逝，家道中落，靠祖母和母親扶養。他幼年聰穎、體弱多病，7歲入私塾。母親念其長大不勝務農，很希望他將來做個商人，要他多識日用雜字，學習珠算和計算帳目。但蔣君章嚮往上學，12歲讀私立懷德小學四年級，每天來回10多里路，不以為苦。晚上在油燈下苦讀課文，母親在一旁做針線陪伴。因家境困難，只讀了一個學期便輟學。經親戚介紹，蔣君章不得不到南堡鎮一家賣布匹、雜貨的小店當學徒。過了半年時間，蔣君章對從商實在沒有興趣，決定棄商就學。母親雖感失望，見兒子決心上學，就勉強同意他重返懷德小學。初小畢業后，繼續留在張老師辦的補習班，學習高小課程。那年冬天，縣督學來學校視察，張老師把蔣君章的作文、算術練習本交給縣督學看，還要他當場做心算，並把他的志願和境遇一一向縣督學說明，希望能推薦他到縣立第四高等小學就讀。經過張老師、縣督學和叔父的幫助，縣立第四高小的沈校長同意讓蔣君章免費插入高小二年級，作為一名勤工儉學的學生，每天要給教職員寢室打掃、擦煤油燈罩，還做些刻鋼板、搞油印等雜務。當時蔣君章的語文程度在班上前五名，只是算術差一點，經過刻苦學習，次年暑假他以89分的平均成績為全班級第二名，比第一名只少零點1分，原因是他的體育成績不理想。高小畢業后，他未能考進省立第二師範，考入了縣師範。半年後，蔣君章考入上海一所一切免費（包括膳宿）的聖明知大學附中，該校由篤信佛教的猶太富商夫人羅迦陵女士所創辦，學生皆素食，授課以十日為一周，督教甚嚴，可惜僅一年學校即告解散。后插入私立海門中學二年級，這所學校偏重理科教育，蔣君章文理科並重，畢業時名列前茅。

1925年夏，蔣君章考取東南大學，因病休學半年，復學后，東南大學改名為中央大學，初擬研讀數學，繼改讀法律，最後進入史地系。在大學深造期間，由於他發奮努力獲天廚味精廠獎學金。1930年7月，蔣君章以特優成績，完成大學教育。

以研究地理學作為報國途徑

蔣君章大學畢業后，應聘上海聖瑪利亞女子學校任國學教師。1931年，改就浙江省立第一中學任史地教師，1932年，改任杭州女子中學地理教師。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君章抱定以研究地理學作為自己報國途徑。他在教學之餘撰寫出版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史》一書，他潛心研究中外地理名著，用15天時間寫了15萬字的《中外地理大綱》。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杭州女中輾轉遷至桐廬、淳安。這期間他以研究邊疆地理和中國經濟地理為中心，撰寫出版了《新疆經營論》、《江蘇省史地概要》、《世界地理》等著作。后因杭州女中奉命解散，他和同事、學生先後到達南昌、長沙，協助做好學生登記轉入國立第三中學工作。

1938年春，蔣君章北上武昌，入中央軍委政治部一廳工作，期間他撰寫出版了《抗戰期間的湖北形勢》、《抗戰軍事地理講話》兩書。同年夏天，他應聘四川省立江安中學，教全校地理課程一學期。在江安中學他撰寫出版了《世界反侵略運動》、《第二期抗戰新形勢》兩書。

1939年4月，蔣君章回重慶，受任中央訓練委員會第三處幹事，后升任總幹事。1940年7月，他出任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專員，一年之內，他完成了戰時重慶七種日用品產、運、供、銷、價格的調查與統計。期間他撰寫出版了《戰時中國經濟建設問題》、《西南經濟地理》、《躍進中的新四川》、《西南經濟地理綱要》、《西南經濟問題》等著作。

1941年10月，蔣君章應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陳布雷邀請，轉入陳布雷主持的中央軍委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服務，主要負責搜集整理資料。他以史地學觀點，從實際出發，觀察分析當時的高層政務，提出綱要，供陳布雷撰擬文告時參考。他思慮精到周密，深得陳布雷信任。除重要文告由陳布雷自撰外，其餘大都交由蔣君章代擬，他的文才卓見深受當局所重視，他作為最高當局間接幕僚長達10年之久，但他對地理學研究和寫作也從未間斷。蔣君章在抗戰後期，先後撰寫出版了《現代印度》、《緬甸地理》、《菲律賓地理》、《中國邊疆地理》等書還完成了《康藏問題論叢》初稿。抗戰勝利，蔣君章獲國民政府頒授六等景星勳章及勝利勳章。

蒙受免除一切職務之處分

抗戰勝利后，蔣君章繼任陳布雷辦公室機要秘書，直至1948年11月，陳布雷自盡為止。當年12月，沈昌煥出任行政院新聞局長，邀蔣君章任新聞局主任秘書，不久沈昌煥辭職，他代理其職務，負責將新聞局從南京遷至廣州，代為辦理移交。

1949年5月，蔣君章到台灣后應聘為《新生報》總編。不久當局成立總裁辦公室，蔣君章奉命兼任總裁辦公室第五組副組長。1950年3月改任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秘書，中央黨部第四組副主任，后調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代理主講，並指派為蔣介石事略編纂組秘書，負責編纂匯總。他當時正計劃編寫史迪威事件、開羅會議與莫斯科談判案，正逢《中國一周》創刊一百期，總編索要紀念性文章，他便撰寫了《宋子文莫斯科談判追記》一文，主要敘述1945年2月抗戰勝利前夕，英、美、蘇三國首腦，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密約，美英以犧牲中國利益來換取蘇聯對日作戰的保證。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雅塔爾協定上簽字后，仍一直隱瞞中國，美、英、蘇政府於1946年2月11日才公布《雅塔爾協定》的內容。1945年6月25日，時任行政院長兼外長的宋子文赴蘇聯談判，才知道《雅塔爾協定》的內容，他立即表示中國不能同意《雅塔爾協定》。在這次中蘇談判中對大連自由港問題、旅順由蘇聯佔用問題、中長鐵路所有權問題、外蒙古獨立問題，都存在著重大分歧，宋子文絕不願承擔“賣國賊”的惡名，回國后即辭去外長職務，由王世傑出任外長。1945年8月8日，蘇聯正式宣布對日作戰，宋子文奉命和王世傑再次赴蘇談判，在蘇聯重申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和將東北行政權交國民黨政府的保證后，宋子文和王世傑奉命同意大連為自由港、旅順為中蘇共用之軍港，同意中長鐵路中蘇共有，由蘇方出任擁有實權的中長鐵路局長，主持鐵路日常事務。承認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位由公民投票決定。於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條約》，中蘇外長王世傑和莫洛托夫簽字，有效期30年。這個不平等條約，充分反映出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蔣介石迫於美、英、蘇的壓力，同時為獲取蘇聯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同意簽訂《中蘇同盟條約》。

蔣君章撰寫《宋子文莫斯科談判追論》一文，是從史實出發，旨在表白當年國民黨政府為了因應國際環境，委曲求全，被迫簽訂《中蘇同盟條約》，期望人們對當局的苦衷有所鑒諒，並在文稿上註明“能否發表，必須請張其昀先生（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決定”。但編者未曾照辦，直接發表在《中國一周》第一百期上。心虛的蔣介石知道后大為惱怒，立即下令以”泄密“為由，免除蔣君章一切職務。使蔣君章在事業前途上遭到了莫大打擊，一時陷入困苦之中，甚至影響到家庭基本生活。而蔣君章卻從無一句怨言，他坦蕩自持，仍勤於寫作，撰寫出版了《中華民族偉人》、《海外用初中修身教課書》、《中華民國建國史》，編繪《最新世界地理》。1957年春，經蔣介石核准，才停止處分，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專門委員。

獻身“筆耕”“執教”不脫書生本色

50年代以後，蔣君章把時間和精力，都投注在寫作和執教上。他學識廣泛，文筆生動流暢，也喜歡寫文藝性的作品。他在抗戰時期寫過《我的母親》一文，追悼紀念母親，一字一淚，十分感人，他把未能盡孝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痛苦。抗戰勝利以後，他先後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教授、《中央日報》、《民族晚報》、《新生報》、《青年戰士報》主筆，《中華日報》副社長，從事新聞工作30多年。他文思敏捷，以其豐富的歷史地理知識，用冬白、遜園、惜秋等筆名為各報撰寫評論和專欄文章。他撰寫的《台灣與大陸》，以大量事實闡發大陸與台灣同胞的歷史淵源及血緣關係，曾在《中華日報》連載。台灣編譯館修訂的高中公民課本內容，大多摘自《台灣與大陸》一書中的精義，以激發青年學生熱愛祖國的心志。

他曾以惜秋筆名撰寫歷史風雲人物，在《新生報》上連載，用講故事方式，把真實的歷史人物，寫得深入淺出、栩栩如生，受到各界讚賞。先後出版有：《戰國風雲人物》、《漢初風雲人物》兩書獲台灣新優良學術著作獎；《民初風雲人物》（上下冊）獲台灣文藝最佳傳記文學獎。還著有《蜀漢風雲人物》、《台海風雲人物》、《宋初風雲人物》等。

前幾年，台灣幾家電視台竟相播出“一代女皇”、“慈禧太后”歷史故事劇，很多與史實不符，對社會有不良影響，蔣君章撰文提出了批評，他認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可歌可泣、可資傳播的史實多的是，負社會教育重責的電視台，以追求利潤為取向，實不足取。

1957年以後，蔣君章先後在政治大學邊政系，台灣大學地理系，輔仁大學歷史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及軍法學校任教授，每周授課十多個小時，課餘時間則從事著作，先後撰寫出版有《國防地理》、《越南叢書》、《邊疆地理》、《經濟地理》、《中國地理》等書。1968年1月，因患心臟病治療休養，不得不辭去各校兼課，后專任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授，開邊疆地理、經濟地理、阿拉伯地理、馬來西亞地理等課程，並在輔仁大學講授地學通論課程。1977年，73歲的蔣君章退休后，仍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和民族社會學系授課，並受聘為“國史館”特約纂修，負責專書審訂及清史稿校注。期間他撰寫出版的《政治地理學原理》，獲台北市中正文化學術著作獎，《中國邊疆與國防》獲中山學術著作獎，以及《歷史地理學初論》等書。

蔣君章到了晚年，仍壯心不已，即使在疾病纏身的情況下，還辛勤筆耕，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他所完成的《辛亥叢談》、《開國叢書》、《世界軍略地理》、《傷逝集》都尚未出版。他在近20年間，共出版書籍有上百冊，刊登於海內外報刊的文章，達數千篇，其中《政治地理學原理》、《中國邊疆與國防》兩書，是他最滿意的著作，因為過去從來沒有人用地理學的觀點編寫過，這才真正是他自己的創作，他無愧為台灣十大作家之一。

蔣君章曾擔任台北市崇明同鄉會常務監事，他熱心支持同鄉會刊物《鄉情報導》創刊。他先後為《鄉情報導》寫過多篇鄉土人文方面稿件。他還希望同鄉會儘可能集賢進行《崇明縣誌》的編纂，為後代邑人有所稽考，稱這是功德無量的事。

1986年3月13日早上，82歲的蔣君章在等候校車赴政治大學時，不幸跌倒後腦受重傷，經醫院兩次手術救治無效，與世長辭。事發前，蔣君章為某刊物趕寫一篇稿件到深夜二點，他為了不耽誤授課，堅持抱著疲憊身軀去候車，以至暈倒罹難，他自始至終不脫一介書生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