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

1919年11月6日梁湘出生在廣東開平縣月山鎮博健鄉會龍里。

1926年7歲入私塾，入讀開平公益埠縣立小學和博健小學。

1936年年僅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副主任、中共遼寧省西安縣工委書記、西安縣縣長、中共瀋陽市區委書記。

1949年後，1955年1月至1964年8月任廣東省廣州市副市長；

1964年8月至1972年11月任中共韶關地委副書記；

1972年11月至1977年6月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第三屆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副書記）；

1977年6月至1981年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中共廣州市委第二書記；

1981年2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深圳市委第一書記；

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為副省級市，並成立中共深圳市經濟特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仍由梁湘任書記；成立深圳經濟特區人民政府，梁湘任市長。

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市長；

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

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1986年，成為《半月談》雜誌的封面人物，被推舉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之一；

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籌備組副組長；

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書記；

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書記、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1989年9月14日被撤銷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省委常委、委員和海南省省長職務。

1998年12月13日0點10分在廣州病逝。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南粵之子》一書中記錄了這樣的一個故事：1981年夏天，國畫大師劉海粟來深。他對梁湘說：“你梁湘在深圳特區率先推行市場經濟、引進外資，搞好了也會有人說你走的是復辟資本主義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會有人說你復辟資本主義！反正一頂大帽子正等著你去戴哩！”梁湘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為黨立功問心無愧，我什麼都不怕，千秋功罪，讓後人評說吧！”

輪椅背後的故事

梁湘晚年坐過的輪椅，輪椅是由梁湘晚年的醫生杜克義教授捐贈的。

杜教授是改革開放後來深圳工作的，自認為是梁湘改革的受益者，剛來深圳時他還想如果能親眼見到梁湘就好了。1994年前後，梁湘在深圳市福田醫院住院，杜克義沒想到自己成了梁湘的肛腸主治醫生，在梁湘治病的四年中，兩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當時醫院給梁湘安排了一張輪椅，一用就是四年，梁湘個子高，當時體重超過80公斤，輪椅舊得很快，梁湘也沒想到換，輪椅上的帆布破了的地方，梁湘的夫人用針線縫好繼續用，後來杜教授為了紀念梁湘收藏了這張舊輪椅。

那個仍處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國家規定“買醬油的錢不能用來買醋”。而梁湘“斗膽”拍板，要把“死錢用活”，自己擔保，向銀行貸款，把當時只能用來辦工業的貸款搞了基建，這種被認為“透支”的方式遭到內部通報批評。挨了批的梁湘沒停住腳步，他跟相關人員說：“你們大膽辦下去，如果錯了，要追究責任，由我來負責！”

1985年1月起，全國推行梁湘的做法——全國各地的基建投資由原來的國家撥款改為向建設銀行貸款。

招兵買馬 築巢引鳳

梁湘主政深圳之初，所擁有的將相兵馬才僅有2000餘人，寶安縣僅1名工程師。梁湘讓當時的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委常委劉波上廣州弄幾百人來，但沒人願意。之後深圳築巢引鳳，出台七條優惠政策。希望通過住房、工資、戶口等方面的優惠籠絡人才。

離職講話

1986年5月22日上午梁湘在市委大樓全市局以上幹部大會上的離職講話：“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願意死在這個地方”

我首先表示完全擁護中央和省委的決定。當然此時此刻我的心情也很不平靜，原因很多。我是很高興很放心的。有人曾經問我，深圳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我說：是年輕。著名詩人艾青來深圳時寫有這樣一段詩：“這裡是年輕的特區，年輕的城，年輕的事業，年輕的人。”胡耀邦同志1983年視察深圳時也說：“英雄出自少年郎！”現在，我們又看到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幹部充實到領導班子來，這是我們黨的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的表現。我已經是超期服役的年齡了，退下來，讓年輕同志接軌，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

遺囑

最後要說的一點，就是我個人今後的打算。我雖然退居二線，但我要做到“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因為共產黨人講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也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本色。當然，我在深圳工作了五年多，對特區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感情，對我們一起艱苦奮鬥的同志更有感情。因此，我還是留在這裡，定居在這裡，我時刻關心著特區的每一個發展，每個變化。還希望市長同志給我一個戶口。另外，在我未去之前，就此先立下遺囑，死後我的骨灰安放在梧桐山（李灝插話：梧桐山有幸埋忠骨！），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國的未來！智利大詩人聶魯達不是有這樣一段詩嗎？“如果必須生一千次，我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必須死一千次，我也願意死在這個地方”。現我就借用這段話來回答同志們對我的關心。

至於今後的生活，我要在這裡潛心讀書，因為過去實踐得多，學習時間太少，所以，在有生之年還是要好好讀書，特別是有關經濟學方面的。根據特區的經驗，很好地研究一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準備到內地、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走一走，看一看，搞些社會調查，吸收他們的經驗，這對研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有很大幫助的。

他是改革開放最早的試水者，也是一場世紀大變革的犧牲者。他是特區政府第一任市長，抱著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決心”來打深圳，是深圳人永遠懷念的“拓荒牛“。

思想解放，開拓創新

回溯到28年前的特區初立，“思想解放，開拓創新”彷彿就是她的空氣，充盈時精力充沛，缺失時頓陷委靡。梁湘、袁庚等先輩們在荊棘叢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用智慧、勇氣和擔當，掙脫束縛，打破樊籬殺出了一條中國改革開放的血路。自1979年，“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換來“蛇口這個試管嬰兒”誕生；到1981年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戰”，頂著“變天論”讓特區變模樣。歷史用“敢闖敢幹，敢為天下先”為深圳這座城市的氣質做了最好的註解。之後數年，特區在種種非議與責難中，歷經著前進、徘徊，又前進、再徘徊的螺旋。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特區成立將滿28年之際，在財富的積累日益厚重之後，早年那“寧可掉帽子”也要主動改革的先鋒之氣已漸失。

頂著主權帽子招標

特區的每一步都是艱難的。而梁湘總在無畏的一路逆風前行。深圳的第一座高層建築“國際商業大廈”，這個53層高的樓是深圳特區當年第一座高層建築。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這座大樓的施工。省建工部門把大樓的施工任務分配給了省內一家建築公司，但這家公司漫天要價，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漲價三次，它還按老辦法要特區提供基建材料的供應指標等。雙方本談好兩個月，已經打好樁的工地上青草已長了很高，施工卻仍未開始。梁湘聞此，大為惱火。“我就不信沒有張屠夫，我們就要吃帶毛豬？”他跟同事商量后拍板借鑒香港經驗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場公開招標。這樣的創舉等於把省里上級部門手中的權給弄沒了。在那個年代這簡直是在“八級大風中頂風行船”。

梁湘深知他面對的是一場什麼樣的困難，但他不肯後退半步。他鼓勵同事“改革是一場革命，不改革就沒有特區的前途。誰要阻擋特區改革的道路，就把誰撤掉！”不久，省基建部門負責人陪同國家建委一位副主任來到深圳特區，這位負責人對特區建設提出了8條意見，稱不準對港澳公司招投標，這是“主權問題”。

梁湘站起來講了一番話：“競爭促改革，競爭促進步，不管省內還是省外，誰能幹就該誰來干。特區要率先改革，就得讓省外的基建隊來參與投標，請港澳的建築公司進入特區投標。什麼叫國家主權？大家都清楚，請別拿大帽子嚇人！”這就是梁湘的性格，雖然60多了，卻依然生猛。老一輩的人今天想起這些還覺得很過癮。

頂著變天論建特區

在梁湘離開深圳領導崗位十年之後，深圳發展的基礎基本上還是梁湘和他的戰友們用巨大的手夯實的。

深圳特區應該辦成什麼樣子？這在當時誰也不清楚，也沒有先例可循。當時有意見認為是辦一個封閉式的加工區或辦一個“自由貿易區”，但範圍不要超過兩平方公里。在特區不知駛向何處時，梁湘用行動回答了特區的發展方向問題，在深圳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對深圳經濟發展提出“三個為主”。即產業以工業為主、資金以引進外資為主、產品以外銷為主。

但深圳一系列的變革換來“變天論”。“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著五星紅旗，一切都已資本主義了”，有人說“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一位從未來過深圳的老同志，聽說深圳“變天”的消息，竟號啕大哭，認為“流血犧牲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11月前後，中紀委派來了調查組。不久，北京有人發表文章《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然而，梁湘不為所動，仍請來了境內外逾百專家對剛剛擬出的《深圳經濟特區經濟發展的規劃大綱》進行評議。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大綱》印製。這份珍貴的文獻成了後來深圳的近十年的實踐大綱。

1982年1月，中央領導同志約見國家計委負責人，當年4月，北京還專門召開了有關深圳的會議，“仍然應該堅持計劃經濟”的論調，讓人開始懷疑特區還會不會繼續的擔心。直至1984年1月29日，視察了深圳的鄧小平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梁湘才渡過險灘，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