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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波
原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
侯波(1924.9.17—2017.11.26),女,山西夏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1944年在延安邊區中學、延安大學、延安女子大學學習;抗戰勝利以後,任東北電影製片廠攝影科長。1949年任北平電影製片廠攝影科長,同年調入中南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攝影科科長,為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專職攝影達12年之久,她用鏡頭記錄了叱吒風雲的共和國偉人們尤其是毛澤東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留下許多永恆而珍貴的歷史瞬間,后被被譽為“紅牆攝影師”;後任新華社新聞攝影編輯部記者、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
2008年,獲得首屆中華藝術金馬獎終身攝影成就獎。
2017年11月26日22時,侯波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2019年12月,在國際影藝聯盟、科梅伊市政府、達蓋爾基金會在法國科梅伊舉辦的“紀念攝影術誕生180周年”活動中,侯波、徐肖冰被評選為 攝影術誕生180年180人之一。
侯波,女,1924年9月17日出生於山西夏縣;14歲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安吳堡青訓班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延安邊區中學、延安大學、延安女子大學學習;1942年與著名攝影工作者徐肖冰(1916—2009)結為伉儷。
侯波
侯波拍攝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開國大典、國慶節、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地視察、會見各國元首和友好人士、接見全國各界著名人士、訪問城鄉人民群眾、主持黨中央的重要會議等活動的數以百計的珍貴照片;1957年隨毛澤東、宋慶齡等訪問蘇聯,1964年隨宋慶齡、周恩來等出國訪問,隨中國攝影代表團出訪英國與美國。
侯波曾當選中直機關黨代表、第四屆全國婦代會特邀代表,第三、四、五屆文代會代表,新華通訊社優秀黨員、中直機關巾幗英雄、個人標兵、全國婦聯“三八”紅旗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代表等。
自1986年起,侯波與丈夫徐肖冰在中國各地及日本、法國、英國舉辦過各類攝影作品展覽。
她拍攝的代表作品有《開國大典》、《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最高國務會議》、《毛主席在飛機上工作》、《毛主席與亞非拉朋友在一起》、《毛主席在北戴河》等;還有畫冊《永樂宮》、攝影作品集《路》(榮獲中國圖書一等獎、首屆全國優秀美術圖書獎金獎、首屆國家圖書獎),此外,她還榮獲文化部頒發的首屆造型藝術創作研究終身成就獎等。
2016年12月,當選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屆榮譽委員。
2019年12月29日“攝影術誕生180周年紀念活動”在現代攝影術發明者達蓋爾的故鄉——法國科梅伊市舉辦,中國多位攝影人獲得“攝影術誕生180年180人”榮譽稱號。侯波、徐肖冰名列其中。
中國著名女攝影家侯波於1924年出生於山西夏縣,但“侯波”並不是她的本名,出生時爺爺給她取名“閻千金”——按老百姓的說法,一個女孩就是一千金。後來,她上中條山參加革命隊伍時,當時在中條山工作、解放后曾做過雲南省委書記的孫雨亭給她改名“閻鋒”。
再後來到了延安,保安處周興處長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種女孩子氣,就讓她叫了“侯波”這樣一個男孩子的名字。“沒想到這一叫竟叫了一輩子,到現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實姓名。”
雖然爺爺沒念過書,但對讀書人很是尊敬,所以想盡辦法供養後代上學。侯波六七歲時,就跟著當教師的姑姑去離家30多里的學校念書,這個家雖然貧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還過得苦中有樂,直到侯波在太原一個礦上出苦力的父親,因聯合工友跟長期拖欠工人工資的資本家進行鬥爭被暗害后,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窮苦的泥沼。
侯波(右)與宋慶齡握手留影
回到家,侯波告訴了奶奶,奶奶二話沒說,摸索出一個小布包,裡面裝著四塊銀元。奶奶說:“孩子,以後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就這樣,侯波懷揣四塊銀元,投奔了中條山革命隊伍。不久,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開始在安吳堡西北青年戰時訓練班學習,由於她表現得積極、好學、上進,14歲時,面對著鮮紅的黨旗,侯波高舉起右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青訓班學習幾個月後,侯波來到延安,先是讀邊區中學,后又進了延安女子大學,先後上了7年學。當時許多中央領導都在延安大學講過課,侯波對延安大學的那一段生活特別留戀。
在這期間,她和身為攝影師的徐肖冰相識相戀,這也註定了她的一生要與攝影結緣。那時,侯波還不到18歲,是一個很秀氣、愛臉紅的姑娘。有一天,幾個女同學約她到延河邊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來,同學向侯波介紹說:“這是咱們團的大攝影師。”當時,侯波感到奇怪,“為什麼對我說這些?”後來才明白,是同學有意介紹他倆相識。
戰爭年代的愛情沒有那麼多的花前月下,兩人接觸一段時間后,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我們選了一個晚上,買了些紅棗,把平時積攢下來的饅頭切成片,曬乾當餅乾。大家聚在窯洞里為我們祝賀,就算結婚了。”侯波回憶到。
然而,這份樸實的愛卻經得起風雨的洗禮。“文革”期間,侯波被江青點名為“壞分子”、“假黨員”,下放到山西勞動改造。徐肖冰偷偷給侯波寄過幾次糧票,有一次還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首短詩,鼓勵侯波要相信黨和人民,一切問題終會得到解決。天冷了,徐肖冰又給侯波寄去棉鞋,細心的他還在鞋裡裝上了幾塊糖果。那年月,糖果是很稀罕的東西,造反派不僅沒收了糖果,還訓了侯波一頓。雖然沒吃到糖果,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愛惜自己的身體。那個年代不興說什麼愛不愛的,可這不是愛又是什麼呢?”
抗戰結束后,侯波跟著徐肖冰來到當時位於鶴崗的東北電影製片廠(現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並被分配在攝影科當科長。
從這時起,侯波開始學起了攝影,“後來隨著工作的需要,拍攝難度越來越大,機器也更複雜了,有問題時,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請教,取景、採光、洗印等等,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
東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進了北平電影製片廠,任照相科科長。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開始后,侯波開始到中南海攝影。這期間,侯波參加了一些重大活動的攝影,如政協籌備會議的中共代表團成員的合影,第一屆政協會議全體女委員合影的拍攝工作。
一天,時任毛澤東機要室主任的葉子龍與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找侯波談話,告訴她組織上決定調她進中南海,擔任新成立的攝影科科長,專門負責為國家領導人拍照,包括領導人參加的各種活動,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攝,而且是以拍攝毛主席的活動為主。
此後,在近30年的時間裡,侯波夫婦倆拍攝了無數張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澤東在韶山”、“毛澤東和亞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攝中南海12年,拍照、沖洗、整理資料,侯波一個人全包了下來。“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電話,人和攝影器材都時刻保持著一聲令下立即行動的狀態。”
侯波說:“做了這麼多年的攝影工作后,我悟到了一個道理:我在為偉人尋找背景拍攝的時候,偉人們已經做了我的‘背景’;在他們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記錄下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瞬間。中國有許多優秀的攝影師,由於歷史的偏愛,我才能成為這樣一個幸運者。”對侯波來說,那段給領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說是人生寶貴的饋贈。
在中南海記錄領袖的日子裡,侯波每天都守候在電話機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攝影包就出發。“不過有時也會遇到麻煩,就是領袖們不愛拍照。於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機藏起來拍。”
徐肖冰、侯波夫婦在中南海警衛局攝影科一干就是十二年;1961年夏天中南海人員輪換,徐肖冰調到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工作;侯波調到新華社攝影部工作。
在這十幾年時間,侯波拍攝了《開國大典》、《國慶節》、《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和毛澤東會見各國元首、友好人士、接見全國各界著名人士等幾千幅珍貴歷史照片。徐肖冰參加攝製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等蒞平》、《開國大典》、《解放了的中國》、《抗美援朝第一輯》和《人定勝天》等膾炙人口的新聞紀錄片。
侯波攝影作品精選
之後,被下放到山西省永濟縣新華社幹校改造。臨走前,她被允許回家一次。陰霾的天氣罩在侯波的心頭。她的罪名是“投靠資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她不明白,她僅是一名歷史真實的記錄者,始終牢記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的教導,怎麼成了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分子!徐肖冰在監管人員監督下為她做了分離的午餐。她沒有一絲胃口,沒吃一口,含淚與丈夫話別。
1973年山西永濟新華社幹校解散,她被送回新華社印刷廠車間繼續勞動改造。在車間她做了八年膠片漂水工。在寒冷的冬季,她的雙手腫脹的如同十根胡蘿蔔,但是,她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我對得起人民,我對得起黨,我的問題一定能夠澄清!
1977年的春天是個遲到的春天。黨組織對侯波的定論是:侯波同志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她被安派到新華社圖書館工作。當時的圖書館百廢待興,侯波用兩年時間把圖書館治理得井井有條。1983年她離休離開她最後的工作崗位。
兩位老人離休后,始終把教育少年兒童作為希望工程來做。只要有益於少年兒童的事情、活動,他們都積極參加。他們先後擔任北京三里屯小學少年攝影學校、浙江紹興、臨安市一些青少年攝影學校的顧問,只要有益青少年的事情,他們就無償奉獻。
1986年9月25日,中國攝影家協會主辦的侯波徐肖冰攝影展《偉大的歷史紀錄》開幕。這些照片用鏡頭真實記錄了中國革命的風雨歷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也展示了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場面,留下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動人瞬間,成為中國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資料。
1988年,他們應邀在日本東京舉辦的“日本戰犯在中國”的圖片展中,在日本的青少年中產生了很大反響。一些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跪倒在他們面前,痛哭謝罪致歉。
徐肖冰、侯波夫婦,這對相濡以沫革命六十多年的伴侶,他們既真實地記錄著新中國的歷史,也印證著自己的精神理念。
徐肖冰、侯波新婚合影(1942年)
在中國攝影界,侯波和徐肖冰是一對聞名遐邇的影壇伉儷;他們二人在20世紀30年代相繼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他們懷著對革命的赤誠和理想的追求,長期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專職攝影師,真實地記載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革命發展的風雲歷程,記錄了老一輩革命家戎馬倥傯、嘔心瀝血的動人瞬間。
侯波夫婦將他們的攝影作品結集出版,並取名為《路》;他們認為取名為《路》,就是想告訴青少年,中華民族是靠共產黨領導,走了社會主義道路,才擺脫了落後挨打的地位,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現在靠走對了改革開放的路,我們的國家才越來越富強。
《非常人物尋常時》侯波攝影集
她鏡頭前的那個人是如此有名。但是,很久沒人知道她。她的名字不允許出現在照片上。偉人把巨大的影子長久地投射到她身上,使她成了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無名攝影師。直到21世紀的一天,她忽然從鏡頭後面走出來,同她所拍攝的照片一起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於是,人們驚詫卻又有些失望地發現,這位神秘的“中南海攝影師”,原來是個瘦小、溫和、本分的女人。就是這個名叫侯波的女人,用鏡頭塑造了毛澤東。就是為了她所拍攝的那些極具歷史意義的影像,世界攝影界中享有盛譽的英國倫敦攝影師畫廊決定,在4月7日舉辦題為“偉人毛澤東——侯波個人攝影展”,以此向這位80歲的攝影師表達敬意。
這次展覽為期一個月,無論毛澤東活著或逝世后,在西方世界,如此的專題展覽,是罕有的。10餘家西方主流媒體將對此進行報道,並對侯波進行專訪。
矮小而堅定的侯波對攝影說不出什麼理論,也從不玩花里胡哨的技術。她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誠與溫和的浪漫情緒,深入被拍攝者的內心。侯波常年用的是一部德國羅萊照相機,同她的人一樣簡約、忠誠、精確。
《毛澤東和頑童》,是侯波作品中鮮為人知卻最動人的一幅。影像中的毛澤東,剛從湘江游泳上岸,赤裸的雙腿沾滿了湘江的淤泥。一件條紋的毛巾浴衣散漫地裹著他發福的身體。毛澤東愜意地抽著香煙,像普通人家偶爾在兒孫面前露出笑容的威嚴祖父,同一個頑童逗樂。
此時此刻,摁下快門的女攝影師卻滿身糞土。毛澤東在水裡怡然自得地嬉水,侯波這隻旱鴨子在岸上時前進時後退地抓拍鏡頭。結果,只看取景框的女人,掉進了身後的糞坑。等人把她從糞池中撈起來,毛澤東已經上岸。侯波來不及清洗乾淨,緊跟著毛澤東進到了一個庄稼人的院子。“周圍的群眾見來了一個陌生的胖子,還抽煙,就過去看。那個小孩子也在中間。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只想著不能漏拍了有趣的場面。”——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耄耋之年的侯波臉上竟然露出了一抹羞色。
侯波在1958年那個春天拍攝這張照片時,其實已經達到了她個人創作的另一個境界。這張照片意義非常。它是在億萬百姓心中被奉為神的領袖回到凡界的代表作。遺憾的是,這張照片在灰暗的資料庫里沉睡了差不多30年。因為,領袖公開的形象必須是嚴肅、深邃、衣冠楚楚的。
1924年出生在山西夏縣一戶農家的侯波,原名叫閻峰。在太原煤礦做事的父親,領人鬧罷工,在回家路上被殺了。閻峰14歲到延安后,乾的事很機密,連自己家的人也不能講。為了保密需要,上級把她名字改成了侯波。在那倒映著巍巍寶塔的延河的旁邊,她認識了後來的伴侶徐肖冰。從燈紅酒綠的上海來的徐肖冰,曾跟著中國第一代電影導演吳印咸學會了拍電影、拍照片。他把攝影技術傳授給了侯波。這門來自西方的技術,最終把東方鄉村的少女,引領進共和國領袖的生活。
在很大程度上,侯波的一生是為毛澤東生活著的。她是他惟一的私人攝影師。他和高層人員商討國家大事,她要在場;他上山下鄉,暢遊長江,她要跟著。1956年5月下旬,在廣州開會的毛澤東忽然提出要去武漢長江游泳。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極力勸止,說是水流湍急,還有水獸。侯波說:“毛澤東主意一定,是誰也勸不住的。”1956年5月31日下午2點左右,毛澤東在蛇山腳下、武漢長江大橋的橋墩處下了水,一口氣游兩個多小時,遊程達30多公里。當時,坊間正流傳有關毛澤東身體染恙的小道消息。這張《毛主席暢遊長江》照片,一夜間把62歲的毛澤東推到了永垂不朽的位置上。
毛澤東出行,必有很多隨同,所到之處必是前呼後擁。而攝影師本人,必被忽略。於是,侯波只好在眾多警惕的衛士中,在歡呼的群眾中,鑽來鑽去找角度。狼狽的事時有發生。50年代,毛澤東在河南農村看棉花豐收。棉農們、地方官員們形成了幾道人牆,把毛澤東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視線外。終於,她看見了堆積成山的棉花,就踩著囤積棉花的圍子往上爬,上去后,忽悠一下陷進了棉花堆。正同棉農交談的毛澤東忽聽得侯波的尖叫聲,樂了,跟周圍人說,侯波掉進去了,去把她拉上來。
懷揣著常人的敏感,侯波對毛澤東微妙情緒變化的了解,幾乎到了細緻入微的程度。如果晚上沒有休息好,他看上去就氣嘟嘟的。這時候,侯波是不敢舉相機的,“不用拿出相機,主席就會沖我發火。”
但是,有時候你並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對你發火。侯波一直想拍一張毛澤東看書的照片。
一次,毛澤東的侍衛長李銀橋告訴侯波,老人家休息得很好,正在書房看書呢,等侯波扛著攝影器材過去時,就聽見毛澤東拍著桌子,對一個將軍大聲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來見我。”侯波心想,別自找苦吃了,撤吧。還沒等她轉身溜走,毛澤東就沖她吼起來:“幹什麼,沒看見我有客人嗎?”
在她為毛澤東拍攝的幾千張照片中,舉世聞名的《開國大典》是侯波本人最鍾愛的作品。從嚴格的攝影意義看,這張照片無論從構圖還是光效,都不是她的佳作,然而卻是最具政治意義的一張。
2003年,在法國阿爾勒國際攝影節上,放映了法國電視5台拍攝的有關侯波的紀錄片。當侯波顫顫悠悠地走上台時,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攝影師,全體起立鼓掌10分鐘,為這位中國老太太的質樸而有歷史價值的照片,更為她質樸、不事張揚的精神。她目前是世界攝影圈內最著名的兩位中國攝影師之一。作為一個攝影師,侯波的名字永遠和毛澤東聯在一起。
侯波、徐肖冰在北京鳥巢合影(2008年)
徐肖冰1916年出生於桐鄉市梧桐鎮廟橋街財神弄內,青年時期即參加革命,1937年在山西太原經周恩來介紹參加八路軍去了延安,在抗戰時期,他馳騁在華北解放區,拍攝過《延安與八路軍》、《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等紀錄片和照片。全國解放后,他擔任新聞電影的領導工作,是我國新聞紀錄電影的奠基者之一。他曾經參加了《解放了的中國》、《抗美援朝》(第一輯)等紀錄片的攝製,並在國際上多次獲獎。
侯波和徐肖冰倆從延安時期起,就以攝影機、照相機為武器,為我們留下大量文獻史料價值的紀錄片和照片。兩位老人退休之後,決定將他們一生創作的珍貴電影作品、攝影作品以及收藏品共2700多件,全部捐獻給故鄉。桐鄉市政府根據倆老的桑梓之情,決定建造這個全國首家以攝影家名字命名的攝影藝術館,並於1993年12月10日正式對外開放。
徐肖冰、侯波夫婦在家中(2009年)
其中如《毛澤東、朱德在七大會議上》、《開國大典》、《南京解放》等,都是具有文獻價值的珍品。另有一個小展廳,展出倆老在延安時期使用過的電影攝影機、照片放大機,以及毛澤東、宋慶齡、董必武、郭沫若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手跡,另外還有各個時期的獎狀、榮譽證書。除展廳之外,藝術館還設有講堂、暗房、庫房等配套設施。庫房中收藏有倆老捐獻的珍貴攝影藝術作品700多幅,電影作品30多部,中外攝影畫冊和有關圖書2000多冊,這些藏品具有較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