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錐指

過去封建時代讀書人最企盼的前途是通過科舉謀得社會地位，十年寒窗，含辛茹苦，一旦高中，就飛黃騰達，榮宗耀祖，即使不做官，在社會上也高人一等。如果命運不佳，屢試不爽，則往往就意志消沉，為了生存，教個蒙館，默默無聞，也就此潦倒終身。在封建社會裡讀書人想通過科舉實現自己的價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人的秉性各異，有的人做官未必會有什麼政績，干別的也許還能展其所長。所以有時科舉失敗未必是壞事，如能靜下心來，在別處下一番功夫，同樣可以做出對社會有貢獻的成績。我這裡想介紹一位清代著名經學家胡渭在科場失意后專註學術的事迹。

胡渭，原名渭生，字朏明，晚號東樵。浙江德清人。明崇禎六年（1633）出生在一個世代科舉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是進士，做過廣東順德令，祖父是諸生，父親是舉人。所以胡渭從小就認為科舉是他長大后的必由之路。崇禎十七年，胡渭十二歲，父親死了，隨母親避亂於浙西山區。母親是他的啟蒙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清順治四年，胡渭十五歲，成為縣學生，於是“專攻制義，苦心鑽研，寒暑不輟”。希望在科舉上有所發展，無奈命運不佳，屢試不第。到康熙十五年(1676)他的從侄胡會恩以進士第二名及第，而他已過不惑之年，還是一個老秀才。不久就在大學士馮溥家裡教館。康熙十七年，朝廷開博學鴻詞科，馮溥想推薦胡渭應詔，胡渭堅辭不就。旁人因胡渭是當今相國公子的老師，為避嫌而不應就。不料最後看到的推薦名單里卻沒有胡渭的名字，這對胡渭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此決意科舉，專攻經義。康熙二十一年，馮溥退休。胡渭又館於相國徐乾學府。在京師的幾年裡，與當代一時名選朱彝尊、毛奇齡、吳任臣、閻若璩、李振裕、萬斯同等過從甚密，切磋學問，大有裨益。康熙二十九年又應徐乾學之邀，去蘇州洞庭東山參加《大清一統志》的編纂。這一年胡渭已經五十八歲了。

參與纂修《大清一統志》的短短的兩年多時間，對胡渭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當時胡渭認為歷來注經家對《尚書·禹貢篇》註釋有不少錯誤和缺漏，有志對這篇傳世佳作重新做一番整理。與胡渭一起參加編修工作的有顧祖禹、黃儀、閻若璩、查慎行等對沿革地理學有很深修養的學者，正好共相切磋，悉心就教。同時由於朝廷對纂修《大清一統志》的支持，“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可以廣泛收集資料。胡渭真是如魚得水，開始了對《禹貢》的系統研究。

《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雖僅有1193個字，但歷來被奉為我國“古今地理志之祖”。它假託大禹治水后的政治區劃，實際上是地理區劃，將全國分為九州，並分別記述了這九個區劃的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賦以及交通道路等，此外，還羅列了我國主要山脈、河流的走向和流經，中原地區以外五個不同層次區域與中央的關係等等，是我國最早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區域地理著作。因為它是經書中的一篇，歷來研究者不下數十百家。除了鄭玄、馬融、王肅、孔潁達、蔡沈等一些著名經學家外，歷代註釋、疏證者不可勝數。對其中的文字、名物、制度、地理的考訂，旁徵博引、盈篇累牘，雖各有所見，總不免顯得疊床架屋，過於煩瑣。總的來說，其缺點是主要著重於從儒家經典的角度來研究，或“僅以資科舉而已”，而沒有將其看成是一部完整的區域地理著作。胡渭利用編纂《大清一統志》能夠看到國家圖書館藏書的機會，收集了大量歷代地理資料，進行細緻的考訂研究，最後寫成了一部二十卷四十餘萬言的專著，取《莊子·秋水篇》“以管窺天，以錐指地”之意，定名《禹貢錐指》。

這部書的貢獻大致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是彙集了 前人研究《禹貢》所有成果，包括自東漢以來直至明末清初諸家的詮注；特別注意利用自《史記·河渠書》以下歷代正史河渠志、《水經注》以後歷代河渠水利專著，還有《元和郡縣誌》以下歷代總志、方誌來印證《禹貢》時代的地理。除歷代註疏、地理專著外，“凡古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真是做到博採群書，薈萃眾說。對歷代諸家歧異之說，力求取得統一的說法；對承訛襲謬者，則加以匡正。同時還延伸到對歷代山川陵谷變遷的研究，體大精深，蔚然可觀。所以說它是歷代研究《禹貢》的集大成著作，決不過譽。

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創見。在廣泛收集了前人的傳注，經過自己的參驗辨異，定其是非，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非可與一般解經者齊論。例如對《禹貢》九州方域的定位，對“九河”形威的看法，對“灉、沮會同”的解釋，對“浮於淮泗，達於河”的“河”，應作“菏”的結論等等，都較前人高出一籌。

三是對歷代 河流變遷、水利興衰特為關注。胡渭註釋《禹貢》某水不僅指出即今某水而已，而是將該水變遷和水利興衰都作全面的論述。讀者不僅了解了《禹貢》時代某水的面貌，同時對戰國以來該水的歷代變遷、水利興衰以及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例如釋冀州“衡漳”不僅指出即為漳水，還從戰國魏西門豹、史起修漳水十二渠“以富河內”開始，記述曹魏、北朝、唐宋引漳灌溉工程的興衰更替，強調“漳水之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修，溝逆地防，水屬不理孫(通遜，即順)，則有害矣。”並指出明正德年間，漳水自安陽南決，“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汗萊，其為害不亦大乎!”註釋河北平原上的滱水(今唐河)、滹沱河，強調宋代以後由於北方邊防塘泊的修築，造成河流的變遷，說明人類不合理的活動影響環境的變化。釋“三江”又連帶探討太湖流域水利興衰和吳淞江堙廢的原因和後果。特別用力的是對歷代黃河變遷的研究。黃河自古為害頻繁，善決善徙，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粗略統計就有一千五百餘次，北達海河，南抵淮河的廣大黃淮海平原皆罹其害。胡渭認為“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其書“導河”一節和《附論歷代流徙》兩部分佔了很大篇幅。他深入研究了黃河上中下游各河段的變遷，並有中肯的分析，特別是對下遊河道自禹河以來至元明變遷歸納為五大徙，即周定王五年、王莽始建三年、北宋慶曆八年、金明昌五年、元至元中五次。這五大徙說對後代影響極大，此後二百數十年講黃河歷史的一般都採用此說，直至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論著仍沿用五大徙說，不過加上清咸豐五年銅瓦廂改道一次變成了六大徙。可見其影響之深。同時對元明以來治黃主要為了保運的政策提出了批評，認為這是黃河“東沖西決，卒無寧歲”的根本原因。這種對時弊針砭的態度已非一般注經者所及。胡渭對自己的黃河研究頗為得意，他說：“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錢大昕在評論胡渭的黃河研究時曾說：“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為民生國計所系。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為圖以表之，其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

四是對歷代各地區產業和經濟開發的關注。《禹貢》各州記有貢物，反映了戰國時代各地的產業，以往經學家主要著眼於名物的考訂，而胡渭則進一步詳述戰國時代以後各歷史時期該物產在本州及其他各州的生產情況和變遷。如講到兗州“桑土既蠶”，即論及黃河下游地區古代以來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在提到豫州貢物紵麻時時，指出古代豫州是紵麻的主要產地，唐以後種植地域南移至長江中下游地區，胡渭認為是“古今風土之變”。揚州在古代地勢低下，沼澤密布，開發較晚，故田列為九等、賦七等。兩晉以後，揚州逐漸開發，尤其是唐宋時期大量水田的開闢，東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重心，國家賦稅所出。為了增加糧食生產，太湖地區圍湖造田，蔚為風氣，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胡渭對五代兩宋以來，蘇松常嘉湖五府圍湖造田之害、吳淞江淤塞的緣由，均有詳細的論述。並對宋、明人對東南水災日甚、田賦日增的不滿，深表同情，並云：“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拯之，使民登於衽席；溺於賦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為之曠然一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跡，而賦不失壤之規，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這是胡渭對時政的批評，顯然其志而遠非限於注經而已。

《禹貢錐指》成書於康熙三十六年，時胡渭六十五歲，真可謂大器晚成了。康熙四十一年書在蘇州刻成，四十四年由李振裕、查士升呈獻給玄燁。同年三月康熙南巡，駐蹕蘇州。胡渭親自攜書呈獻，得到康熙的嘉獎，贈御書詩扇及匾額“耆年篤學”四字。胡渭以七十三歲的老翁得此殊榮，一時名聲大噪，傾倒士林。我們今天稱道的倒不是他當年受到的榮寵，主要是說這部《禹貢錐指》的學術價值是很高的，其內容非僅限於注經，而是延伸及歷代國民生計的許多問題，直至近三百年後的今天，還是我們研究《禹貢》和歷史地理的必讀書。雖然其中個別論斷經現代科學證明是錯誤的，但總的說來，如今還沒有一部全面研究《禹貢》的著作可以代替它。就是這部書奠定了胡渭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嘉慶《杭州府志》卷8本傳：“國朝浙江治經學者，鄞縣萬斯大、蕭山毛奇齡、嘉興徐嘉、秀水朱彝尊，核其撰述，渭為稱首。”梁啟超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他的學風，不尚泛博，專就一個問題作窄而深的研究，開後人法門不少。幾部書中，後人最推重的是《禹貢錐指》。這部書雖然有許多錯處，但精勤搜討，開後來研究地理沿革的專門學問，價值當然也不可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