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亞非學會

1985年5月，中國亞非學會在北京召開理事會擴大會議，討論、修改章程，健全領導機構，登記和發展會員，籌備召開第2屆會員代表會議。

1986年3月10-12日，中國亞非學會在北京召開第2屆會員代表會議，修改、通過了新的學會章程，提出學會今後的活動內容，選舉產生由50人組成的新理事會。

1990年10月24?27日，中國亞非學會在北京舉行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討論會，大會由副會長季羨林主持。著名法學家、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顧問張友漁出席大會。正在我國訪問的非洲統一組織秘書長薩利姆艾哈默德薩利姆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講。外交部副部長楊 福昌在大會上作亞非地區形勢報告。薛謀洪教授作"來自西太平洋的經濟機會和挑戰"的報告。學會秘書長柯蒂向大會報告第2屆理事會工作。大會選出由60人組成的第3屆理事會。

1992年4月20日，中國亞非學會在北京天地大廈召開會議，慶祝中國亞非學會成立30周年。出席慶祝大會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雷潔瓊，外交部部長助理李肇星，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劉述卿，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李慎之，學會顧問張香山、吳廷?，學會領導、在京理事和會員，共計150人。

1994年10月28?29日，中國亞非學會在北京舉行了第4次會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會長季羨林，副會長劉春、林華軒、葛佶、何肇發，學會理事和來自全國各地的會員代表，共計100多人。大會選出由75人組成的第4屆理事會，並推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

1996年亞非學會又舉辦了兩次大型會議，一次是在南京舉辦"亞非國家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經驗教訓"學術研討會；另一次是發起舉辦"第1屆中國阿拉伯經濟研討會"，阿拉伯國家駐華使團參加了會議。

1998年6月開始，中國亞非學會按照國家民政部的要求進行整頓，籌集了10萬元註冊資金，設立了賬戶，修改了學會章程，調整了學會領導機構成員，於2000年1月20日重新登記註冊。

中國亞非學會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於2005年4月20-21日在北京華僑大廈會議廳隆重舉行。出席此次大會的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中國交流協會會長李成仁、外交部原副部長楊福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王運澤、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所長楊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戰略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外交學院、西北大學、雲南大學、湘潭大學、內蒙古民族大學等國家機關、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和中國亞非學會理事、會員代表共80餘人出席了會議。

大會主要議題是總結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工作，選舉第五屆理事會和新的領導班子，舉辦“紀念萬隆會議召開50周年暨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回顧及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所長張宏明主持。中國亞非學會常務副會長楊光代表第四屆理事會作了《中國亞非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工作報告》。報告回顧和總結了第四屆理事會在全體會員的支持下，充分運用學會所擁有的豐富學術資源和學科優勢，緊緊圍繞亞非國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和我國民眾關注的熱點議題舉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與交流活動。通過開展這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學術活動，不僅達到了“交流信息、開拓視野、貢獻卓識”的目的，而且為國家的建設事業獻計獻策，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報告介紹了多年來學會廣大同仁克服困難，開拓前進，積極探索學術交流活動的新模式和新途徑，充分發揮學會的優良傳統，為辦好這個全國性學術團體積累了有益的經驗。該報告還就新時期如何進一步做好學會的工作，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研討活動以及多渠道籌措資金等事項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大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國亞非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並對第四屆理事會所做的各項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按照學會章程，大會選舉產生了由50名理事組成的第五屆理事會，並召開了第五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中國交流協會會長李成仁當選為中國亞非學會第五屆會長。理事會還對今後學會的工作設想與安排進行了討論。強調“立足亞非，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重要性，加強橫向聯繫，密切關注諸如“亞非國家執政黨與執政能力建設”、“亞非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的經驗”、“能源戰略與能源外交”、“地區穩定與安全合作”等重大現實問題。提出每年舉行1~2次學術研討活動，同時，通過網路展示學會動態，進一步增強學會服務社會的功能。

新當選的學會會長李成仁同志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指出，在萬隆會議50周年之際召開中國亞非學會會員代表大會有著特殊的意義。亞非地區有90多個國家，約佔聯合國成員國的一半，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加強同亞非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一直是我國外交的基石。開展不同層次的交往與合作，有利於增進友誼、加深了解，推動與亞非國家間關係的深入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中國亞非學會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立足亞非，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是中國亞非學會的辦會宗旨。中國亞非學會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開展學術研究交流的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亞非學會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充分發揮學會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的基礎上，可以大有作為，發揮重要的作用。學會應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更好地結合中國改革開放和國際鬥爭的需要開展研究工作，在繁榮科學研究的同時，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李成仁會長進一步強調，一個學術團體的生命力就在於開展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活動；研究是生命之源、存在的基礎，交流是活力的體現，兩者相互促進，不可或缺。因此，只有加強學術研究和交流，學會的生命力才會更強，才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李成仁會長還就“中日民間團體東京集會與中日關係現狀”作了專題報告。他介紹了中、日兩國60家民間團體於2005年4月12日在東京召開會議，聯合發表了《和平與睦鄰呼籲書》，強調為推動中日兩國政府改善關係創造條件。李會長結合在日本進行實地調研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分析了當前日本國的政情和民情、日本國民心態、日本各階層對華態度、日本右翼勢力在該國政治生活以及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本各大主流媒體的基本傾向及其動向等重要問題。他認為，目前的中日關係仍然表現出“經熱、政冷”，兩國關係正處在十字路口。這種局面的出現有著深層次的原因：第一，日本右翼勢力的上升並逐步掌權，損害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第二，日本懼怕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對中國的崛起存在著不平衡心理。第三，美國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日本將日美關係看作是對外關係的基軸，日美之間相互利用，存在著遏制中國的圖謀。他指出，從中日關係大局著眼，必須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原則，歷史問題只能在中日關係發展的大局中逐步解決。同時，應當正確把握和處理好中日關係，本著“友好相處，合作共贏”的精神，做更為細緻的工作，開展多層次交流，防止中日關係繼續惡化。李成仁先生的專題報告信息量大，分析透徹，切中現實，對認識和把握中日關係有著重要的意義，深受與會專家學者們的好評。

2008年4月21日，值“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召開50周年之際，中國亞非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共同舉行了“紀念萬隆會議召開50周年暨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回顧及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萬隆會議的亞非國家駐華使節和中國亞非學會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的會議代表以及在京的亞非問題專家學者100人出席了研討會併發言。會議圍繞亞非會議的歷史地位、“萬隆精神”、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外交部楊福昌大使作了題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及中國同它們的關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陸庭恩教授作了“萬隆會議——推動國際關係發展的強大動力”、中國戰略學會趙國忠研究員作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友好合作關係源遠流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陳公元教授作了“鄭和下‘西洋’與中非友誼”、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楊立華教授作了“發揚萬隆精神，加強中非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陸建人教授作了“中國與東盟的關係及合作”的精彩演講；印度尼西亞駐華參贊胡祖光、敘利亞駐華大使穆罕默德•海伊爾•瓦迪、埃及駐華大使阿里•侯塞穆丁•希夫尼、烏干達駐華大使菲利浦•伊德羅等也先後在研討會上作了專題發言。研討會會場氣氛熱烈，發言者回顧和總結亞非人民團結求發展的光榮傳統和寶貴經驗，同時探討了在新的歷史時期亞非人民團結合作，實現共贏，進一步走向繁榮的途徑、方式和構想。這使得研討會既具有學術性，又具有前瞻性和咨政意義，從而取得了圓滿成功。

東方學研究亞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區的歷史、經濟、語言、文學、藝術及其他物質、精神文化的綜合性學科。

東方學產生於近代西方。16 世紀末～18世紀是東方學的醞釀階段。首先是一些歐洲商人、傳教士和其他最初到東方傳教、貿易和探險的人員編寫的關於東方各國的記載。如門多薩關於中國的記載（1858）、歐利里阿斯關於波斯的記載（1647）等。16世紀末的巴黎大學、17世紀牛津大學都開設近東語言課程。牛津大學首任阿拉伯語教授愛德華·波考克（1604～1691）著《阿拉伯史綱》，開阿拉伯研究先河。17世紀末歐洲一些大學收集了大量東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據東方資料編成的系統著作。如戴爾倍羅等人編訂的《東方文庫》等。18世紀東方語言學獲得發展，東方經典的準確譯本出版：加蘭譯《 一千零一夜 》 、雷孝思譯《易經》、喬治·賽爾譯《古蘭經》、杜·伯隆譯《阿維斯塔》、哈爾赫德譯《摩奴法典》。英國學者瓊斯開始東方語言的比較研究。西方創辦了一些研究東方語言的專門學校，如維也納東方語言學院、巴黎現代東方語言學校。

19世紀是東方學的確立時期。在前一階段東方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東方學研究的眾多方面都有突破和發展。系列考古發現和東方古代銘文的解讀，是東方學確立的基礎之一。格羅特芬德對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譯（1802），羅林遜對亞述、巴比倫楔形文字的解讀，高波利翁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發現（1822）以及多次對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小亞細亞、印度、中國考古都取得成果。東方語言學發展成熟，大型東方語言辭典、自成系統的語法著作陸續出版。如《英華字典》（6卷）、《梵文字典》(7卷)、《阿英詞典》（8 卷）、《 中俄大辭典 》、《梵文文法》、《漢文典》等。東方歷史研究也是19世紀東方學頗有成就的領域。在搜集東方史料的基礎上撰寫東方通史著作的學者有羅林遜、敦克爾、勒諾爾曼、馬伯樂等。東方學確立的主要標誌是各國東方學研究組織的建立和國際東方學會議的召開。巴黎的亞洲學會、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美國的東方協會、萊比錫的德意志東方學會等在19世紀初期相繼成立。1873年世界東方學家代表齊集巴黎舉行第一屆國際東方學會議，以後每隔3～4年召開一次。

20 世紀，東方國家的一批學者加入東方學的研究隊伍，以不同於西方東方學界的民族視野研究東方學，以其材料充實的研究成果而異軍突起。一些研究領域呈現出繁榮局面。如敦煌學研究成為國際性的熱門。漢學、中東學、日本學由於 20 世紀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成為顯赫之學。沙畹（1865～1918）的漢學著作、戴密微的敦煌學研究成果、漢密爾頓·吉布的《 阿拉伯文學史 》 、瓦特的《穆罕默德：先知和政治家》、陶德的《拉賈斯坦編年史與文物》、溫德尼茨的《印度文學史》、謝爾巴茨基的《印度邏輯》等都是東方學的重要論著。

東方學家的國際性合作研究是20 世紀東方學的新發展。如《伊斯蘭百科全書》就是西方各國伊斯蘭-阿拉伯學者通力合作的產物。1942年出版了 4 卷本，然後各自根據已取得的學術成果進行專題研究，提供基本書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編寫的 3 卷中大部分詞條是專門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1954年又在英、法、德學者的主持下修訂，自1960年陸續出版各卷，彙集了20世紀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1993年在香港舉行第34屆東方學國際會議。世界各國的東方學家聚會香港，就中國踏進21世紀的門檻、珠江三角洲；潛力與機會、亞洲科技史、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東亞公民社會與停滯不前因素、敦煌研究、絲綢之路研究、佛教與佛學研究等課題展開深入討論。

東方學實際上是一個學科群體。從學科領域看，有東方歷史、東方語言、東方文學、東方藝術、東方宗教、東方哲學、東方經濟、東方社會等分支學科。從研究區域看，有中國學（漢學）、西夏學、敦煌學、藏學、埃及學、赫梯學、亞述學、伊朗學、阿拉伯學、中東學、日本學、印度學、朝鮮學等分支學科。

中國東方學 中國在同亞非人民長期交往中積累了豐富的史料。唐代玄奘出使印度，著有《大唐西域記》；杜環出使西亞北非，著有《經行記》。二書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近東的重要資料。元代汪大淵兩次遊歷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地，著《島夷志略》。明代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訪問了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的20多個國家，其隨員馬歡、費信和鞏珍分別撰寫《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是研究亞非政治、經濟、文化的珍貴資料。官修《二十四史》中不乏亞非地區或某一國家的專門記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東方學的研究內容由過去的語言、歷史、文化、哲學、宗教發展到當代亞非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的全面研究。敦煌學、西藏學的基地在中國，其研究水平處於當代世界的前列。對其他領域的研究，中國的東方學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以後，國內相繼成立了一些專門的東方研究機構。1956年成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所設西亞、北非組，主要研究當代中東的政治、對外關係、社會狀況和經濟等問題。1959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籌建亞非研究所。1962年在北京成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國亞非學會。中國亞非學會和亞非研究所合辦《亞非譯叢》等刊物。1964年北京大學設亞非研究所。80年代以後，有關東方學的各種學會和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北京大學設有東方文化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朝鮮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有關期刊有《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阿拉伯世界》、《西亞·北非》、《日本研究》、《東方叢刊》等。

東方學的發展趨勢有幾點比較明顯：① 東、西方學者的真誠合作。②學術中心的逐漸東移。③由古代東方文化的研究轉向東方現實問題的研究。④研究視野的拓展，通過東、西方文明比較研究，豐富、深化東方學的內容。東方學雖然已有 400餘年的歷史，但學科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缺少統攝各分支學科的宏觀理論研究和把握；學科研究不平衡，明顯重亞洲，輕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