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澄之

1916年，李澄之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

1919年秋考入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

1923年畢業后留校任助教並任英語講師。

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夏，利用國民黨的關係，掩護從法國回到北京的陳毅。

1926年6月，赴武漢參加北伐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九師三十六團、二十五團黨代表，武漢軍政學校政治教員、武漢政治分會組織部幹事、漢陽兵工廠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不久，因發表反蔣言論被撤職並開除黨籍。

1929年9月，回北師大任教，與張郁光等人聯合華東幾省的國民黨左派成立“大同盟”。陳果夫以無錫、鎮江等縣縣長的職位拉攏他“歸順”，被他斷然拒絕。

“九一八”事變后，開始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周怡密切接觸。“七七”事變后，任國民黨第一集團軍司令部秘書。

1938年8月，任國民黨山東省戰地教育督導員兼省屬第四聯合中學校長。

1939年7月，任山東國民抗敵同志協會主任委員。

1940年6月，國民抗敵同志協會建立抗敵自衛軍，任政委。在山東省第一次各界代表聯合大會上，被選為山東省戰工會委員、副首席組長，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山東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主任。

1941年11月在日軍對沂蒙山區的大“掃蕩”中被俘，后經組織營救出獄，任山東省戰工會副主任委員，兼任建國學院副院長。

1945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 (為秘密黨員)。

1945年8月山東大學成立，任校長。12月以中共代表團顧問名義，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春，隨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到南京工作。7月回到山東，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大學校長。濟南解放后，任濟南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部長兼濟南市教育局局長。

新中國成立后，先後任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山東省第二、三屆政協副主席，民革山東省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

1954年9月起，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5年2月至1966年3月，任山東省副省長。

李澄之父親李光儀，是名前清秀才，曾被選為官費留學生，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後來由於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被日本當局以違反留學生規則而遣送回國）。1905年李光儀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曾任中國同盟會山東分會會長，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貢獻。在這樣家庭的影響下，李澄之從小就樹立了反對帝制、爭取共和的民主思想。在清王朝還未覆滅的年代，他就堅決不蓄髮留辮，被人稱為“李禿子”。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李澄之正在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消息傳來，濟南各界人民紛紛走向街頭，聲援北京學生，抗議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李澄之帶領同學們上街示威，高呼口號，反對賣國的“二十一條”，並作為學生代表向政府請願，被反動當局扣留關押。濟南各校學生聞訊后，激於義憤，自發上街深夜坐地示威，終於迫使當局將李澄之等人釋放。後來，李澄之還作為濟南學聯會代表，參加“山東各界請願團”到北京請願，堅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五四運動”高揚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新思想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有識之士、影響了李澄之。同年，李澄之中學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即後來的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1923年畢業后留校任英語系講師。在北京求學期間，李澄之更加積極地參加各種愛國運動。

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開始第一次合作。不久，李澄之加入中國國民黨，積極從事社會政治活動。同年夏，他利用國民黨黨員的身份，掩護了剛從法國回到北京的陳毅同志。新中國成立后，陳毅曾對人說，“我那時從法國到北京，是李澄之利用市黨部的關係作掩護，我才在北京待下去的。”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區委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等60多個團體、80餘所學校約計5000餘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侵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8國無理通牒中國的罪行。李澄之隨同學們一起，與各界群眾共同走上街頭，當隊伍來到鐵獅子衚衕段祺瑞執政府門前時，預伏的軍警竟開槍射擊，打死47人，傷200餘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死難受傷同學的鮮血，染紅了李澄之的棉袍，但也更加堅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光復武漢后，李澄之於離開北師大到武漢參加北伐，歷任國民革命軍第9師26團、25團黨代表，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漢陽兵工廠黨務特派員，山東省黨部常務委員等職。

大革命的失敗后，李澄之對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的做法十分不滿，他憤而離開武漢，輾轉回到山東。翌年1月，他任山東省曹州國民黨特派員；5月，任國民黨山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大肆屠殺中國軍民及外交官員，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又稱濟南慘案。第二天，國民黨濟南市黨部召集各民眾團體，成立“五三慘案”外交後援會（下旬改稱濟南慘案外交後援會），以李澄之、王旭、張天彪為首，負責收集日軍罪證材料，組織代表團赴全國各地，進行反日愛國宣傳。由於李澄之到處發表反對新軍閥的言論、痛斥蔣介石違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鎮壓革命的罪行，被撤銷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常委職務，並被開除國民黨黨籍。

1929年9月，李澄之回到北師大任教。期間，他同路友於、張郁光、蕭美洗等人，聯繫了山東和湖南等省的國民黨左派，成立“大同盟”，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堅決反對“西山會議派”。他還聯繫擁護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人士，力保因積極參加“一二·九”學生抗日運動而將被校方開除的學生；參加了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的擴大會議。

馮閻反蔣戰爭失敗后，李澄之被學校解職。失業后，生活無著的李澄之，將衣物典當殆盡，靠朋友接濟生活。CC系頭子陳果夫，為了瓦解反蔣勢力，以江蘇省的無錫、鎮江等縣縣長職位為誘餌，企圖拉攏他，被他堅決拒絕；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聘他當省政府顧問，國民黨元老丁維汾委派他任青島謬澳中學校長，面對高官厚祿的誘惑，李澄之保持革命氣節，堅決不與國民黨右派為伍。

“九一八事變”后，李澄之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中共指派他利用過去的社會關係，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進行抗日救亡活動。他欣然應允。從此，他經常出入於國民黨第32軍軍長商震、北平市長秦德純（原籍山東沂水縣，是李澄之的表姐夫）之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推動國民黨軍隊抗日。他還創辦“春秋書店”，經售進步書刊，團結進步人士。在中共的指示下，他又創辦協華女子中山學校，用來掩護中共黨員，培養學生和教職員中的進步隊伍。

在中共的領導下，李澄之克服一切困難險阻，積極為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做工作。這時一個黨員被捕叛變，株連他被捕入獄，他卻絲毫不為境遇所困。在獄中，他關心戰友，同敵人展開鬥爭，帶頭要求改善政治待遇，取得了犯人能到院內放風散步等勝利。後來，李澄之被中共組織營救出獄，出獄後繼續為革命、為抗戰工作。

1935年，李澄之與于振瀛共同做宋哲元的工作，促使宋反蔣抗日，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宋哲元的支持下，他們成立了冀察綏靖公署宣傳處，表面上是為宋哲元搜集日、偽、蔣情報，實際是為中共黨組織搜集了日、偽、蔣、宋各方面的情報。

年底，北京爆發“一二？九”運動，愛國學生舉行罷課遊行，要求政府抗日。日本人把坦克開到東交民巷巷口，威脅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德純，要他鎮壓學生，並聲言要把坦克開出去。蔣介石也密電秦德純、宋哲元，要他們夥同學校當局對學生運動“嚴格制裁”。李澄之見情勢緊急，便跑去見秦德純，勸說他不要對學生用武，不要蹈段祺瑞槍殺學生的覆轍。他又利用秦德純、宋哲元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對秦說：“如果槍殺了學生，蔣介石就會假借愛護學生之名，向你們興師問罪，以達到他消滅異己力量之目的。”這一痛徹有力地勸說，使宋哲元、秦德純最終未向學生開槍。同時，針對秦德純相信“學生是受蘇聯盧布收買”的謠言，李澄之對秦說：“蘇聯的金盧布，他們規定不許出口，紙盧布我們又沒有兌換機關，要他有什麼用？這都是蔣介石CC系分子的造謠，千萬不要上當，學生純屬愛國行動。”他又向秦德純開列了被捕學生名單，營救了一些被捕學生。

全面抗戰爆發后，李澄之任國民黨第一集團軍司令部秘書。他先是參加宋哲元部的抗日活動，后又南下武漢，與中共黨組織的王梓木取得了聯繫。1938年初，他爭取到國民黨教育部教育督導員的合法身份，自北平回山東，開展敵後抗日工作。當時的山東，正值國民黨69軍駐紮在萊蕪一帶。中共中央長江局派到69軍的政治部部長張友漁同中共山東省委聯繫后，準備在山東組建魯南抗敵工作團、魯南民眾總動員委員會，由省委和69軍共同抽調幹部，並發動山東各界社會名流和實力派人士，組成工作班子。李澄之任魯南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在魯南各縣開展敵後抗日救國活動。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在得知李澄之在魯南后，試圖拉攏他，電委他為山東省四聯中學校長。李澄之向中共黨組織報告，認為可以利用這一時機，用合法的經費來源，為革命培養幹部，並為根據地輸送人才。在辦校過程中，他注意團結堅持抗日、追求進步的高級知識分子，為根據地培養了大批抗日骨幹。1939年6月，學校因戰事被迫解散，李澄之帶領一部分教職員工和高年級的同學，投向了八路軍。

1939年7月7日，山東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成立，李澄之任會長。該會是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支持下，在國民黨轄區內組織起來的，以後“抗協”擺脫國民黨控制，進入抗日根據地，並建立了基層組織。在中共山東分局的幫助下，“抗協”組織了國民抗敵自衛軍，協同八路軍對敵偽作戰，立下赫赫戰功。1940年1月2日，魯南各界抗敵名流與地方士紳舉行新年漫談會，李澄之主持會議。與會者就憲政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決定成立山東憲政促進會，推李澄之等6人為籌備負責人。3月下旬，徐向前親自指揮的孫祖戰鬥取得斃傷敵200人的勝利，李澄之在中共山東分局、山東縱隊舉行的慶祝勝利大會上，對八路軍戰士勇殲日本侵略者作了高度的讚揚。4月初，李澄之又被推選為山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和文化出版社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7月26日，山東省國大代表複選大會，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成立大會，省工、農、青、婦、文化各界總會成立大會和省各界救國聯合會在青駝寺召開“聯合大會”，李澄之和于學忠、徐向前、朱瑞、黎玉、羅榮桓等61人被選為“真正代表山東民意的國大代表”。8月1日，大會選舉了全省統一的政權機關———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簡稱戰工會。1943年9月，戰工會改名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李澄之任副組長（旋稱副主任），並被選為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山東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主任。此次會議后，山東實現了全省抗日政權和抗日群眾組織的統一領導。

李澄之還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遭到沈鴻烈的干涉與壓制。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產黨。”

在中共山東分局的直接領導和教育下，李澄之除了積極參加革命實踐之外，還閱讀了大量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革命理論的學習，中共在敵後領導人民進行的浴血奮戰的現實鬥爭，自己的鬥爭實踐，使李澄之深深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新的認識，使他的思想發生了一個飛躍的變化，他由一名民主主義革命者，轉變為一個堅決服從中共的領導、確定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這個轉變，奠定了他此後半生奮鬥的方向。在魯南堅持抗戰的8年中，李澄之所表現出的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高超嚴密的組織指揮才能，淵博的學識和勤奮忘我的實幹精神，都被根據地的廣大幹部和群眾交口稱頌。

1941年冬，日寇糾集5萬兵力，在飛機、坦克的配合下開始對沂蒙山區進行大規模掃蕩，妄圖摧毀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及魯中抗日根據地。12月的一天，李澄之率戰工會、抗協的部分人員由沂南縣留田村向東蒙山、大青山轉移。途中由於聯絡中斷，被日寇包圍。在激烈的戰鬥中，同行的德國友人希伯以及李澄之的警衛員等多人壯烈犧牲，李澄之也不幸被俘，被解到濟南。日寇把他看作重要人物，把他軟禁起來，企圖拉攏利用他。

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李澄之堅定沉著，同敵人展開了機智的周旋。中共山東分局通過地下工作人員，帶給李澄之八字方針指示：“不死不屈，相機逃出”。李澄之堅定地按照分局的指示行事，不論敵人用何種手段，他一概三緘其口，一語不發。敵人費盡心機，奸計始終難以得逞。日寇強迫他寫材料，他不寫，審訊他，他堅定地說，“抗戰必勝，日寇必敗”。敵人把他母親從老家弄來做人質，妄圖使他投降供其驅使。他卻利用這點機會，取得對外聯繫，使中共黨組織有了營救他的機會。

日寇對李澄之迫降軟化都沒起作用，便使出造謠、挑撥的毒計，捏造李被轉化而為其用，破壞中共黨組織對李的信任。李澄之看穿敵人陰謀，針鋒相對地發表聲明，擊敗了敵人的陰險伎倆。在這期間，有人建議李澄之外逃。逃出敵人牢籠，是他日夜謀慮的事，但考慮到未與中共取得聯繫，如果輕信，又怕落入敵人圈套，就未予置理。1942年底，李澄之被中共泰安武工隊救出。出逃后的第4天日寇才發覺，瘋狂地派出汽車去公路上攔截。然而李澄之已由武工隊護送，從泰山小路安然到達魯南根據地，繼續任省行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日寇沒有追到他，就惡毒地咒罵他“真是老奸巨猾”。

回到根據地后，李澄之受到了中共黨組織和人民的愛護。在根據地軍民在莒南洙邊村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曾在敵區受騙的青年，坦白交代了自己受騙的經過，揭發了敵人污衊李澄之的謊言宣傳。肖華同志在這個會上對全體軍民宣布李澄之是清白的，是沒有對敵人屈服的，是沒有問題的。至此，敵人製造的陰謀徹底破產。李澄之深深感謝黨和人民對他的關懷，更加堅定了為革命不懼流血犧牲的決心。

1945年1月5日，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決定成立抗戰建國學院，任命李澄之為副院長。6月26日，山東省臨時參議會駐會委員會、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推選范明樞、李澄之等8人為山東參加延安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的委員。8月13日，山東省政府成立后，李澄之被選為出席延安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代表。8月22日，山東省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山東大學，由李澄之任校長。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電召李澄之前往延安接受新的任務。在延安，不僅毛主席親切接見了他，延安邊區政府還召開大會歡迎他。他見到了不少從前的老朋友和老戰友，暢敘契闊之情。此間由齊燕銘和王溥(當時的中組部副部長)介紹，李澄之履行了入黨手續，經中共中央批准為中共秘密黨員。1945年12月，李澄之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團的顧問，隨同周恩來副主席赴重慶。

在重慶，李澄之經常以山東大學校長的身份，在各高等院校、文化教育藝術團體以及群眾集會的公眾場合演講，介紹其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如實地反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山東各民主黨派、各階級、各階層廣大人民萬眾一心抗禦外侮的偉大戰果，宣傳共產黨的各項民主政策和團結建國的方針。他通過各種關係，深入了解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國統區各階層的動向和要求，及時向黨組織彙報，為中共在談判中的鬥爭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在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下，李澄之還周旋於國民黨人之間，上至國民黨元老丁維汾，下至國民黨新貴黨徒，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有時與之發生激烈地辯論。在與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見面時，他把毛澤東主席長征時表現勝利的詩詞給秦看，使秦不僅了解共產黨人對勝利的信心，而且意識到國民黨終將失敗的命運。

為了更好地進行工作，由於振瀛介紹，經中共同意，李澄之和夫人隋靈璧共同參加了“小民革”。由於小民革同志的工作，由於政協會議的勝利召開，中國的民主進步力量逐漸強大。這也招致國民黨特務瘋狂的鎮壓，校場口事件就是一例。在重慶各界二十多個團體、萬餘群眾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召開的集會上，國民黨特務不僅破壞大會，打傷許多社會賢達，還將罪名反加於中共及黨外人士身上。李澄之和夫人進會較遲，聽說周恩來被困在主席台上，便擠在人群中前往營救，到台前沒有看見周，卻正遇上特務在會場上向嘍啰們授以造謠之機宜、轉發污衊之傳單。李澄之拿到傳單后即交外事組，向國內外記者揭露了蔣介石假民主真獨裁的虛偽面目。

在特務的嚴密包圍之下，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內部卻另有一番不同的快樂。大家生活在相互團結與關照之中，每晚熱切地聽取周恩來講當日對外活動及鬥爭情況，春節時還在周恩來的率領下，到紅岩村與董必武等人共度新春、慶賀廖承志同志出獄；召開歡迎會，歡迎葉挺將軍出獄歸來等。革命大家庭的濃濃情意溫暖著李澄之和每一個革命者的心。

1946年春，蔣介石還都南京，國民政府只供給中共交通工具，其他黨派概不負責。周恩來便分配李澄之夫婦到各黨派駐地聯繫，請各開列所需搬家工具：飛機多少、輪船多少及搬家所需經費，然後再以中共名義向蔣介石開列所需，從而使各黨派得以順利搬家。

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時，李澄之隨中共代表團一同前往南京開展工作。1947年3月，國共兩黨和談全面破裂，李澄之返回山東，在周恩來安排下，負責同國際救濟總署談判，分發聯合國運送給解放區的救濟物資，並參加黃河花園口堵復工程的談判。後來，李澄之又去東北，負責安置從解放區轉移去的部分同志，1948年夏又帶領這批同志返回山東。

1948年9月濟南解放，李澄之任濟南文教局長。他以大刀闊斧的風格、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全市大、中、小學教育很快恢復。

1950年3月8日至16日，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濟南召開，與會代表共518人，李澄之當選為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以後，李澄之歷任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第三分團副團長、山東省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山東省副省長等職務，他深感責任重大，因此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勤懇工作。

為了切實掌握黨的方針政策，每次拿到黨的文件，李澄之都要徹夜閱讀，並對重要章節作摘錄。在參加各種會議時，對於領導及群眾發言，他也都詳細地記錄下來，作為工作時的參考。到他去世時，他的記錄本有整整一木箱，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燒毀了。

他在政府工作中分管農林水利和體委事務。在李澄之看來，農業是關係到人民生活的大事，自己應該把這一工作搞好。有一次，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做完關於山東水利建設的發言后，檢查自己說：“經過這次發言的準備，才感到缺乏實際知識，今後只有努力學習，從頭做起，專心搞林業，水土保持和流域規劃、兼及蠶桑。”從此他致力研究業務，大量閱讀研究有關防汛、黃河治理等材料，晚上也總是學習到很晚。為了從歷史上借鑒農業生產經驗，他涉覽了可能買到的山東各縣府縣誌。當看到沂州府志上載有“過去臨沂曾經種過水稻，且曾向皇室進貢時”，他高興地向農林廳領導介紹，並把這本府志送給了他們看。此後，臨沂郯城地區開始試種水稻，改善了這一地區的人民生活。

為了摸清水利情況，李澄之不避寒暑、不分晝夜到各地視察。有次夜晚行車，他坐在司機身邊，幫助看路。走到斷橋一端，他急令司機剎車，避免了一次危險事故。還有一次去沂水城時，夜行途中遇雪，他寫下“飛雪迎車燈，夜幕遮太空”的詩句以自樂。為了爭取時間多走多看，李澄之總是不計勞累日夜兼程。

濟南地處黃河南岸，地勢低下，每當汛期，河水上漲，河堤出現險情，濟南市區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脅。作為分工水利的負責人，李澄之每次都堅決採取護堤防險措施。遇到險情緊急時，他就日夜坐守在電話機旁，隨時聽取情況報告，直到險情解除為止。

李澄之尤其重視曾是老革命根據地的貧困山區的生產和生活。有一次，他深入臨朐縣的九山總結造林經驗，因為下大雨，山洪爆發，汽車不通，他就騎著小毛驢進了山。至今，在臨朐人民中還流傳著讚美李澄之的歌謠。為了解決廣大山區治水和吃水的問題，李澄之走遍了山東的山山水水，泰山腳下、膠東半島、沂蒙山區，齊魯大地上到處都留下了李澄之的足跡。

在統戰工作中，李澄之堅決貫徹執行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團結合作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無論民主黨派，還是各大專院校、醫藥衛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知識分子，他都保持接觸，和他們交朋友，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鼓勵他們在黨領導下做好本職工作。

1950年9月27日，民革山東省分部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派李澄之、范予遂等11人為籌備委員，由李澄之負責召集。由於兼職太多、工作太忙，李澄之致電民革中央謙辭不就，改由范予遂為召集人。

1954年10月24日至26日，民革山東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在濟南召開，宣布民革山東省委會正式成立。28日，民革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李澄之被選舉為副主任委員。

民革山東省委會成立之初，黨員發展比較困難，被物色的發展對象都不願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不願加入民革。鑒於此，中共山東省委統戰部出面組織有關人員召開座談會，由統戰部的領導和李澄之向大家講解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和民革的光榮歷史。由於李澄之的工作，許多人打消了顧慮，加入了民革組織。

1957年整風反右開始后，包括主委范予遂在內的許多民革黨員被劃為右派，民革組織工作眼看要陷於癱瘓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李澄之在擔任副省長的同時，又全面負責起山東省民革組織的工作。

1958年10月，在民革山東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上，李澄之被選舉為主任委員。儘管政務繁忙，他仍經常擠出時間，參加民革活動，為統一戰線工作殫精竭慮。他在組織民革黨員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注重加強黨員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推動黨員和聯繫人士把改造和服務、業務與實踐結合起來，以工作崗位為基地，繼續進行根本改造，並在黨員中開展了“五獻”、“四比”活動。在李澄之推動下，許多民革黨員在思想改造和崗位工作上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從1960年下半年起，他在山東省民革組織中認真貫徹“神仙會”的方法，推動黨員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使山東民革組織的學習生活重新活躍起來。

李澄之始終關心祖國統一大業問題。他寫過一首詩：“汨羅江上愛國魂，角黍結成人民心，遙望台灣諸舊識，佳節曾否倍思親。”寄寓了自己對在台舊識的深情、對祖國統一的渴望。

李澄之熱愛體育。在20世紀初的中國北京高師（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曾活躍著一支技術精湛、鬥志頑強的籃球隊，不僅10數年（從1919年至1937年）執北京籃球賽之牛耳，而且曾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籃球賽，為中國在國際比賽中拿到第一個冠軍———籃球賽冠軍。這次賽事，以舊中國參加國際體育團體比賽的唯一勝局而載入體育史冊。其中最驍勇的運動員被稱為師大“五虎將”。而李澄之就是“五虎將”之一。

20世紀60年代初，李澄之受命兼任山東省體委主任。他非常重視體育在群眾中的普及，關心山東競技運動水平的提高，認為體育不僅是一個人強身健體的技能，還是一個國家精神面貌集中表現。基於這樣的信念，李澄之為發展山東體育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在擔任省體委主任期間，李澄之經常深入運動隊看訓練、看伙房，同運動員交談，問寒問暖。他大力提倡“三從一大”的訓練方法，並多方面幫助運動隊解決生活問題。雖然60年代初生活普遍困難，但山東省的競技運動水平不僅沒有下降，而且還有多個項目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

1965年，李澄之作為山東省參加第二屆全運會代表團的第一副團長，帶隊參加了這次體育盛會，取得了金牌全國第六名的好成績。

1966年3月，山東女排作為山東省第一支單獨組團出訪的運動隊，前往日本進行體育交流。周恩來總理委任李澄之率山東女排去日本參加比賽。此時的李澄之正因肝癌而在上海治療，當時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病勢垂危，無法前去。當他聽取省體委領導同志關於山東女排去日本比賽的彙報時，依然十分關心。他叫人弄了一塊木板放在床上他的胸前，親手寫下“再贈赴日女排”的字句，鼓勵女排隊員“拼的要狠，打的要活，放的要開，頂的要硬”。女排接到后，進行了座談和學習。大家都非常感動，並寫了決心書給他，紛紛表示決不辜負李省長的期望。

“把一切獻給國家和人民”是李澄之一生最好的寫照。他生前時時刻刻不忘工作、服務於社會與國家，就是死後也要為國家和人民作貢獻。這是他的愛國情懷使然，也是他的革命人生使然。

李澄之的心裡總是裝著黨和人民的利益。當省委給他修建住房時，按施工規程，粉刷內部第一遍用白灰泥刷，再用乳顏料刷第二遍。李澄之看到了第一遍后就制止說：“不要刷第二遍了，老百姓的牆不就是這樣的嗎?”就是這樣的房子他一直住到逝世。

1965年，李澄之響應黨的號召參加四清。這時他已身患肝癌，癌踵在腰背部，疼痛不能伏身。當時他不知道是肝癌，以為是脊椎痛，置之不理，只請木工作了一條窄長條幾，放在沙發的兩扶手上，以便看、寫材料。當地一些農業先進單位，邀他親去觀看生產情況，他堅持隨大家步行，逐一觀看。一路歇了幾次才返回，致使肝病加劇，一病不起，去上海檢查，從此再也沒回到家裡（從檢查到去世，僅僅3個月時間）。在他參加四清的地區，青年們曾作了歌曲在晚會上頌揚他，把歌譜寄到醫院，他看了以後即令秘書轉告青年們：“這歌子以後不要再唱了。”後來病情惡化而無救治希望時，組織上安排他乘飛機回濟南修養。由於乘客不同意和重病號同座，機場就為他改用小型專機，可李澄之堅決不用，說是不要因為他一個人如此浪費。後來秘書說用的是運貨機，給他留了點小地方，他才同意。

回到濟南后，農林廳的領導同志去看他，李澄之還不忘囑咐大家說：果樹優良品種的種植，應注意它季節不同的成熟期。應使各個時期都有新鮮水果上市。臨終前，他又請秘書轉告農林廳領導說：他在北京時曾要了山東缺少的小白梨樹苗，運來后交給所需要的生產隊。

當聽說山東醫學院學生缺少屍體解剖實習時，病中的李澄之囑咐愛人說，自己去世之後，要把它的遺體捐給醫學院，供學生解剖用，然後再進行火化；還把這一點寫進他的遺囑之中。那時山東領導人逝世后，還沒有火化的，他是要作第一個帶頭人。

1966年3月26日，李澄之離開了他所熱愛的國家、他所關懷的人民。李澄之逝世后，中共山東省委為其舉行了極其隆重的追悼大會，痛悼這位為人民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好乾部、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