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心理學

它把人的感知、記憶、言語、思維、智力、行為和腦的機能結構之間建立了量的關係，用標誌腦機能結構的解剖、生理、生化的術語來解釋心理現象或行為。它綜合神

經解剖學、神經生理學、神經藥理學、神經化學和實驗心理學及臨床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採用獨特的研究方法，成為心理學與神經科學交叉的一門學科。

神經心理學一詞是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E.G.Boring早在1929年根據K.S.Lashley的工作提出來的。Lashley是美國著名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家，他一生主要從事研究動物腦的機能與行為的關係問題。他首次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量的關係，開創了用腦機能的術語解釋複雜行為的實驗科學。此後研究心理(行為)和腦的相互關係的一些基本問題，便成為神經心理學的主要內容。神

經心理學這一術語雖然在那時候就提出來了，但作為一門學科系統地加以論述，應從蘇聯學者魯利亞(A.P.Jlypия1912～1977)1973年出版的《神經心理學原理》這本書開始。

研究和說明人的心理活動與大腦的關係的心理學重要分支。是心理學與神經學的交叉學科。它不象神經生理學那樣單純地研究和說明腦本身的活動，也不象心理學那樣單純地分析行為和心理活動，而是把腦當作心理活動的物質本體，綜合研究二者的關係。它在理論上對闡明“心理是腦的功能”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在實踐中，可以為神經科學的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方法和依據。

習慣上是把1861年法國外科醫生P.布羅卡發現左腦額下回病變引起運動性失語症作為神經心理學的歷史起點。自那時起，神經心理學自身的發展一直沿著所謂“臨床神經心理學”和“實驗神經心理學”這兩條道路不斷前進。在臨床觀察方面已積累了大量有關局部腦損傷的病例；在實驗室方面，通過對動物腦損毀的實驗研究和人類大腦兩半球功能的生化、生理和實驗心理學的研究也積累了大量資料。就當代的趨勢看，臨床和實驗室的密切配合是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所以兩條道路開始向一條道路轉化。

古人用靈魂與肉體的關係來說明心理活動的種種性質，以猜想的形式萌發了古代的神經心理學思想。亞里士多德通過觀察分析曾把心理過程分為感覺、知覺、幻想、注意、記憶、認識活動等多種；C.加倫在公元2世紀則提出精神活動的“氣體學說”；公元4世紀末，耐美思林斯和A.奧古斯丁在這兩種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腦室學說。認為，人的腦室分為前、中、后3室。並認為知覺和表象定位在前室，而思維和記憶則定位在中室和后室。這一學說經由中世紀統治學界達1200年之久。

1543年A.維薩里以其具有說服力的資料啟發人們擺脫腦室學說，而去努力尋找腦實體中的某種"單個器官"作為精神活動的住所。但是，由於這時期的學者只依靠主觀推測，所以，在否定了腦室學說之後的大約200年左右，關於心理與腦的關係問題沒有更深刻地得到說明。

18世紀前期T.里德把人的心理活動分解為各種原始能力；而臨床醫

生和解剖學家便相應地尋找這些原始能力的腦器官。1796年，德國神經解剖學家F.J.加爾發表了機械定位的學說，認為腦中有很多獨立器官，每一種器官都控制著一種單獨的、天生的心理活動功能。腦器官本身在顱骨上又有相應的突起。這種學說後來便發展成為影響很大的顱相學。顱相學是不符合科學事實的，但從那時起，人們便開始建立起心理活動腦功能定位的信念。與加爾的機械定位論相對立，法國生理學家M.-J.-P.弗盧朗又提出腦的等能論。他認為，大腦是作為一個統一整體進行工作的，各種類型的行為障礙，實際上只與大腦被損害的量有關。他第一次用實驗證明大腦皮層不同區域之間在功能上是交替的和可塑的。這種學說與機械定位說的激烈爭辯，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期和後期。

19世紀中期R.菲爾肖的細胞病理學問世。把有機體看成是“細胞國家”的觀點得到廣泛流傳。這一學說對神經心理學的直接影響便是促使人們去研究腦皮層的細胞結構。同時，也努力把腦的某一區域和某種心理活動聯繫起來。這就是神經心理學中的“定位主義”的開始。1861年，布羅卡正是沿著定位主義的道路，第一次以病理解剖證實言語表達障礙的癥狀是由左腦額下回後部病變引起的。這一發現，直接把心理活動與大腦實體聯繫起來，用事實結束了關於心理過程是靈魂活動的臆說。隨後，1870年維也納外科醫生G.弗里奇和德國精神病醫生E.希齊希用電流刺激狗的大腦皮層引起相應的一群肌肉的運動。1874年俄國解剖學家B.A.貝茲發現，主管運動的中樞是由巨大的錐形細胞（即貝茲細胞）組成的。

整個19世紀後半期，是神經心理學中“狹隘定位主義”突飛猛進的時期。與貝茲同時，德國精神病醫生C.韋尼克記述了10例感覺性失語的病人。他對3例病人進行屍解，看到損傷病變在左側顳上回後部。1876年D.費里爾用動物實驗確定了聽覺中樞在顳葉；H.孟克於1881年發現狗的枕葉被破壞以後便看不到所有的對象。但是，這一時期的神經心理學思想並不只限於定位主義。古代思想中的"整體論"作為定位主義的對立面始終發展著。德國生理學家F.L.戈爾茨在1876年用實驗證明，動物大腦皮層的部分損傷可以引起“心理能力”的普遍下降，這就說明大腦皮層總是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著反應活動。定位主義的最強的反對者是英國神經心理學家J.H.傑克遜。他把腦的功能組織分為3等：第一是低級水平，包括脊髓和腦幹；第二是中等水平，包括大腦皮層的運動和感覺區；第三是高級水平，指大腦額葉。但是，這些思想只是在後來才為他的繼承者瑞士神經心理學家K.W.莫納科夫(1914)、英國神經學家H.黑德(1926)和K.戈爾德施太因(1927)所理解和發展。而其中最突出的應是黑德所謂的經典時期，這一時期到20世紀初期基本結束。在這一短暫的時期里積累了大量

資料。

20世紀初，神經科學的發展在皮層細胞結構和皮層神經纖維結構兩方面取得了進展。前者以K.布羅德曼把人腦皮層區分為47個區域的腦圖為傑出代表，後者以德國精神病學家P.E.弗萊奇塞西的工作最突出。然而，對心理學家或神經心理學家來說，

最關心的卻是組織結構和纖維道路與功能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在神經心理學的資料積累比較充分的基礎上

，1929年E.G.波林第一次提出神經心理學這一名稱。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神經外科醫生W.潘菲爾德。40年代，他利用神經外科開顱手術的機會。隨後，他又和其他人一起研究了聯繫這些區域的傳入、傳出纖維通路以及與人類言語活動相關聯的皮層結構，在較廣的範圍內開拓了對行為與腦的功能相關性的現代研究。

在這些研究的促進下，神經心理學出現突破性進展，這一進展是同蘇聯神經心理學家Α.Р.魯利亞的貢獻分不開的。他通過長期臨床觀察，總結了大量腦損傷病例，以腦的 3個基本功能聯合區的新範疇來探討腦在人的各種心理活動過程中的功能組織原則，並相應地把大腦分成3大塊功能單元，即大腦皮層聯合區。大腦皮層聯合區包括：①第一功能聯合區，它調節皮層緊張度並維持覺醒狀態，位於皮下網狀結構及其所屬部分，這是腦的第一塊功能單元。②第二功能聯合區，是接受、加工和儲存信息的聯合區，其功能被歸結為對來自各個分析器興奮的整合，保證著整個一組分析器的協同工作；它位於大腦兩半球的後部，即皮層的各個感覺區（視覺、聽覺和軀體感覺等），這是腦的第二塊功能單元。③第三基本功能聯合區，是規劃、調節和控制複雜心理活動的聯合區，這些積極的能動的心理活動是由位於大腦兩半球前部中央溝以前的腦區實現的，這是腦的第三塊功能單元。第二、第三聯合區都是分層次的結構，由彼此重疊的3種不同類型的皮層區構成，即投射皮層區、投射－聯絡皮層區和重疊皮層區。人的心理過程是非常複雜的功能系統活動，這些過程不可能獨力地定位於腦的狹小而局限的部位，而只能在協同工作著的腦器官各組成要素的參與下實現。3個基本聯合區就是這些複雜組成要素的不同體系。

這種技術最後被神經外科醫生

應用於頑固性癲癇的治療。現代神經心理學與以往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它已建立起自身的理論和採用了獨特的方法，如皮層直接電刺激法、一側電休克法、雙聽技術、半邊視野速示器技術以及裂割技術等。

1974年，L.A.Davison將神經心理學的研究分為三個領域，即實驗心理學、行為神經病學與臨床神經心理學。這三個領域的研究都涉及腦和心理(行為)關係的問題，只不過它們的對象和方法不同罷了。

研究腦的機能或腦與行為的基本原理。研究對象主要是動物，在精細的控制條件下偶爾也用人作試驗。當前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K.H..Pribram和R.W.Sperry。

主要在病人身上進行研究。行為神經學家設計一些測驗項目

，深入地檢查每一個個別病人的“正常”機能發生偏差或異常的情況。與臨床神經心理學的區別之處是不把這些心理測驗對“行為”作“量”的測定而僅作“質”的分析。即只強調行為的概念意義而不強調行為的效用意義。魯利亞所提供的研究資料是行為神經病學最好的例子。美國J.H.Pincus和G.J.Tucker合著的《行為神經病學》1978年第二版，重點介紹了介於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之間的一些交叉領域的疾病。從這些疾病的行為表現來研究神經系統的疾患可稱為神經系統的心理學。

臨床神經心理學的對象也和行為神經病學一樣都是病人，但重點放在患腦高級機能障礙病人的診斷、鑒定、預后和治療上。臨床神經心理學利用各種測驗來測定已確診或待診的大腦損傷病人的智力、感覺運動機能和個性，用的測驗通常是標準化了的和數量化了的。病人操作的結果可與控制組相對照，結果用統計分析計算處理。除了能對腦損傷和其他疾病作鑒別診斷外，還能判斷病灶的位置、各種藥物或外科手術治療的療效和預后，並能提出加速功能恢復正常的康復計劃。A.L.Benton,B.M.Reitan都是著名的臨床神經心理學家。

（公元前3，000年～19世紀）

在古代書籍和醫學書中（包括我國和黃帝內經）很早就記載了有關一些高級心理機能和腦的關係或在腦中定位的論述。西方一些學者如希波克拉底、阿里斯多德和蓋倫（Galen）都把人的心理機能與大腦的某一部位（腦的小室，後來形成了腦室學說）聯繫起來。直到十六世紀中葉，

韋薩留斯（A.Vasalius,1514～1564）於1543年發表了有名的解剖著作《人體構造》和《節錄》，有詳盡的腦解剖知識修正了前人的腦室學說（一學說曾統治了學術界1，000年），這才促進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一些學者們從腦實體中其他部位尋找高級的心理機能的部位，如笛卡爾（Descrates）就選擇松果體作為精神（心理）能力或心理靈魂居住的部位。十八世紀初著名的解剖學家加爾（F.J.Gall1758～1828）提出的《腦和頭蓋說》影響最大。他提出人的各種複雜的能力是與腦的各個嚴格限定的部位密切聯繫的。由於這些部分逐漸增長起來，就形成頭顱骨上的相應隆起，這些隆起決定了人的心理能力的個體差異。他的學說雖然在生理學上主觀性推測很多，但是他的貢獻是將腦作為心靈的器官，把具有不同生理或心理生理機能的官能器官定位於皮層，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衝破了非實體的笛卡爾的靈魂概念，走向較物質的神經機能概念，促使後來的研究者細緻的觀察和更精細的神經解剖來代替過去對心理與腦關係的推測和猜想。但另一方面，加爾的學說成為後來在歐美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顱相學（phrenology）”或“骨相學”的理論支柱。顱相學不是一門科學，它把人的頭蓋劃分為大大小小共三十七個聯絡的區域，並增補和修訂加爾的心理能力三十七種，分屬“感情”和“理智”兩大類。它認為大腦是由許多獨立的器官組成，每一個器官都管理著單獨的、天生的心理能力。頭顱的哪一部位隆起，就表示那一部分的大腦較大，某一種精神能力或才能就突出。捫摸或測量人的頭顱隆起就可以評定人的人格和各種精神才能。這樣顱相學就成為披上“科學”外衣的占星卜卦術。

加爾的弟子施普茨海姆（Spurzheim,1776～1832）採用了“顱相學”一詞將加爾的觀點寓意化、教條化，研究人類的高尚品格，認為大腦是由許多獨立的器官組成，每一個器官都管理著一種單獨的、天生的心理能力。經施普茨海姆增補和修訂的加爾心理能力共三十七種，和心靈的器官數目相當，這些器官的發展便可使頭蓋增大，因此，頭蓋被劃分為大大小小的三十七個互相聯絡的區域。和這些區域相當的心理能力可分為感情和和理智的兩種。各種又分為兩組。感情分為“傾向”和“情操”兩組。前者位於頭后的下部和耳官之上的兩側，後者位於頭的後部、兩側及頂部，在“傾向”之上的一個區域內。理智分為“知覺”和“思考”兩組，都位於前額，思考則位於前額的中心

施普茨海姆與其說是科學家，不如說是個宣傳家。1813年他與加爾分手后，用英文發表了顱相學的許多著作，寫出了它的許多細節，確立了頭蓋的新的詳細的部位，將表示官能的名詞重加修訂，最後他在美國傳其學說，死於波士頓。

在科學界里，顱相學從未為一般科學家所承認。但是在當時的社會卻很流行，為一些知名人士所擁護。顱相學所以得到一般人的讚賞，是因為人最不容易了解的是他自己，而顱相學恰似一把能打開一神秘的鑰匙，……捫摸或測量人的頭顱骨隆起就可以評定人的人格和各種精神才能。例如蘇格蘭的庫姆（1778～1858），受施普茨海姆感化后，從1817年起為顱相學宣傳甚力，他的著作甚至多於施普茨海姆。他於著書之餘，還為顱相學作多次演講，也和施普茨海姆一樣，赴美宣傳這一學說。在美國，福勒兄弟宣傳的功績最大，他們合創了《美國顱相學雜誌》。英國《顱相學雜誌》。創刊於1823年，美國的雜誌後來也更名為《顱相學雜誌》，並於1880年與英國的雜誌合二為一。至1911年刊布第124卷時，才在費城絕版。在大不列顛有二十九個顱相學學會，在紐約至1921年為止至少還存在一個顱相學學院。顱相學的興盛長達一世紀之久。

進入十九世紀后，由於顯微鏡和細胞染色法的發明、魏爾嘯細胞病理學說的創立，細胞被認為是基本的生命單位，有機體是單個細胞的機械總和。這促使人們研究腦的神經細胞結構和心理的關係。有名的大腦羅蘭圖溝（即中央溝）的發現者羅蘭圖（L.Rolando1770～1831），駁斥了加爾腦定位的不確，稍為正確地將較高級的心理機能定位於大腦之內。被認為是科學的腦生理學的創始者佛盧龍（P.J.M.Flourence,1794～1867）反對機械定位論，為了推翻顱相學的偽科學，他用動物（鳥類）作實驗，用精確的手術對腦的兩半球、小腦、四疊體、延髓等神經結構作部分摘除法，觀察各部分的機能。因而他比羅蘭圖更精確地說明心理與腦的關係，創立了與“腦定位”相對立的“腦功能整體論”的學說。佛盧龍認為所有大腦的組織都是等勢的（或等能的）（epuipotential）,只要有足夠的腦組織存留，損傷后剩下的腦組織就能取代失去的腦組織的機能。他認為心理機能不是依賴於腦的特殊部位，腦是作為一個統一整體進行工作的。當時，一些聯想主義者認為，既然腦是無數神經細胞組合而成，那麼精神（心靈）也可由無數個個別觀念，或聯合成更複雜的觀念或更高級的心理機能組成。換言之，腦既然可細許多小單位，那麼精神也可分析成許多局部的心理機能。因此腦機能定位的研究再度引起學者們的興趣。一些臨床醫師對腦局部損傷或病變引起某些高級心理機能的障礙作了有價值的觀察。1861年P.P.Broca發現他的一個失語症病人與左腦額葉後部病變有關，把口頭言語的喪失和腦局損傷聯繫起來，進一步推動了腦機能定位的研究。1874年Wernike描述了一例左顳上回後部病變的病人產生了對言語理解的困難。這樣就發現了在大腦兩個不同地方的損傷產生了兩種不同言語機能的問題，迫使臨床醫生要採用比一般神經病學常規檢查更為精細的方法來測定病人高級神經機能損害的情況。1872年Froust設計了一個測驗，讓運動性失語症的病人聽一個單詞，要他用手指的數目來表示這個單詞有多少個字母或音節，這就開始了在腦損傷病人身上用實驗或測驗的方法來研究高級的心理活動。許多心理學家與神經病學家合作，在人腦不同部位損傷時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探查種種心理機能缺陷的程度、它的機制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這是從神經病臨床發展起來的神經心理學。

另一個途徑是來自對動物行為的研究。Lashley用大白鼠進行腦損傷時動物學習、視覺和動物行為的觀察，開創了實驗心理學的研究。根據動物實驗的資料，闡述大腦機能和各種行為的關係、提出了腦和行為的基本理論。

自從波林於1929年第一次提出“神經心理學”這一術語，標誌著學者進入了系統地研究腦的高級心理機能所控制的行為與腦組織結構和纖維通路的關係的時期。從腦損傷病人的臨床表現、腦外科手術時電刺激皮層各部位、切除或破壞腦的某一部分或通過埋藏電極刺激來著手觀察腦和心理關係。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所湧現的一批著名的神經病學家、神經生理學家中，以潘菲爾德（W.Penfield）的工作引人注目。他用弱電流直接刺激接受開顱手術病人的大腦皮層各部位，讓病人回答他的感受，從而獲得了有關皮層感覺、運動更為精確的部位。之後，魯利亞在聯衛國戰爭時期，研究了大量腦外傷病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特別是言語障礙的診斷的康復問題。他在四十年代末就發表了兩本專著：《創傷性失語症》（1947）和《戰傷後腦機能的恢復》（1948），並在此基礎上長時期地研究了人的心理活動的腦機能組織問題。魯利亞將阿諾興（П.κ.Aнохцн）的“機能系統”（functionalsystems）用於解釋人的心理過程，認為“機能”這一術語可能描述較為複雜的過程，如消化、循環和呼吸機能（這些機能都由很多組織和器官綜合參與的）。一定的組織和器官組成一定的結構稱為系統，它們既相互聯繫又有所區別、既統一又分層次。系統中（如消化系統）的最終機能（吸收營養）是恆定的，但實現功能的方式卻受很多因素影響而有很大的差異。魯利亞試圖用這樣的觀點說明大腦的哪些系統參與在知覺和行動、言語和思維、運動和有意識的目的活動結構中。人的心理過程是複雜的機能系統，由許多皮層和皮層下區域組成，並通過纖維徑路的作用，協調一致地工作著。他根據現代神經學和神經外科臨床實踐中積累的大量事實，特別是對腦局部損傷病人的長期心理學研究資料，形成和創立了“神經心理學”，並在1973年出版的《神經心理學原理》中作了系統地論述。因此魯利亞被認為是“神經心理學”這門新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在現代神經心理學中另一位突出貢獻者是斯佩里（R.W.Sperry）。他把貓、猴子、猩猩聯結大腦兩半球的神經纖維（最大的叫胼胝體）割斷，稱為“割裂腦”手術。這樣兩個半球的相互聯繫被切斷，外界信息傳至大腦半球皮層的某一部分后，不能同時又將此信息通過橫向胼胝體纖維傳至對側皮層相對應的部分。每個半球各自獨立地進行活動，彼此不能知道對側半球的活動情況。這一手術於1940年由VanWagenen和Herren首先在臨床上對慢性頑固性癲癇病人使用，獲得較理想的療效，癲癇發作幾乎完全消失。1961年斯佩里設計了精巧和詳盡的測驗，在作割裂腦手術的人恢復以後，進行了神經心理學的測定，獲得了人左右兩半球機能分工的第一手資料，發現兩半球機能的不對稱性（asymmetry），右半球也有言語功能，從而更新了優勢半球的概念。裂腦人的每一個半球都有其獨自的感覺、知覺和意念，都能獨立地學習、記憶和理解，兩個半球都能被訓練執行同時發生的相互矛盾的任務。斯佩里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人的言語、思維和意識與兩個半球的關係，成績卓著，獲得了1981年度諾貝爾醫學獎。

近二十年來由於實驗手段和研究技術的改進，可以在無創傷條件下將外界刺激分別進入正常人的左、右大腦半球，在大腦半球機能完整的情況下研究各種高級心理機能與左右腦的關係。所以，現代神經心理學除在臨床上做腦損傷病人的研究外，同時還可在實驗室里做正常健康人的研究。

（一）為大腦損傷病例提供定位診斷的癥狀學依據

任何心理活動－記憶、思維、言語等都與普通的運動感覺神經機能不同。我們很難從行為表現直接追溯它們與神經結構之間的關係。因為心理活動是複雜的大腦過程，都是以腦機能的高度整合為物質前提。例如口語中的交談會話，凡參與交談者，既是說者，又是聽者。既要用“說”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又要通過“言語接受”不斷理解對方。整個交談過程，除包含最起碼的聽、說言語肌肉運動的機能整合，還包括複雜的言語聽覺符號的解碼、編碼一系列大腦信息加工階段。由此看來，任何心理過程都是由很多行使不同功能的腦結構所形成的功能系統來進行工作的。由於神經心理學測驗方法都是針對心理活動所包含的不同功能環節的工作狀態以及總的特點來進行設計的，因此，神經心理學測驗可為臨床診斷提供精確的癥狀學根據，可成為腦－行為相互關係研究，及確定腦損傷部位的定位診斷方法。

（二）為藥物、外科等治療提供療效判定標準和預后的評定

由於神經心理學測驗的精確，有可能敏感地評測出施治過程腦損傷病人心理能力的變化。因此，有助於療效和預后的評定。

（三）為制定高級神經機能的康復治療程序和康復措施提供心理學依據

神經康復主要是通過康復訓練，促進機能再造或機能轉移而獲得機能康復。只有神經心理學的測驗，準確把握腦損傷病人心理能力受損的性質和程度（即哪些功能、哪些環節受損，輕重程度如何），才有可能有的放矢地採取康復措施，安排康復程序，提高療效。

（四）測查方法本身也是康復訓練作業

有時可以在某些心理測驗的基礎上，延伸內容，加以變式，使其成為康復治療的作業訓練。

定位主義的最強的反對者是英國神經心理學家傑克遜。他認為對於心理過程來說，其腦組織是十分複雜的，因此不能從有限部分的定位觀點來考察，只能從整個結構水平的立場出發進行分析。他第一個提出，言語活動的腦定位和言語障礙的腦定位是兩碼事。他注意到，言語障礙的病人並不是言語完全喪失，有時隨意性言語功能被破壞，但自動化言語和情緒性言語仍然保持。也是他最先提出關於中樞神經活動系統的“功能組織”的概念。

由於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在理論思維方面都有其局限性，所以這一時期並沒有出現理論上的突破。狹隘定位主義者無法解釋與自己見解相矛盾的大量事例；而整體論者由於把心理活動和整個大腦的質量聯繫起來，所以最後難免回到“大腦是原始的、未分化的組織”這一陳舊觀念中去。

二十世紀初，神經科學在皮層細胞結構和皮層神經纖維結構兩方面取得了進展。前者以布羅德曼把人腦皮層區分為47個區域的腦圖為傑出代表，後者以德國精神病學家弗萊奇塞西的工作最為突出。然而對心理學家或神經心理學家來說，

最關心的卻是組織結構和纖維道路與功能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在神經心理學的資料積累比較充分的基礎上

，1929年波林第一次提出神經心理學這一名稱。此後，人們便開始了十分細緻的臨床研究和實驗室工作。30～40年代，一批著名的神經病學家和神經學家湧現出來，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神經外科醫生潘菲爾德。

潘菲爾德在四十年代利用神經外科開顱手術的機會，以微弱電流刺激的方法，取得了皮層感覺和運動功能定位的直接證據，這便是一直沿用的感覺運動定點陣圖。隨後，他又和其他人一起研究了聯繫這些區域的傳入、傳出纖維通路，以及與人類言語活動相關聯的皮層結構，在較廣的範圍內開拓了對行為與腦的功能相關性的現代研究。

在這些研究的促進下，神經心理學出現突破性進展，這一進展是同蘇聯神經心理學家魯利亞的貢獻分不開的。他通過長期臨床觀察，總結了大量腦損傷病例，以腦的三個基本功能聯合區的新範疇來探討腦在人的各種心理活動過程中的功能組織原則，並相應地把大腦分成三大塊功能單元，即大腦皮層聯合區。

三個基本聯合區就是這些複雜組成要素的不同體系。人的各種心理過程就是依賴這三個功能聯合區的統一活動得以實現的。魯利亞的這種以功能系統的原則解釋心理活動的理論對研究行為與腦的複雜關係來說無疑是一大進步。

斯佩里等人則利用割裂腦手術對大腦兩半球功能分工這一神經心理學的重大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早年斯佩里曾在貓腦和猴腦中割斷視交叉、胼胝體和其他聯合纖維，使兩側大腦半球各自獨立地接受外界刺激以研究動物的各種心理現象和行為。這種技術最後被神經外科醫生應用於頑固性癲癇的治療。

斯佩里對經過割裂腦手術的病人進行了數年精細的實驗研究，終於發現胼胝體切斷以後，左、右半球便獨立地進行活動。這種情況下所進行的心理學實驗表明，絕大多數右利手患者對於呈現到左半球的語詞可以認知，而對呈現在右半球的卻不能認知。

另外的實驗表明，病人的左手保持了繪畫的能力但喪失了書寫技能，右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病人可以說出右手內物體的名稱卻說不出左手內的，但可以用左手指出曾經握過的物體。左右腦的功能分立就是通過這些行為實驗被證實的。

現代神經心理學與以往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它已建立起自身的理論和採用了獨特的方法，如皮層直接電刺激法、一側電休克法、雙聽技術、半邊視野速示器技術，以及裂割技術等。

中國自1979年開始了神經心理學的系統研究，在臨床和實驗室進行了許多工作。1985年開始了割裂腦的臨床觀察和神經心理學的實驗研究，並取得一定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