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俊燁

韓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金俊燁(1920年(庚申年)— 2011年)近代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朝鮮平安北道人。早年從事抗日活動,曾任光復軍總司令官李青天副官。1948年入南京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之後赴台在台灣大學從事歷史研究工作。回韓國后歷任高麗大學助教、教授、校長,一直兼任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所所長,其間兩度赴美擔任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他發起成立了“韓國中國學會”、“韓國共產圈研究協會”並任會長;還擔任“韓國地域研究協會”、“韓國歷史學會”、“韓國國際政治學會”名譽理事長,韓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個人簡介


金俊燁[近代史學家]
金俊燁[近代史學家]
他是一位廣受尊敬的學者和教育家。在任高麗大學校長期間,因堅持民主、主張學術自由、保護學生合法權利,反對全斗煥軍政府開除示威學生等,被勒令辭職;由此激起高麗大學全體師生長達一個多月的示威運動,以抗議軍政府的行為;此次示威運動被稱作韓國現代史上的“護金運動”。他曾婉言謝絕韓國歷屆執政黨和在野黨擔任各種要職之邀;韓國前總統盧泰愚邀請他出任國務院總理,亦被執意謝絕。他希望作為一個教育家和學者為國家和社會發揮自己的貢獻。

中國往事


金俊燁
金俊燁
金俊燁(1920-2011),韓國知名教育家,學者,前高麗大學校長。代表作有《中國共產黨史》、《孫文與胡適》、《韓國共產主義運動史》、《長征》等。在他的直接影響下,韓國的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得以展開。2011年6月7日,韓國前高麗大學校長金俊燁與世長辭,享年90歲。
在韓國知名媒體《中央日報》的訃告新聞稿中,他被冠之“最後一名光復軍”的稱號,事實上,他獲得的稱譽遠遠不止這些。
在其生前,人們更多聽到的關於他的稱謂是“真正的元老”、韓國學界的“精神支柱”。針對韓國始自他,成於後人的中國學研究,也有學者尊稱他為“韓國的費正清”。而季羨林在給韓國國父金九自傳《白凡逸志》漢譯本序中提及他時,更是讚譽有加:“金博士(金俊燁)熱情、淳樸、和藹、真誠,從任何方面來衡量,他都達到了東方的最高倫理道德的標準。”
傳奇一生
金俊燁聲名顯赫,經歷傳奇。1944年,在日本留學年僅24歲的他,被強征為侵華日軍的學生兵,並被派至中國徐州。一個月後,他冒險從兵營逃亡,轉而加入當地的抗日游擊隊。之後歷經輾轉,跋涉至重慶,投奔當時的由大韓民國在華臨時政府組織的抗日光復軍,並曾擔任光復軍總司令官李青天的副官。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進入南京中央大學研究生院研究中國史,並被當時的東方語言專科學校聘為外教。1948年,他轉入台灣大學從事歷史研究。回國后,他歷任高麗大學教授、校長,併兼任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所所長。
在金俊燁的價值排序里,做教育家高於做政治家,從學高於從政。1961年,韓國5·16軍事政變后,當時的朴正熙集團的2號人物金鐘泌(韓國政治家,與金泳三金大中合稱“三金”)曾邀請他出任共和黨秘書長,被他斷然拒絕。1974年,前總統朴正熙邀請他擔任統一院長官,也被他拒絕。1988年,前總統盧泰愚甚至邀請他出任國務院總理,結果,依然被他拒絕。
在他任高麗大學校長期間,因堅持學術自由,保護學生合法權利,反對全斗煥軍政府開除示威學生等,一度被勒令辭職,全校師生還為此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護金運動”,金俊燁也因此被譽為“有良心的學者。”
中國往事
金俊燁生前始終把中國當“第二故鄉”。
在中國,他做出了很多人生中重要的抉擇。在西安參加光復軍活動時,他選擇了和閔泳珠喜結良緣。閔泳珠是時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外交部副部長閔弼鎬的女兒、韓國獨立運動先驅申圭植的外孫女。她自幼在中國長大,家教良好、才氣過人,在金俊燁日後的事業和中國的交往中助力頗多。
此外,他還和很多中國人結下很深的情誼。他和北京大學東語系朝鮮語專業楊通方教授離散復聚合的故事是圈內人常提起的一段往事。
1945年抗日勝利后,金俊燁被指派到當時的東方語言專科學校擔任外教,楊通方是他的第一批學生。他對老師的初印象里,是一個“戴眼鏡,斯文的大高個。”1948年,學生畢業時,受當時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之託,金俊燁挑選楊通方在內的三名學生趕赴韓國seoul大學留學。沒想到剛去沒多久,南北起了戰爭,後來,楊通方被當地的華僑組織解救,送回國內,金俊燁則南下釜山避難。師徒就此離散。
三十年後,在夏威夷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金俊燁注意到來自北京大學的代表裡有個楊通方的名字,勾起往事,不禁老淚縱橫,他原以為愛徒已經在戰爭中亡故,並為此自責幾十年,沒想到有一天能重聚。
因當時中韓尚未建交,諸多不便,於是託人相約在美國見面。離散三十年的情誼至此重獲接續。之後中國國內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很多高校的韓國學研究中心都直接在金先生的關心下建立起來的。
因為工作關係,曾擔任北大東語系系主任的季羨林和金俊燁也有過往來。
在金九自傳《白凡逸志》漢譯本序中,他這樣描述他們之間的交往。“到了80年代,通過楊通方的關係,認識了他的恩師,韓國大教育家、原高麗大學校長金俊燁博士。金博士熱情、淳樸、和藹、真誠,從任何方面來衡量,他都達到東方的最高倫理道德的標準。我們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這種情況,在我的一生中也是極為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