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凡逸志

金九（1876年—1949年）是韓國著名的獨立運動家，被很多韓國民眾尊為“國父”。他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就積極從事抗日運動，三一運動以後流亡中國，後來又領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此期間策劃了李奉昌襲擊昭和天皇事件和尹奉吉襲擊虹口公園事件，震驚中外，顯示了朝鮮民族為了獨立與日本血戰到底的決心。他還與中國通力合作，與國民政府建立密切關係，以共同抵抗日本。《白凡逸志》一書就是他進行抗日獨立運動的實錄，但其寫作動機是隨時代而變化的。他最開始動筆寫作是1928年，初衷是為了告訴兩個兒子（金仁、金信）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此他在給兩個兒子的信中寫道：

“父親目前正在離你們所在的家鄉水路相隔五千里以外的國家，寫這本書。由於路途遙遠，不能把年幼的你們接到我身邊來，唯有記下我過去奮鬥的史實，留給幾位同志，並託付他們，待你們長大自立，想知道我生平經歷的時候，再給你們看。我年己五十又三，而你們現在僅十歲和七歲，等到你們長大成人，學識淵博的時候，我已是精神與體力都己衰退的風燭殘年了。何況目前我已經向日寇宣戰，時時刻刻都處於死亡的邊緣，怎能預料我會活到你們長大之後，能當面敘談的那一天呢？這就是我現在要寫這本書的原因。我之所以記下我的經歷留給你們，絕不是為了自我標榜，讓你們仿效。我是衷心期望你們作為大韓民國的國民，要懂得在東西古今的許多偉大人物中，選擇最值得推崇的人去崇拜效法。而你們將來長大成人，恐己無從知道你們父親的經歷，所以我才寫下這本書。”

到後來的寫作時，金九的動機又有所改變，他的寫作對象由兒子變為“海外同志”，他寫道：

“等到在祖國的兩個兒子長成後到海外來時，能夠傳給他們的東西恐怕只有《白凡逸志》罷了。於是我把已完成的上卷抄印了幾份，寄給美洲、夏威夷的幾位同志，拜託他們一定要轉交給我的兒子。但是賤軀尚未入土，因此又續寫下卷。這時兩個兒子都己長大成人，所以就不必為將來寫這篇東西了，現在我的目的是，讓海外同志看看我的五十年奮鬥歷程，以我的許多錯誤作為殷鑒，不要重蹈覆轍，這也許是我過分的期望吧。”

之前日本殖民時期結束以後，金九回國，開始著手準備出版《白凡逸志》。此時他的寫作對象又變為全體國民，希望韓國人能了解他為國奮鬥的經歷。他在《白凡逸志》出版后的序言中寫道：

“《我的願望》一文是我想向國民們講話的綱要。凡是建立一個國家，求得這個民族的生存與生活條件，必須有一種哲學作為基礎。若是沒有本國的哲學，就不能統一國民的思想，今天傾倒於某個國家的哲學，明天又陶醉於另一民族的哲學，永遠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獨立、精神的獨立，只能永遠依賴別人。就我們今天的情況來說，信仰洛克哲學的一派，想把華盛頓遷來漢城。信仰馬克思、列寧哲學的這一派則想把漢城變成莫斯科。華盛頓也好，莫斯科也好，都不會變成漢城。我們的漢城必須是我們自己的漢城。我們必須研究與提出我們自己的哲學。倘若能領悟到這一點，那麼這一天就是我們同胞真正具有獨立精神的日子，也是我們國家真正獨立的日子。《我的願望》即是在這樣的動機、意義下發表的。

國家是我們自己的，並不是他人的。國家的獨立自主是由我們民族自己共同創造的，而不是由別人來創造或受別人指使而創造的。假如我三千萬國民每個人都能領悟這個道理，身體力行，我們的國家不僅可以獨立，而且可以富強。我也明白自己並非一個傑出的人才，雖則如此，但我即生為大韓民國的一個國民，民族的一分子，當為國家民族獨立自主而奮鬥不懈，這就是我生命的意義，本書即是我這種生涯的記錄。”

《白凡逸志》在韓國迄今已有不下40多個版本，但大體上可歸納為三種，即影印本、手抄本、出刊本。

影印本即是《白凡逸志》的原稿。正如前文所述，《白凡逸志》的著述動機原本是在中國上海的金九為了告訴兩個兒子自己的親身經歷而寫的，始於1928年，1929年5月完成了第一部。之後金九到處流亡，於1939年去重慶之後，開始穩定下來，1941年著手寫第二部，寫的是金九流亡到中國上海后加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一直到重慶為止的關於獨立運動的記錄。金九把在上海寫的部分稱為“上卷”，在重慶寫的部分稱為“下卷”，全書用國漢文混用體（韓文和漢文混寫）寫成。這兩卷原稿被金九之子金信保管，1994年由首爾集文堂影印刊行，是為《白凡逸志》的影印本。

1994年集文堂出版的影印本，大約191100字左右，上卷相當於下卷的3倍程度。上下卷雖用的都是稿紙，但用的紙張和筆有所不同。上卷的用紙是450字的稿紙，使用的是鋼筆。下卷是用2400字的紅色稿紙，使用的是毛筆。上卷的目錄是：與仁信兩兒書、祖先和家庭、出生及幼年時代、學童時代、孔方即錢、學究時代、東學接主、清國視察、國母報仇、投獄、受死刑宣告、大君主親電停刑、破獄、緇徒、耶穌教和教育者、再次投獄、哈爾濱事件、三次投獄十五年役、獄中生活、農夫、出國、警務局長、內務總長、喪妻、國務領、國務委員。下卷的目錄則只有“白凡逸志下卷自引言”和“上海到著”兩個標題。

金九於1945年11月回國后，又寫了從1939年到1946年巡迴朝鮮半島西北地區和三南地區的事情，這個可以看成是《白凡逸志》的第三部。可以說這三部構成了完整的《白凡逸志》。

金九擔心自己日後遭日本人迫害，《白凡逸志》也將被毀掉，所以又謄寫了上卷，1929年7月寄給僑居美國的韓人同胞。該手抄本跟影印本沒什麼差異，基本上一致。影印本中開頭的“與仁信兩兒書”的部分內容殘缺，但手抄本恢復了其原文，還原了書信的重要內容。光復後於1948年初又把下卷謄寫了一遍，用的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用紙，除了“與仁信兩兒書”和“祖先和家族”以外，沒有目次，只是抄寫了內容。這就是手抄本。

《白凡逸志》國士院版刊行本是金九回國後於1947年12月15日在漢城發行的活字本，這就是《白凡逸志》的出刊本。回國后，追隨金九的人請求他發行《白凡逸志》，因為當時須要把此書以民族教材，讓廣大人民通讀。經金九的允諾，國士院刊行了《白凡逸志》。在隨後60多年中40多次翻印出版的《白凡逸志》，均是以此國士院刊行本為基礎的。

出刊本分上下兩卷，與原稿不同的是用純韓文刊行，且潤色了行文，使之更易讀。標題也有所更改，上卷目錄為：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時代、崎嶇的青年時代、放浪之路、交給民族的身體，下卷目錄為：三一運動與上海、寄跡長江萬里風。同時結尾部分還附加了表現金九政治哲學和思想的《我的夙願》（나의 소원）一文，其目的是對韓人建設民主國家的自主性民族哲學和思想起參考作用。

《白凡逸志》作為當事人所撰寫的第一手資料，對於研究韓國獨立運動中的人和事具有較高的價值。金九以真誠的筆觸，記錄了他反抗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崢嶸歲月，文字中無不洋溢著愛國愛家情懷與反日獨立思想，故也是研究金九的生平與思想的必讀史料。同時，《白凡逸志》不僅披露了韓國近代史的許多人物軼事，也記載了中國支援韓國獨立運動的珍貴史實。總之，《白凡逸志》可謂是一部感情豐富、情節曲折、感人肺腑的不朽之作。因此該書在韓國被奉為寶物，受到高度推崇。

但另一方面也需注意，《白凡逸志》作為一部私人著作並在作者生前公開發行，在事實記載上難免有所錯誤，且客觀性亦難以保證。比如“鴟河浦事件”（鴟河浦義舉），金九在《白凡逸志》中稱他（當時叫金昌洙）為了為明成皇后報仇而殺死日軍中尉土田讓亮，但當時的檔案則證明土田讓亮只是一名日本商人而已。故《白凡逸志》作為史料來運用的話，必須與當時的其他檔案資料相互參照才是。

《白凡逸志》自1947年被國士院出版以後，在韓國的出版如過江之鯽，迄今已有40—50個版本，包括原版、原版影印、現代韓語譯註、漫畫等。除此之外，1989年韓國MBC電視台還推出了名為《白凡逸志》的電視劇，足見該書在韓國受推崇的程度。

《白凡逸志》雖然是金九在中國上海和重慶寫成的，但其中文版的推出卻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最早的中文版出現於台灣，是金在先所譯的《白凡逸志》（幼獅文化1970年版）。中韓建交以後，《白凡逸志》由宣德五、張明惠夫婦譯出，並於1994年由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出版，由季羨林作序。同年7月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儀式，中韓友好協會會長朱穆之，民建中央副主席朱元成、路明，韓國駐華大使黃秉泰、著名學者季羨林、韓國白凡金九事業紀念協會會長張忠植以及金九之子金信等共計200名中韓人士出席首發式。該儀式由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庄浦明主持，路明、黃秉泰、張忠植、季羨林、金信等先後講話。他們高度讚揚了金九不平凡的一生，為祖國獨立、民族解放、中韓友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還一致認為，《白凡逸志》 中文本的出版，有助於中國讀者了解金九先生，有助於推進中韓友好事業的發展。

2006年，《白凡逸志》中文版由重慶出版社再版。中文版的目錄與原本有所不同。

《白凡逸志》曾被日本的朝鮮近代史學者梶村秀樹譯為日文，作為東洋文庫的一部分於1973年由平凡社出版。

前言

序

著者的話

上篇

序——給仁、信兩兒

1 出生和童年時代

2 加入東學黨

3 清溪洞時期

4 江界城之役

5 離開清溪洞

6 鴟河浦事件

7 死刑面前爭生存

8 越獄

9 三南行

1o 麻谷寺削髮為僧

11 轉變為開化派

12 人基督教

13 獻身新教育事業

14 安岳事件

15 被判十七年徒刑

16 西大門監獄的鐵窗生活

17 三·一萬歲事件

18 流亡上海

下篇

緒言

1 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

2 李奉昌義士謀殺日皇未遂事件

3 尹奉吉義士的上海義舉

4 遭到同胞的狙擊

5 創建光復軍

6 此後之事

踏上祖國的大地

我的願望

白凡金九先生年表

跋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