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

家族務商維生，家境尚稱寬裕。

1923年～1926年冬，就讀於國立東南大學歷史系，獲文學士學位。

受業於柳詒徵、徐養秋等師長的影響，奠定治史問學的深厚基礎；隨後又受教於羅家倫，自此走上近代史研究之途。

1928年7月10日，與李心顏女士結為連理，育有三子一女。

1928年秋，隨羅家倫赴北京清華大學任職，兩人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從此開啟了教學與研究的生涯。此後陸續任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后返校執教於中央大學歷史系，兼任系主任。

1947年，來台，先後擔任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教席。數十年間，弦歌不輟，培育了無數人才。

1955年1月，受命籌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嗣任首任所長。主持近史所期間，積極培育研究人才、拓展國際學術交流，辛勤擎划，所向有工；台灣學界近代史研究之發皇，實以先生為關鍵。

1965年，近史所正式設立。以“建立制度，充實設備，培養人才，增進合作與交流”為旨趣，篳路藍縷，辛勤擘劃，使近史所成為備受矚目、深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術單位。近史所成立之初，先生便與外交部洽商，得以接收該部的大批珍貴檔案，包括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民國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檔案。

1966年，又自經濟部接收清末至民國時期商部、農商部、實業部、經濟部等單位的檔案。這些史料是探討近代中國變局的基本素材，深受國際學界重視。先生主持近史所期間，指導一群青年史學工作者，著手編纂外交檔案，先後出版《海防檔》、《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中俄關係史料》、《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等史料彙編，既建構史學研究的基石，也讓學術後進紮下獨立治學的根柢。

郭廷以史識宏遠，秉持“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的宗旨，在創所之初，便擬訂口述歷史的大綱細則，首開風氣，推展口述工作，先後訪問了許多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界重要人物，使口述歷史在國內蔚然成風。而先生親自主訪或校閱文稿者，達五十九人之多，逾四百萬言。

1964年~1969年，以身作則，接受訪問，完成《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一書。

郭廷以積極推動近史所與國外學術機構的交流，先後與亞洲協會、華盛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夏威夷大學、福特基金會等締結合作關係，使近史所在史料的徵集與編纂、口述歷史的推動、專題研究的開展等方面，得到國際學術機構的回應與協助。

1962年～1972年，近史所更得到福特基金會約42萬美金的資助，得以充實圖書設備，並派遣研究同仁到海外進修，拓展治學眼界，提升研究水準。

1968年，由於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卓越的貢獻，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七屆人文組院士。

在冷戰的意識型態下，郭廷以與費正清等人的學術交往，終被捲入政治的漩渦。

1969年，應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之邀，赴美講學，自此一去未歸。

1971年，卸任所長職務，離開了他一手經營的近代史研究所。此後長期滯美，處境艱困，卻仍孜孜於研究撰述，完成了《近代中國史綱》。

1975年9月14日，病逝於紐約聖路克醫院，享年72歲。

2004年1月，是逢郭先生百靈冥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追念前修，特製作《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拓荒者 ── 郭廷以傳》紀錄影片，闡揚先生之志業功績。

郭廷以教授是一代史學宗師，近代史研究的開山者之一。他治學嚴謹，成為當今許多台灣史學名家進入近代史學術研究領域的引路人。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眼光都很獨特，且具有穿透時空的價值。1963年3月，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郭廷以在出席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時，曾向與會者致詞，“學術研究必須破除國界與主觀，具有地域性的歷史學更當如是”。

用當今的眼光看，郭廷以多種專書都是洋洋巨著，可謂著作等身。但他一直自謙，不以歷史學術著作自居，1940年《近代中國史》例言中表示，“本書編纂目的，在於史料之整輯排比方面，盡其相當力量，為後來史家做下若干預備工作……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後來出版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凡例中，“本書性質為屬於工具一類的史事記，編者個人只求為他人做預備工作，期能節省具有才識德學之史家之精力時間，於願已足。”郭廷以這種謙遜秉性和治學精神直到病逝前仍未改變，身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 《近代中國史綱》小記寫於病逝半月前，仍言其此書“非學術著述”。先生一再如此表述，固由其秉性謙虛，也和當時學風有關，當時台灣島內學風初開，史料未備，一般人對此亦不重視，故傅斯年倡言“史料即史學”，“史學就是史料學”，羅家倫強調，“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郭廷以先生對於基礎工作的從事一直身體力行。

儘管郭廷以一再謙虛，但其史著並非只是資料和史事的簡單羅列排比，往往章節分明，脈絡清晰，對於重大史事的演變及其因果關係，均加有綜合分析，極盡深入而透徹。羅家倫對郭廷以曾評價說，“他治史是很謹慎的”。

近代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郭廷以一直重視近代中國的變局，這是因為他重視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近代化，要了解150多年來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並對未來中國的方向和前途有所展望，必須對近代中國的變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釐清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正是郭廷以學術生涯中最為關切的問題，也是《近代中國的變局》一書的中心主題。《近代中國的變局》出版不久，很快引起學術界內外的注意。該書被香港新法書院確定為建議高中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六七年級閱讀之書。同時列入的還有他寫的《近代國史綱要》。

1950年，郭廷以在《大陸雜誌》發表題為《中國近代化的延誤》的文章，在分析許多延誤原因外，首先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看法，“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成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又決之於國家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近代國人對於西方主要思想學說，及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優長短缺多不了解，西方列強則一味為其商業利益的擴張而刻意努力，徒恃其堅船利炮以達目的，很少從友誼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和途徑來促進相互的了解與信賴，以增進雙方共同的利益達到雙贏。《近代中國史綱》中寫道，“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就中國而論，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即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有人強調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秦紀以來未有之世變……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郭廷以主張中國應秉承文化的優良傳統，兼容並蓄，縱不能迎頭趕上，亦可並駕齊驅。“中國失敗了，真能接受失敗的教訓，了解失敗的原因，與今後如何適應的人，為數極少。”那些所謂的“愛國派”對外敵只是一味憎恨，而很少考慮中國失敗的本由，這也正是近代中國在經歷多次重創后仍難迅速反省而奮起的重要原因。

“歷史是整個的，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亦是一樣。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顯著，在近代則幾乎隨處都可證明，各國的歷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國自不能例外。”歐洲的地理大發現使得人類社會開始走入“四海一家”的時代，逐漸融為“一個世界”，即如薛福成所言“華夷隔絕之天下，成為中外會通之天下”。在科學的進步方面，“民族文化的競賽是無時或已的，進步是不可稍停的，否則是人不我待，時不我予的。時間是最無情的”，“知識的高低定民族的命運，特別是科學知識”，中國的科學知識本極貧乏，卻又在清朝統治下，奄奄一息，而禁教令的出台斬斷了與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後一絲希望。當西方國家在日勝一日的突飛猛進時，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卻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不啻為吳下阿蒙。

郭廷以認為，中國在安定的環境中會很快實現近代化。郭廷以對於太平天國政權也有深刻認識，“太平天國的政治是神權專制政治，政制是極端中央集權制”，洪楊革命的最終目的“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歸自己統治支配”，洪秀全“不僅要做中國的真主，還要做萬國的真主”。郭廷以在著述立言時，首先從中華民族的整體的歷史的角度考慮問題，這在他對邊疆史和台灣史研究中特別凸顯。

郭廷以畢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依據豐富確實的史料立論，以重現歷史的本來面貌，敘事條理分明，使讀者展卷之後，即可掌握歷史進程的基本發展脈絡，是實證史學的典型代表。著有《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近代中國的變局》、《近代中國史綱》等書。還曾主持編輯了幾種大型近代史資料叢刊。

郭廷以的第一部名著是《太平天國曆法考訂》。該書駁正了日本學者田中萃一郎所撰《天歷與陰陽曆對照表》的差錯。田中認為，太平天歷的干支與陰曆的干支一致，天歷的星期與陽曆的星期一致。郭廷以列舉當時親歷者有關天歷與陰陽曆對照的記載二十餘條，考證出天歷的干支比陰曆的干支、天歷的星期比陽曆的星期，均提前一天。1926年起，編撰《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該書屢經修改，於1949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始於1796年，終於1868年。其中將太平軍（包括捻軍）的發生、發展及其敗亡依公曆逐日編排，陰曆及天歷一併註明。是日無事可記，則缺。在編撰過程中，他參考中西書刊二百餘種，花了大量工夫考證排比。其後，簡又文撰《太平天國全史》、《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多所徵引，奉為權威之作。《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的附錄八項：《天歷與陰陽曆對照及日曜簡表》、《太平天國人物表》、《主要戰役及將帥表》、《洪清兩軍戰爭地圖》、《清督師大臣表》、《剿捻統帥表》、《洪清兩方洋將簡表》、《引用書目》，也有參考價值。例如，向達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太平天國》，即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引用書目》為線索搜集資料。在郭書《引用書目》的基礎上，張秀眉、王會庵又增補編成《太平天國資料目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也難免有個別失誤，但它迄今仍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重要工具書。

郭廷以原擬編《近代中國大事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即其中一部分，后因分量過多，遂單獨成書，先行出版。大事志其餘部分歷時共三十餘年完成，於1963年由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是書始於1829年，終於1919年。其體例與《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相同。以事系日，依公曆編次，陰曆對照註明。郭廷以自序：“本書記事，開始於鴉片戰爭；而於戰前的中西關係，仍擇要編年，以明其由來；及禁煙事起，始按月日系事，雖以政治、外交、軍事為多，其有關經濟、文化者，亦儘可能纂入。”至於太平天國部分，因另有專書，故盡量從簡，但有所補正。他聲明：“近二十餘年新出現的太平天國文獻頗多，凡是可資補正的酌予收進。如果彼此所載互有出入，應以本書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