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墓

在西安南城牆東段內側，有一條小街道，叫"下馬陵街"。它東至和平門，西通柏樹林街南 口的碑林博物館。在這條街偏東北側就是董仲舒墓所在。董仲舒墓也叫下馬陵，這條街因此而得名。董仲舒去世后，漢武帝親自為他選擇安葬之地，並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於對董仲舒的尊敬，據說漢武帝每次經過他的陵園時，三十丈之外，便下馬步行，隨從臣子照例這樣做。從此後也便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騎馬者，乘轎者，凡經過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來步行。下馬陵的名稱便由此產生。

1949年以前董仲舒的後裔曾在董墓中發現漢簡，因不認識文字又復埋簡於墓中，而陵園長期被胡宗南作為官邸。1987年撥款修葺，1989年增建了陵園門樓。

因為董仲舒墓位於蘭州軍區西安和平路干休所內，正殿長期被作為老幹部活動中心使用，后被出租做攝影室，所以不對遊人開放。

名垂千古的西漢儒士董仲舒先生已經去世2000多年，然而他生前決不會想到，後人竟會為他的安葬之地爭論不休，就連中國最具權威的兩部工具書《辭海》與《辭源》也對此各執一詞。

《辭海》《辭源》各執一詞

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西漢儒士董仲舒先生名垂千古。已經去世2000多年的董先生，生前做夢也不會想到，後人竟會為他老人家的安葬之地而困惑，即使連中國最具權威的兩部工具書《辭海》與《辭源》也對此各執一詞。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我國西漢有名的儒學大師，祖籍廣川（今河北景縣），著有《春秋繁露》和《董子文集》。民間傳說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帶有一種仙氣和靈氣。他從小就接觸儒家經典，飽讀聖賢詩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漢武帝採納，開此後兩千餘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他一生仕途坎坷，頗不得志，因談論災異，被降職下獄。後任江都王、膠西王的國相，由於看不慣膠西王橫行不法辭官居家，晚年遷居茂陵（今陝西興平）講學著書。

董仲舒去世后究竟安葬在哪裡？答案至今撲朔迷離，中國最具權威的兩部工具書《辭海》與《辭源》的詮釋也大相徑庭。據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版的《辭海》第489頁稱：“下馬陵，古地名，在今西安市和平門附近，本西漢董仲舒墓，一說漢武帝游宜春苑，曾在此下馬，故稱下馬陵；一說董的信徒過此皆下馬，因以為名。俗稱蝦蟆陵。”

商務印書館2001年修訂的《辭源》第2776頁稱：“蝦蟆陵，地名，在長安城東南，與曲江近，相傳為董仲舒墓，門人過此皆下馬，故稱下馬陵，後人音誤為蝦蟆陵。見唐李肇《國史補》。一說漢武帝幸芙蓉園，至此下馬，遂誤為下馬陵。唐時為妓女聚處，唐白居易《長慶集十二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一：下馬陵乃明代造假產物

從事文史研究的西安市文史研究館蔣紀新副館長對記者說，《辭海》與《辭源》關於董仲舒墓的分歧，主要在於下馬陵的位置。蔣紀新先生認真查究歷代文獻，提出驚人之見：今天和平門裡的下馬陵，是明、清兩代一群喜歡附庸風雅卻又昏庸無知的官吏之所為，是“長官意志”的典型產物，是不折不扣的造假。

在北郊西安市文史研究館的辦公室里，蔣紀新副館長面對記者侃侃而談。唐長安城的常樂坊位於興慶宮以南約1里許，即今西安市興慶南路沙坡村至西安交通大學一帶。“常樂坊內街之東”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學東南區校醫院南側。而當時的萬年縣（后改稱咸寧縣）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門附近的縣門街一帶，西安交通大學校醫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約3公里。以上說法，與《辭源》所說吻合。直到明代中葉，對這一點尚無異議。如明天順五年（1461年）成書的《大明一統志》、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書的《陝西通志》中均稱：“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後的地方志書就忽然改變腔調，說下馬陵在和平門附近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蔣紀新先生強調，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全國 各地紛紛大建“董子祠”的形勢下，陝西巡撫王詡於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學的下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兵部侍郎兼陝西巡按都御史趙廷錫下令把城南六裡外的董子祠搬進城內，移建在今和平門附近的位置，並在這座董子祠後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欽差總兵張光宇為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經立了墓碑。從此，明代陝西、西安方誌全都改了口。清康熙元年（1667年），咸寧知縣黃家鼎把下馬陵重加修葺，並在門前刻石“下馬陵”，將今和平門西緊靠城牆這條街巷改稱下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陝西巡撫畢沅又為下馬陵再次題碑刻石。於是，《關中勝跡圖志》和各種清代方誌也紛紛聲稱下馬陵在城內胭脂坡下，以訛傳訛以至於今。

二：下馬陵不是董仲舒墓

既然今和平門裡的下馬陵乃系明代官吏偽造之物，那唐代長安常樂坊（今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的下馬陵或蝦蟆陵果真就是董仲舒的墓嗎？蔣紀新先生經過嚴密考證，認為蝦蟆陵或下馬陵並非董仲舒墓；所謂“下馬陵”的典故與歷史事實不符，顯然屬於後世儒家謊言。

北宋宋敏求的《長安志》和清代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是歷史上全面記述唐代長安歷史地理的兩部史籍，作者身為朝廷史館修撰，史料來源廣泛且翔實可靠。這兩部史籍在對唐代朝野文獻作了一次全方位掃描后，得出的結論驚人地一致：“俗誤以為董仲舒墓”。

據專家考證，唐代長安常樂坊（今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的下馬陵或蝦蟆陵，漢武帝時代屬於皇家上林苑範圍，故根本不可能有董仲舒墓。據《資治通鑒》載，漢武帝所建的上林苑北至阿房宮，西至周至縣，東至宜春苑（今曲江池），南抵南山。建上林苑時，將這一範圍內的居民一律遷出，原有的屋舍、墳墓一律平毀，當時應該不會允許把董仲舒墳墓建到皇帝上林苑中的。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見雖系事實，但對董仲舒其人並不欣賞，更談不上重用。蔣紀新指出，董仲舒沒有能夠進入中央統治集團，被漢武帝派往遙遠的外地，先任江都王劉易的國相，后因故降職為中大夫，之後一度任膠西王劉端國相，不久董就以老病辭職了。漢武帝對董仲舒不僅從來談不上特別尊敬，而且曾經大發雷霆要砍董的腦袋，經多人求情才得以倖免。事實上，董仲舒的地位是被後世儒家不斷炒作拔高的。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學生，但在《史記》中對他的推崇也很有限。說到漢代儒家，《史記》中視為“大哥大”的是叔孫通，為其專辟《劉敬叔孫通列傳》作重點記述，尊稱其為“漢家儒宗”；而對董仲舒呢，則只是放在《儒林列傳》中一併記述，位置十分靠後，篇幅也很簡短，可見當時社會對董仲舒的評價不難窺見。所謂漢武帝一到董仲舒墓前就下馬的典故，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純屬後世儒家謊言。

綜上所述，蔣紀新斷言蝦蟆陵或下馬陵並非董仲舒墓，《辭海》與《辭源》雖各執一詞卻都搞錯了。

三：茂陵“策冢”是真正的董仲舒墓

既然和平門裡下馬陵的董仲舒墓是造假之物，交大蝦蟆陵也不是董仲舒墓，那麼，董仲舒墓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按漢代禮制，皇帝一上任就要為自已建造陵墓，並在陵園附近建造陵邑，把達到一定級別的達官顯貴豪門巨富遷入陵邑居住，這些人死後也循例陪葬於陵園周圍。漢武帝登基后，在今興平縣境建造了茂陵與茂陵邑。蔣紀新先生告訴記者，有關史實文集對董仲舒的晚年歸宿記載非常清晰：董仲舒曾任諸侯國相，雖是無足輕重的閑官，但級別卻相當高，為二千石吏，屬高級官員之列。因此漢武帝建茂陵后，董仲舒就遷居茂陵邑的顯武里。據《漢書撓仲舒傳》載：“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年老，以壽終於家。”這裡雖未明言葬處，意思其實已很分明。

蔣紀新先生說：“陪葬皇陵不僅是皇帝恩典的殊榮，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君臣一體忠於皇室之義。董仲舒作為一代儒學大師，一向鼓吹儒家思想的忠君尊禮，並以嚴守儒家禮制一絲不苟名重於世，陪葬茂陵無疑是他的理想歸宿。他的墓葬還能跑到哪兒去呢？”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七記載：“董仲舒墓，在（興平）縣東北二十里。”

今陝西省興平市南位鄉漢武帝茂陵以北約500米處，有一座村莊叫“策村”，235戶村民中除8戶外，全系董姓。蔣紀新認為，這些村民就是在這裡世代相繼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後裔。策村東南約250米處，有一座南北長71米，東西寬30米，封土殘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稱為“策冢”，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為什麼叫“策村”“策冢”，卻不叫“董村”“董冢”呢？據村民們說，這是因為他們的祖上董仲舒曾進呈“天人三策”有功於漢，為銘記先人功績，遂以之為名。近一個世紀以來，口頭歷史學已發展成為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口頭歷史學的史料可靠性得到學術界廣泛承認。村民們對策村來歷及策冢墓主的說法，無疑為董仲舒之墓所在地提供了一個典型例證。

儘管文物保護部門認定和平門內為董仲舒墓在所在，但對於董仲舒墓的位置一直都存在不同意見。

有觀點認為董仲舒墓位於現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以唐長安城長樂坊的蛤蟆陵為董仲舒墓址。唐人韋述的《兩京記》，唐元和年間李肇的《唐國史補》，北宋時期的宋敏求的《長安志》，元代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明代《大明一統志》中均持此種觀點。

亦有觀點認為董仲舒墓址應在陝西興平縣茂陵隨葬，北宋時期《太平寰宇記》，《興平縣誌》持此觀點。根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近代以來，考證認為董仲舒隨葬於茂陵的觀點開始增多。

認為董仲舒墓應位於和平門的說法是自明代以來的官方觀點。1607年的《關中陵墓誌》，乾陵年間的《陝西通志》和嘉慶年間的《咸寧縣誌》都認為董仲舒墓址位於胭脂坡（現和平門內）。但是據學者考證，和平門內的董仲舒墓是在明代嘉靖年間，陝西巡按都御史趙廷錫將城外“蝦蟆陵”處董子祠移建於西安城內今和平門內西側路北，並在祠後起冢為墳，稱作董仲舒墓。康熙六年，咸寧知縣黃家鼎在此重建祠堂三間，並在大門外立石，上書“下馬陵”三字，門額刻“董子祠”三字。

傳說明朝初年，朱樉為秦王駐守關中，在重建長安城時，下令把“下馬陵”拒之城外。長安城建好后，“下馬陵”不知怎麼搞的仍在城內。朱樉十分惱怒，殺了監工不說，又下令把建好的南城牆拆掉，在“下馬陵”以北重新修建。3年後，工程告竣，當朱樉再次巡查時，“下馬陵”還在城裡。如此反覆，“下馬陵”始終在城內。因為朱樉屢次北移南城牆，使長安城的南大街越來越短。一直到現代，南大街成了四條大街中最短的一條大街。

但其實，此傳說實為無稽之談，朱樉為秦王時，還沒有董仲舒墓。下馬陵是嘉靖年間修建的董仲舒祠堂。

南大街之所以最短，那是因為，西安明城牆，是在唐城牆皇城城牆的遺址上修建的。修建時向北擴了兩個坊，向東擴了一個坊。所以北大街最長，而東大街其次長，南大街最短。

而皇城南面，因有朱雀門在，就未曾改動，所以造成南大街最短。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是朱雀門，但朱雀門原址，已被包裹在城牆裡。在原址的西側，修建了現在的朱雀門。明朝西安城的中軸線是永寧門-鐘樓-安遠門，但其實要偏西一點。所以東大街比西大街要長。

目前，西安城牆的四個城角，只有西南城角為圓角，依然保留唐的遺跡，而其餘三個角都是方角，為明代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