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二體

劉知幾通過對古往今來史籍源流的考察，認為大體上不出六家範圍。《六家》篇說：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

一曰 《尚書》 家；

二曰 《春秋》 家；

三曰 《左傳》 家；

四曰 《國語》 家；

五曰 《史記》 家；

六曰 《漢書》 家。

這裡劉知幾所謂“六家”之論，與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所謂“六家”的涵義是不同的。劉知幾的“六家”論，是要區分史籍類別，追溯史籍源流；而司馬談的“六家”論，則是論述學術發展大勢，是論學本源流。因此，二者“家”的內涵是不相同的。

就劉知幾“六家”論的具體內容而言，其中的《尚書》家與《春秋》家，劉知幾借用《禮記·經解》的話，認為前者旨在“疏通知遠”，後者要在“屬辭比事”；《左傳》家和《國語》家旨在述說經義，《國語》家是於《左傳》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別說”，以釋經義；《史記》家“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創立了紀傳體；《漢書》家的特點是言簡意賅，包舉一代，成為後世正史範本。

劉知幾從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說，這“六家”應該說是綜合了史書體裁和史書內容而言的。而當他純粹從史書的外部形態即史書體裁來論說時，又提出了“二體”說。

《六家》篇通過對六種史體的具體論述后，進而總結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舊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這就是說，“六家”當中，真正流傳於世者，唯有左氏及《漢書》二家，而這裡的“二家”，則顯然是指《左傳》之編年體和《漢書》之紀傳體，是純粹就史書體裁而言的。

不過，關於“二體”的代表著作，《二體》篇有一處說法與《六家》篇的說法是不一樣的，《二體》篇說：“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這裡的“二體”是指以《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和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認為二書史體的創立，標誌著史書編纂體裁的完備。我們說紀傳體是以《史記》為代表還是以《漢書》為代表，其內涵是不同的，《史記》的紀傳體是通史紀傳，而《漢書》的紀傳體是斷代紀傳。如果綜合《史通》一書所反映的劉知幾的歷史編纂思想來看，他所說的“二體”，應該是指編年體和斷代紀傳體，因為一方面《二體》篇又說漢代以後的史書編纂是“班、荀二體，角力相爭，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這裡已經說得很明確，史書編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漢書》為代表的斷代紀傳和荀悅《漢紀》為代表的編年體。這裡以荀悅《漢紀》為編年體的代表，無改於《左傳》編年體的性質；而《漢書》為代表的紀傳體則強調的是斷代。另一方面從《史通》關於通史紀傳與斷代紀傳的評價可知，劉知幾是崇尚斷代紀傳，而不主張通史紀傳的做法的。《六家》篇說，通史紀傳“疆域遼闊，年月遐長……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採錄之煩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漢書》的斷代紀傳，“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賅密，故學者易討，易為其功；自邇迄今，無改斯道”，故而便於做，也容易做好。劉知幾的說法，其實也是漢晉史學發展真實情況的一種反映。

當然，劉知幾也看到了史之“家”、“體”還存在著一個流變的問題，《雜述》篇說：“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

劉知幾認為，史書之“六家”、“二體”在演變過程中，到了近古，主要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出現了“十流”。劉知幾關於史籍的分類，還有正史、雜史之分，他視“六家”、“二體”為正史，而對於近古史書“十流”的出現，他一方面認為這是“斯道漸煩”的表現，將它們歸於“雜史”類；另一方面又能用變易的眼光來看待史體的變化，能夠將史書之“家”、“類”與“流”相結合來觀察史學的演變，這是其通識意識的一種體現。

劉知幾提出的“六家二體”說，得到了後代不少學者的認可。如清代學者浦起龍在所著《史通通釋舉要》中就說：“《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

我們認為，劉知幾的“六家二體”說，不失為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一家言”。

第一，劉知幾以“六家”、“二體”來總結隋唐以前史書體裁體例，難免過於武斷、絕對化，因為這“六家”、“二體”並不能涵蓋史體之大全。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六家”、“二體”確實是這一時期史書的主要體裁或流派，這種分類基本上符合這一時期歷史編纂學發展的實際情況。

第二，從“六家”到“二體”，從“六家二體”到“十流”，它集中反映了劉知幾的歷史通識、通變思想。

劉知幾認為，隨著“時移世異”，一些史體會被廢棄，而一些新的流派又會產生，《尚書》等四家的廢棄和近古“十流”的產生，便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劉知幾以“家”論史，其“六家”之論蘊含了一個重要思想，那就是認為經史同源。

在劉知幾看來，《尚書》既是經學之源，“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史通·斷限》。又是史學之源，《史記》、《漢書》就是從《尚書》、《春秋》那裡發展而來的，“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燕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史通·編次》）。劉知幾認為，《尚書》家的記言和《春秋》家的系年記事這些古老的史書編寫方法，到了司馬遷時，已經注意按類區分和記述史書的內容了，正是通過他的“錯綜成篇，區分類聚”，從而創立了紀傳體這種新的史書編纂方法。這裡一個“類”字，充分體現了古代歷史編纂學的發展，也是經史分途的重要標誌，它表明史學已經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成為與經學并行的學科。

毫無疑問，視《尚書》與《春秋》為史家之一流派，這是劉知幾的創舉，他不但體現了劉知幾的理論勇氣和實事求是的治學思想，而且對後世經史關係理論的深入探討有著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