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泛神論者

三個泛神論者

《三個泛神論者》最初發表於1920年1月5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后收入《女神》(1921)。《女神》在中國新詩史上的影響巨大,自不待言,以至於聞一多先生說:“若論新詩,郭沫若的詩才配稱新詩呢”(《女神之時代精神》)。

郭沫若一生的思想前後有很大的變化,早期則十分駁雜:“郭氏在日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政治思想的熏陶,受到了斯賓諾莎尼采、泰戈爾、達爾文、克羅齊、歌德惠特曼、列寧等人著作的影響,形成了以泛神論和革命民主主義為核心的世界觀。”(陸耀東《中國新詩史》第一卷,229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朱自清先生也曾說郭氏的詩中“有兩樣東西,都是傳統里沒有的:——不但詩里沒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無論是陸耀東先生說的“泛神論和革命民主主義”,還是朱先生說的“泛神論”和“動的反抗的精神”在《三個泛神論者》這首詩里都有充分的表現。

作品信息


名稱:《三個泛神論者》

作品原文


三個泛神論者
我愛我國的莊子,
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
我愛荷蘭的Spinoza,
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磨鏡片吃飯的人。
我愛印度的Kabir,
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
因為我愛他是靠編魚網吃飯的人。

作品賞析


泛神論(Pantheism),在東、西方都有古老的傳統,東方以印度思想為代表,西方以古希臘思想為代表,派別極多,難以一一述及。它們的共同性在於,認為宇宙(或自然)、萬物(表相),與惟一的神(本體)具有同一性;不同的是“神”的觀念,如謂神即自然、神即絕對精神、神即理性等等。泛神論在十六、十七世紀有廣泛的影響,《三個泛神論者》所列舉的印度詩人Kabir(加皮爾,1440-1518)、荷蘭哲學家Spinoza(斯賓諾莎,1632-1677)皆為泛神論者,尤其斯賓諾莎是近代泛神論思想的代表人物,影響巨大。至於我國的莊子是否可稱為泛神論者?還有可探討之處,老莊之言“道”,似乎並不同於西方和印度的“神”,“道”更傾向於“自然”本身。中國人自然崇拜的傾向是有的,但“自然崇拜”是否就意謂著將“自然”視為“神”則不一定,最起碼也跟其它文化中的“神”的觀念是有很大不同的。當然這不是探討的主要問題。由於“泛神論”之“神”不是凌架於世界之上,而是存在於世界之內,它對於反對中世紀正統神學曾起過積極作用,因而有利於現代民主思想。比如,斯賓諾莎就曾因為與正統神學思想的衝突,而於1656年7月被猶太人公會永遠革除教籍,搬到阿姆斯特丹南邊的一個村莊里,靠磨製光學鏡片維持生活。青年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受其影響,勢為必然,因為浪漫主義表現自我、崇尚自然的思想與泛神論有內在的一致性。但是,對郭沫若來說,“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其中,更多的不是對“神”的敬服,而是神化的“自我”。
泛神論也好、民主思想也好、反抗精神也罷,出現在郭氏詩中都可說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影響所致,並不為大家所驚奇。驚奇的是這首詩的藝術表現方式,它的純粹的口語和民間性。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中國詩歌爆發了一場“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的大爭論。在這個背景下來看郭氏的作品,忽然感覺到時光並沒有像大家所熟知的那樣快速地流逝,遑論所謂時代的“進步”。“靠打草鞋吃飯的人”、“靠磨鏡片吃飯的人”、“靠編魚網吃飯的人”:還有比這更口語化的詩嗎?而且它是這麼的自然,比今天的許多口語詩更像口語;還有比這更具有民間精神的詩嗎?詩人列舉的三位哲學家或詩人,用今天的話說都是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但他們都不介意用自己勞動的雙手來獲得生存的權利,所以詩人用一個最樸素的“愛”字來表達自己的敬意。
三個泛神論者
三個泛神論者
詩人這種藝術上的選擇,又是跟他的泛神論思想有關的,後者正是其藝術的根柢。而這也是整本《女神》的最迷人之處。

作者簡介


郭沫若,男,漢族,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文學家、社會活動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開貞,四川樂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後接受斯賓諾沙、泰戈爾、惠特曼等人思想,決心棄醫從文。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組織“創造社”,積極從事新文學運動。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詩集《女神》擺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充分反映了“五四”時代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上開一代詩風,是當代最優秀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作。1923年後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文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蔣介石清黨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1928年2月因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流亡日本,埋頭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學術著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回國,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46年後,站在民主運動前列,成為國民黨統治區文化界的革命旗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歷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1958年5月,為了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加速培養國防建設和尖端科學技術方面急需的專門人才,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聯合部分著名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由中國科學院創辦一所新型大學的建議。建議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批准。同年9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北京正式成立,國務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長。此後,郭沫若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長達20年,顯示出淵博的知識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領導下,科學院貫徹“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的辦校方針,實施科研與教育一體化政策,充分發揮科學院各研究所師資力量雄厚、科研設備優良的優勢,全力支持科大建設;確立了教學與科研、科學與技術、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辦學原則,倡導了“勤奮學習,紅專並進,理實交融”的優良校風,建立了培養新興、邊緣、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體制,形成了開明開放、兼容不同學派的民主學術氛圍,這些都在中國科大以後的辦學實踐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為學校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科大於建校30周年之際,在東區校園樹立郭沫若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