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早年（1844—1869）尼採在1844年10月15日生於接近萊比錫的洛肯小鎮，當時那裡隸屬普魯士的薩克森管轄。

威廉四世國王，這個巧合被他的父母視為是一個好預兆，不過後來尼采放棄了「威廉」這個名字。尼採的父親卡爾·路德維希（1813-1849）是路德教派的牧師和教師，母親是法蘭齊斯卡娜·奧勒爾（1826-1897），雙親在1843年結婚。他的妹妹伊麗莎白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維希·約瑟夫則在1848年出生。尼採的父親因腦軟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兩年後他的弟弟也去世了。

1850年尼采全家搬遷到薩勒（Saale）河畔的瑙堡(Naumburg)，與尼採的祖母和父親的兩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於他的母親終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幾乎在一個充滿女性的環境中成長。在祖母於1856年去世，尼采全家搬了出來。尼采就讀了一間私立的男子學校，在那裡他認識了來自顯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魯格和威廉·皮德爾，與他們結為至交。這時的尼采希望以父親為榜樣也成為一名牧師，因此他時常給夥伴們朗誦聖經里某些章節，為此他獲得了小牧師的稱謂。他也認識一些當地的音樂家，開始了他對音樂的愛好。

14歲時他進入普夫達(Pforta)中學，課程以古典教育為主，且以訓練嚴格出名，這一開始讓尼采很不適應。尼採在學校里也認識了保羅·杜森（Paul Deussen）和卡爾·馮·格爾斯多夫。尼採在這段時間也專註於撰寫詩賦和音樂。在普夫達中學里尼采接受了希臘和羅馬古文學的訓練，這也是他首次接觸到與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環境。

於1864年畢業后，尼采進入了波恩大學，開始對神學和古典哲學進行研究。在經過一個學期的研究后（也是出於對他母親的不滿）尼采失去了對基督教的信念，停止了對宗教的研究。造成尼采轉變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閱讀了神學家戴維·史特勞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耶穌的生平》一書，這對當時年輕的尼采產生極大震撼。尼采接著將心力放在研究哲學上，接受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爾（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指導，並且在來年追隨他前往萊比錫大學就讀。在那裡他也認識了後來成為古典學家的同學歐文·羅德，並且發表了第一份文字學的研究。

在1865年尼采研讀了許多阿瑟·叔本華的著作，並在1866年讀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所著的《唯物主義之歷史》一書。他很快便迷上兩本書里的哲學觀，這促使他將他的研究領域擴展至文字學以外，並且決定繼續深入學習。

尼采於是繼續他的研究，在他研究告一段落的那一年他也認識了理察·華格納。

（1869—1879）

在里奇爾教授的幫助下，尼採得以輕易獲得巴塞爾大學提供的古典哲學教授職位，而無需先取得博士學位或教學的證書。在搬至巴塞爾后，尼采宣布放棄他的普魯士公民權，從此保持無國籍人士的身分一直到去世。儘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加入普魯士軍隊，擔任醫護兵職務。短暫的軍旅生涯帶給他極大的震撼，讓他見識到了戰爭帶來的毀滅。在從軍期間他也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在1870年回到巴塞爾後，尼采以一個旁觀者的身分見證了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以及接下來奧托·馮·俾斯麥執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馬與古典哲學」作為他教授教職演說的主題。在大學里他認識了神學教授弗朗茨·奧韋爾貝克，兩人從此成為終身至交。尼采也認識了默默無名的俄國哲學家Afrikan Spir以及他的同事—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尼采還經常前往聆聽布克哈特的授課，兩人對尼采都產生極大影響。尼采也一直與在萊比錫認識的理察·華格納和他的妻子柯西瑪保持聯繫，尼采相當欣賞華格納夫妻，經常前往華格納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訪。華格納夫妻將尼采引入他們的社交圈子，還邀請他一同出席拜羅伊特節日劇院的開幕演奏。在1870年他還將《悲劇的誕生》一書的手稿送給柯西瑪作為生日禮物。尼採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劇的誕生》一書。然而，其它的古典哲學教授包括了里奇爾在內都對尼採的新書不感興趣，因為尼採在這本書里放棄了精確的文字學研究方式，而是改采哲學的演繹方式進行論述。另一名文字學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則發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進一步敗壞了這本書的聲譽。尼采青年時期的好友歐文·羅德（這時已在基爾擔任教授）以及華格納則挺身替他辯護。尼采坦承了他在哲學界被孤立的處境，並試圖在巴塞爾大學取得哲學教授的職位，雖然最後並沒有成功。在1873年至1876年之間，尼采陸續發表了四篇長篇論文：《戴維·史特勞斯：自白者和作家》《歷史對生命的利與弊《教育家叔本華》和《理察·華格納在拜魯特》（這四篇論文後來被收錄以《不合時宜的考察》為名出版）。四篇論文都帶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納了叔本華和華格納的思想，挑戰當時正快速發展中的德國文化。從1873年開始尼采也陸續撰寫一些短文，這些短文在他死後以《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為名出版。在這段時間裡尼采活躍於華格納的社交圈中，認識了瑪畢達·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漢斯·馮·彪羅，也認識了保羅·瑞（Paul Rée），雷在1876年對於尼采產生極大影響，使他脫離了早期著作中的悲觀寫作風格。然而，1876年的拜魯特音樂會卻使尼采大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眾的粗俗反應所震怒，從此開始與華格納保持距離。

尼采接著在1878年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一書，以格言方式討論從形而上學到宗教乃至於性別等各種議題，也是在這本書里尼采明確的拋棄了華格納和叔本華的哲學。尼采與歐文·羅德等人的交誼也在這時開始冷淡。尼採在這段時期一直在尋找合適的婚姻對象，但卻始終沒有著落。在1879年，經過長期的健康衰退後，尼采不得不辭去他在巴塞爾的教授職位（自從幼年時期開始尼采便一直為許多長年疾病所苦，嚴重的近視使他近乎喪失視力、偏頭痛的疾病、以及劇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車禍加上1870年的一場大病也進一步惡化了他的健康狀況，迫使他在巴塞爾任教期間必須申請越來越長的病假，直到正常的教學活動完全中斷為止）。

（1879—1888）

由於飽受疾病煎熬，尼采開始四處旅遊以尋找氣候較為理想的地區定居，從此一直到1889年為止以私人身分游遍了許多城市。他在瑞士的格勞邦頓州地區度過了好幾年的夏天，並在義大利的熱那亞、杜林以及法國的尼斯等地度過許多年的冬天。

在1881年當法國佔領突尼西亞時，他曾計劃前往突尼西亞以觀賞從非洲眺望歐洲大陸的風景，但後來打消了這個主意（或許是因為健康原因）。尼采偶爾會返回瑙堡探望他的親人，在這段時期尼采與他的妹妹也經常爆發爭執、但通常到最後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從巴塞爾大學獲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獲得一些朋友的資助。曾是尼采學生的彼得·加斯特（Reter Gast）也自願擔任尼採的個人秘書。直到尼採去世為止弗朗茨·奧韋爾貝克和彼得·加斯特兩人始終與尼采保持緊密關係。即使已經脫離了華格納的圈子，瑪畢達·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著類似母親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開始與音樂評論家Carl Fuchs接觸。這段時期是尼采創作的黃金時期，從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書開始，尼採在接下來每年都會出版一本書（或是一本文集）直到1888年為止，在最後一年裡尼采完成了五本書。

在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樂的科學》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過瑪畢達·莫森布和保羅·瑞認識了女作家路·莎樂美（Lou Salomé）。尼采和莎樂美在圖林根一同度過了夏天，妹妹伊麗莎白也經常陪伴他們。尼采最後深深愛上了莎樂美，在保羅·瑞的協助下開始追求她，但當尼采向她求婚時，莎樂美拒絕了他。尼采與莎樂美和雷兩人的親密關係最終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麗莎白的從中阻撓和離間。在失戀的痛苦下尼採的病情再度複發，他與母親與妹妹的關係也由於莎樂美而幾近破裂，更數度萌起自殺的念頭。尼采接著躲至了義大利的利古里亞，在那裡他寫下了第一部分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僅花了十天的時間。

在徹底切斷他與叔本華的哲學聯繫、以及與華格納的友誼后，尼採的朋友所剩無幾。他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風格之獨特使他更被當時的主流所疏離，著作的賣出量也少得可憐。尼采對此無動於衷，繼續保持他孤獨的生活，儘管他經常對此抱怨。尼採的書籍都是自費出版，且大多僅賣出幾百本，最多也不到兩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了40本《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只將其分送給他的親密朋友們閱讀。

在1886年尼采與他的助理編輯Ernst Schmeitzner斷絕合作關係，對其抱持的反猶太思想感到厭惡。尼采寫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猶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將他與那些「應該被所有理智人類所瞧不起的活動」連結在一起。他接著自費出版了《善惡的彼岸》，並在1886-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幾本著作（《悲劇的誕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樂的科學》），附上了新的引言，重新解釋了這些早期的著作。這時尼采認為他的著作已經大致告成，並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讀者群。事實上，對於尼采思想的興趣在這段時期的確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並沒有發現。也是在這些年裡尼采認識了作家卡爾·史比德勒（Carl Spitteler）等人。1886年尼採的妹妹伊麗莎白與一名反猶太主義者結婚，並前往巴拉圭企圖創建一個純種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們的計劃則被尼采大肆嘲笑。長年下來尼采與伊麗莎白兄妹兩人一直衝突不斷，最後大多是以和解告終，但這次的分裂則要到尼采發瘋后兩人才得以再次團聚了。這時尼採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使得他根本無法進行一些較長期的寫作計劃。在1887年尼采發表了《道德譜系學》一書，引發了相當的爭議。在這幾年裡尼采持續接觸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響。他也與依波利特·阿道爾夫·丹納保持書信聯繫，後來也認識了丹麥文學家布蘭德斯（Georg Brandes）。

在1870年代以講授克爾凱郭爾哲學思想為主的布蘭德斯曾邀請尼采前去一同研讀克爾凱郭爾的作品，尼採在回信中承諾會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訪他，但在他來得及實現這個承諾前自己便已經被病魔纏身了。

在1888年初布蘭德斯於哥本哈根大學首次正式講授尼採的哲學思想，不過這已是他發瘋前夕了。

雖然尼採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惡的彼岸》的結語中）他會著手撰寫一本名為《權力意志》的新書，他最後放棄了這個計劃，並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彙編了另外兩本著作：《偶像的黃昏》與《反基督》（兩本書都在1888年完成）。

這時尼採的健康狀況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寫作精力。當年秋季的著作和書信中顯示他已經開始對自己的地位和「命運」抱持更高的期望，他開始高估社會上對於他的著作的名聲和肯定，尤其是在當時引起相當爭議的《華格納事件》一書。在完成《偶像的黃昏》與《反基督》兩本書後，尼採在他44歲生日時決定替自己寫下一本自傳《瞧！這個人》，尼採在這本自傳中希望讀者認識到自己獨特的一面：「聽我說啊！我是這樣獨特而又這樣傑出的一個人。不要把我與任何其它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譯本）在12月，尼采開始與劇作家奧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通信，由於覺得自己的作品在國際上缺乏重視，尼采向一些之前的出版商買回自己作品的版權，企圖將它們翻至其它的歐洲語言在國外出版。除此之外他還開始撰寫《尼采反對華格納》一書。

（1889—1900）

在1889年1月3日，尼采開始顯露出一些精神狀況不穩的徵兆。有一天在義大利都靈街上引起公眾騷動后，尼采被義大利警方帶回。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至今已無從得知，經常流傳的一種說法是尼採在卡羅·阿爾伯托廣場看見一匹馬被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難的兄弟啊！”，接著便癱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看見馬匹遭到鞭打的場景。尼采還曾稱讚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唯一一個讓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學家」）。

在接下來幾天里尼采寄出了幾封簡訊給他的幾名朋友（包括了布克哈特以及華格納的妻子柯西瑪在內）—這些信被稱為"Wahnbriefe"（「發瘋的信件」）。

在給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寫道：「我已經被該亞法（新約聖經中陷害耶穌基督的祭司）套上腳鐐了。去年我還被那些德國醫師長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麥、還有那些反猶太主義者都被廢止吧！」

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採的信拿給奧韋爾貝克閱讀，隔天奧韋爾貝克也從尼采那接獲了一封類似的信，他們決定必須想辦法把尼采帶回巴塞爾。很快的奧韋爾貝克趕赴都靈將尼采護送回巴塞爾的一間精神病診所，在那時尼采顯然已經完全發瘋了，尼採的母親決定將他轉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醫師Otto Binswanger的治療。

從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間Julius Langbehn也企圖治療尼采，他批評主治醫師的方式對於尼採的情況並無法發揮效果。Langbehn對於尼採的控制似乎越來越深入，直到後來他抱持的不良動機被揭發才被驅離。

在1890年初尼採的母親將他從精神病醫院帶回紐倫堡的家中療養，在這段期間奧韋爾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討論了要如何處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採的《偶像的黃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計劃出版，他們並在2月下單印刷50份《尼采反對華格納》的拷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奧韋爾貝克和加斯特決定暫停《反基督》以及《瞧！這個人》的出版，因為這兩本書包含更為激進的道德理論。這時尼採的名聲開始了第一波的復甦。在尼采精神崩潰后，原先的助手彼得·加斯特開始進行「修正」尼采文稿的工作，而沒有經過尼採的認可。這一系列的竄改在今天被研究尼採的學者們嚴厲批評。

在1893年尼採的妹妹伊麗莎白從巴拉圭返回德國，殖民地計劃以徹底失敗告終，她的丈夫還在那裡自殺了。回到德國后，伊麗莎白開始閱讀尼採的著作，並且一步接著一步的控制了這些著作以及它們的出版。奧韋爾貝克最後被伊麗莎白驅離，但彼得·加斯特則選擇和她合作。

在母親於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了魏瑪，由伊麗莎白負責照顧他，伊麗莎白也允許一些包括魯道夫·斯坦納在內的訪客前來探望已經無法與人正常溝通的尼采。

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於肺炎，伊麗莎白將他與父親的墳墓並列安葬。在尼采死後不久，妹妹伊麗莎白將他留下的一些筆記整理為《權力意志》一書出版。

家庭成員

社會交往

1875年10月，結識瑪爾維達·馮·梅森布格，后成為好友。1890年5月母親護送尼採回瑙姆堡。1897年4月20日尼采母親去世。妹妹伊麗莎白將尼采遷移到魏瑪。

生命意志

對尼采來說，哲學思索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學思索。尼採在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悲劇的誕生》中，就已開始了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儘管物質財富日益增多，人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機械模式壓抑人的個性，使人們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創造文化的衝動，現代文化顯得如此頹廢，這是現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縮。尼采指出，要醫治現代疾病，必須恢復人的生命本能，並賦予它一個新的靈魂，對人生意義做出新的解釋。他從叔本華那裡受到啟示，也指出世界的本體是生命意志。

批判傳統道德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傳統的基督教道德和現代理性。在認識論上，尼采是極端的反理性主義者，他對任何理性哲學都進行了最徹底的批判。他認為，歐洲人兩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創造物，附屬物。人生的價值，人的一切都寄託於上帝。雖然自啟蒙運動以來，上帝存在的基礎已開始瓦解，但是由於沒有新的信仰，人們還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採的一句名言“一聲斷喝——上帝死了”——是對上帝的無情無畏的批判。他借狂人之口說，自己是殺死上帝的兇手，指出上帝是該殺的。基督教倫理約束人的心靈，使人的本能受到壓抑，要使人獲得自由，必須殺死上帝。尼采認為，基督教的衰落有其歷史必然性，它從被壓迫者的宗教，轉化為統治者壓迫者的宗教，它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殺死了作為神的上帝，又迎來了資本的上帝，資本化身的上帝。

尼采認為，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上，人們獲得了空前的機會，必須建立新的價值觀，以人的意志為中心的價值觀。為此，要對傳統道德價值進行清算，傳統的道德觀念是上帝的最後掩體，他深深的滲透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腐蝕人們的心靈。尼采自稱是非道德主義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西方的傳統道德所崇尚的美德。

批判現代理性

尼采對現代理性也持批判態度。他首先拿具有理性的哲學家開刀，他指出：哲學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歷史感，幾千年來，凡是經哲學家處理的一切都變成了概念木乃伊。理性所起的作用無非是把流動的歷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恆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現實。結果是扼殺了事物的生滅變化過程，扼殺了生命。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了偶然性的，動蕩不定的，從而無法捉摸的世界。實況是沒有的，一切都是流動的，抓不住的，躲閃的。哲學家的第二個特性是“拒絕感官的證據”，顛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感性證據是真實的，可信的，只是對它們加工時才塞進了謊言。哲學家的第三個特性是混淆始末，他們否認生長過程，進化過程。哲學家的第四個特性是運用語言中的“理性”強制人們犯錯誤。“是”與“存在”混為一談，弄假成真，弄真成假，矇騙無知的人們。他認為，從蘇格拉底到現代人都狂熱的訴諸理性，是很荒謬的。人類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給人帶來自由和幸福；然而結果恰恰相反，理性處處與人的本能為敵，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批判理性帶來的謬誤是正確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的存在，理性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理性是人類進步的標誌，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碩果。歷史上一些傑出的哲學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理性本身沒有錯，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沒有理性，人類就不能正確的認識世界，認識真理。沒有理性，人類將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強力意志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學，將生命意志置於理性之上的哲學，非理性的哲學。作為對理性提出了挑戰，他提出了強力意志說。用強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傳統形而上學的地位。強力意志說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強力意志不是世俗的權勢，它是一種本能的，自發的，非理性的力量。它決定生命的本質，決定著人生的意義。尼采比較了強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靜，精確，邏輯，生硬，節慾；強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慾望，狂放，活躍，爭鬥。強力意志源於生命，歸於生命，它就是現實的人生。人生雖然短暫，只要具有強力意志，創造意志，成為精神上的強者，就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強力意志作為最高的價值尺度，一方面肯定了人生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為人世間的不平等作了辯護。在尼采看來，人類與自然的生命一樣，都有強弱之分，強者總是少數，弱者是多數。歷史與文化是少數強者創造的，他們理所當然的統治弱者。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級制度，肯定了人的等級制度。

尼采提出他的超人哲學，關於建構理想人生的哲學。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徵，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標和人生境界。尼采對現代人，現代生活感到很失望，他夢想改善人，造就新的人，即是超人。超人不是具體的人，是一個虛幻的形象。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閃電那樣的氣勢和風格。超人還沒有現實的存在，它是未來人的理想形象；超人給現實的人生提出了價值目標；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指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義。其喻義是說，超人是對天國的否定，是對上帝的替代。

尼採的唯意志論哲學價值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尼采繼承了啟蒙運動的精髓，反映了現代意識的覺醒。對人生價值的積極肯定，引發了人們對人生意義人生價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對工具理性和工業文明的否定性批判，開啟了現代非理性主義思潮。另一方面，對理性的批判，對傳統的否定也存在著片面性，這正是後現代主義欣賞的一面。

尼採的哲學觀最重要的一點是哲學的使命就是要關注人生，給生命一種解釋，給生命的意義一種解釋，探討生命的 意義問題。這與尼采所讀叔本華的著作有一定關係。還有一點看法，尼采指出哲學是非政治的，哲學和政治是兩回事。所以尼采對哲學的看法，第一是對生命，關注人生，第二非政治的，第三非學術的。哲學不是純學術。尼采對傳統哲學進行批判，關鍵在於沒有關注人生。傳統哲學造成的後果是虛無主義。現象背後是沒有本質的。

虛無主義

尼采自稱為“歐洲最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但他的學說脈絡可說是沿著超脫虛無主義而來。尼采認為所謂價值、觀念、真理都僅僅是人為的解釋，世界本身並沒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終極的價值或意義。虛無主義否定了一切目的性，尼采認為柏拉圖描述的理性世界（理想國家）、基督教所說的天國、世界擁有必然的道德秩序等都只是人類的產物，並無終極的客觀性。尼采以“上帝已死”作為虛無主義來臨的象徵，這也成為後來許多存在主義哲學家，如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等人的哲學起點。尼采認為虛無主義有兩種：消極、病態的虛無主義和積極的虛無主義。消極的虛無主義有柏拉圖主義、基督教、和叔本華的哲學等。積極的虛無主義則是將失去終極價值的危機視為能夠創立新價值的契機。尼采相信，即使虛無主義來臨，人們也能借著價值重估重建新價值，以獲得生存下去的理由。尼采也強調，若人們要成為自由精神，就有必要革除對某種確定永恆價值的渴望。因為“對於某種無條件的肯定和否定的需要，乃是一種產生於脆弱的需要” 。

藝術救贖

尼采提出以藝術作為面對痛苦與荒謬的依藉。他提倡以酒神精神，簡單的說，即審美的角度來看待人生的境遇。這不是教人沉迷於幻象中，而是要讓人們更有勇氣與力量來面對自己的生命。因此，尼采理想中的是一種悲劇式的人生觀。他認為悲劇的精神不在於肯定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秩序（在悲劇中有德者反而往往受命運的折磨），而是身處命運中所能激發出的力量。

悲劇審美所能達到的境界即是“愛命運”、尼采視之為一個偉大人格的必須條件，“我認為人類所有具有的偉大天性，是對命運的熱愛。無論未來過去或永遠，都不應該奢望改變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須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並且沒有理由隱瞞它——你必須愛這項真理……”。愛命運是對自身命運的肯定，甚至可以不願意現況的任何改變。而永恆輪迴更是這種精神力量的試金石。尼采顯然認為憑著人的意志就能達到這種境界，這使得他的哲學帶著某種唯意志論的傾向。

尼采對向來被視為負面的痛苦有相當高的評價，他厭惡像功利主義那樣僅追求最大快樂值的價值觀，“所有這種以快樂和痛苦、也就是根據附帶和衍生現象做為衡量事情價值的思考模式，都是膚淺的思考模式和天真行為，任何明暸創造力和藝術家良心的人都會嘲笑的看輕它”。他認為痛苦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痛苦使得人們更有智慧及力量。

美學思想

尼采認為美不能獨立於人的判斷而單獨存在，美也是人類的產物。同時尼采也認為力與美是一體兩面的事，“力變的柔和並下降到可見之處，那種下降我稱之為美”。力量充沛與否也可用在對人的美醜判斷上，力量衰弱意味著軟弱、貧乏、無能，所以他說：“沒有什麼比衰退的人更丑的了。”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將美區分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的是非理性的狂喜狀態，可稱為“醉”的狀態；日神精神則是沉靜、節制，可用“夢”的狀態來形容。到了《偶像的黃昏》，尼采又改變他的解釋：“兩者都被理解為醉的類型”，而“醉的本質是力量的增加與充滿之感”，尼采認為真正的藝術可以使觀眾感受到當初藝術家創作時力量充盈的狀態（即醉感），“藝術品的作用在於激起創造狀態，激發醉境”。

尼採在美學上另一項理論即是將藝術和生理結合起來：“美學只是一種應用生理學。”，因為他認為“一個人在藝術構思中消耗的力和在性行為中消耗的力是同一種力。”“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性慾及最精神性的創造。”而藝術家是性慾旺盛的一群人，“藝術家按照其性質來說恐怕難免是好色之徒。”但他們卻曉得節制以儲存力量創作。尼採的美學思想及藝術救贖的觀念具體的呈現在他的人生取向上。他認為人在欣賞美的時候同時也會渴望成為美的東西，而他也相信人們也能夠將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能予人美感的藝術品，這也算一種藝術創作。“給人的個性一種‘風格’，這是一種稀少且崇高的藝術！”而這個過程能夠成為忍受這個世界醜陋部分的支柱之一：“人應該對自己感到滿意，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人的面目’完全忍受。”但風格並不能隨心所欲的塑造，尼采不相信人像薩特說的“存在先於本質”，而是已經被某種先天的本質決定，而人們應該順著自己的本質去發展。所以他說：“你的良知在對你說什麼？你要成為你自己。”

倫理批判

許多倫理都屬於平等主義，像基督教中強調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康德的倫理學中也賦予人都具有相同的尊嚴和價值，就連在功利主義那裡，在計算最大快樂值時，每個人的感覺都被納入同等的考量。但尼采極力反對這種觀念，他認為每個人的心性素質都是不同的，“人並不平等，他們也不會變平等！”鼓吹人人平等更無正當性，因為這種概念有礙於人整體素質的提升，他形容“平等的說教者”是“毒蜘蛛”。普遍主義也是常見的倫理觀念，其基本概念為：一道德律應該被推廣到所有人身上。尼采則認為每個人的素質、性格都不相同，對應的道德義務也該有所差別，“對高等人是營養和愉悅的東西，對非常不同的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藥。一般人的德性對哲學家也許意味著惡習與弱點”。他進一步闡述每個行為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這麼做’就是還沒有對自知邁出五步。則的話他就會知道根本沒有，也不能有一樣的行動。”

尼采並不認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個人本質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經是以及將會是的命定性分開”。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當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說自因是：“目前為止被人想出來最佳的自相矛盾。”那當初為什麼會有自由意志這種理論的出現？尼採的回答是：“人被認為是自由的以便他們可以被判斷或懲罰。”一般而言惡往往被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東西，但尼采認為惡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它有刺激人類的功效：“所謂善就是能保護人類的，所謂惡就是不利於人類的。但事實上，惡的刺激所帶給人類相當程度之事當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維護上，其影響是和善一樣的—只是它們的作用不同罷了。”尼採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項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隸道德說，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隸道德的成分。尼采認為道德的起源是當弱者被強者欺凌時，便運用他們的精神力量，製造出良心譴責、善惡等來抵制強者的進犯。奴隸道德通常帶著怨恨及衍生而來的反動心態。例如企圖將具有創造力量的強者的價值拉平，而將他們的特性，轉換為成具倫理意義的“惡”；自己身上軟弱的性質，轉換成“善”等。尼采因為根本不相信有先於人存在的道德來源，所以以奴隸道德來質疑傳統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來源的正當性。

政治態度

尼采對國家是頗有微詞的，他也自稱為“最後一個反政治的德國人”，“國家……在那裡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殺被稱為‘生活’”。他對其母國—德國在普法戰爭后呈現的那種自大、德國至上的氣氛尤為不滿，“德意志所到之處，就敗壞了那裡的文化”。他的批評主要是建立於他對文化的關心上：“文化與國家……是對立的……所有偉大的文化時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時代：凡是在文化上是偉大的永遠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較欣賞普法戰爭中戰敗的法國而不是德國的原因就在於此。尼采反對那種標榜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他視之為“小政治”（klinenpolitik），相對於此，尼采期盼的是關心以那個等級的人領導國家的“大政治”（groβerpolitik），“搞小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下個世紀將會為我們帶來為支配地球而產生的戰爭—搞大政治的衝動”。

尼采再三強調人的等級之分，這些想法可謂他倫理思想的寫照。因此他也反對民主政治，尼采認為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運動是基督教運動的繼承人”。這背後又有弱者想把強者的價值也拉平的心態作祟。

但尼采對社會主義也無好感，因為他在其中發現太多報復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誰？社會主義的暴民，他們是下等人們的使徒，他們損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對其渺小生存滿足感，他們使工人嫉妒、教他們復仇。”

尼采曾在《反基督》一書中，粗略的道出他所認為理想的社會制度。他把社會階級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創造價值，由他們擔任統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堅強的人，他們聽命於第一階級，負責維護社會秩序及執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數的平庸大眾，滿足於他們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強調對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而言這三種階級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贊成以強凌弱，他認為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應該的。“事實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於其上。例外的人應該對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同等級者更溫柔，這不是出自內心的禮貌—這根本是他的義務”，這種“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靈的羅馬凱撒”來形容。至於如何實行這種社會制度？尼采對於這個問題則沒有答覆。